延安育龄妇女出生缺陷KAP调查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陕西省延安市育龄妇女掌握出生缺陷和优生知识的水平、对此的态度和行为(KAP)以及对预防出生缺陷服务的相关需求及获取方式,从而为本市进一步提高出生缺陷服务质量、制定优生优育服务策略及出生缺陷干预措施的整体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法,于2015年11月至2017年1月在延安市13个区县中随机抽取4个区县共471名18~45岁准备妊娠及妊娠期妇女进行访谈及问卷式调查。结果延安市育龄妇女出生缺陷知识总体掌握程度欠缺,平均得分仅(8.00±2.22)分(13分制),其中40.3%不及格,26.3%良好,对"预防出生缺陷的叶酸增补方案"、"围孕妇女的个体化营养素补充"知晓度最低,回答正确频度分别仅为26.9%、5.0%。经比较分析发现高年龄、城市、受教育程度的增加、高收入、有妊娠史的妇女对相关知识点得分普遍高于低年龄、郊区和农村、低文化程度、低收入、初次妊娠妇女。态度方面,76.6%的育龄妇女经计划生育部门开展的宣传途径来获取优生相关知识,大部分育龄妇女对"优生优育"方面的知识表现出相对积极的态度。行为方面,接受过或有意愿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检查及孕期常规产检者分别占63.1%、75.8%和90.0%。对其中339名受孕妇女进行妊娠期不良因素调查发现,孕早期经常长时间用电脑及看电视者(每天累计超过4小时)占47.5%,怀孕前3个月丈夫未戒烟、戒酒者达到近50.0%左右。0.4mg叶酸服用率达到87.9%,从开始服用叶酸到现在坚持每天服用者占67.6%,而从怀孕前三个月开始并坚持每天服用者仅占25.4%;受教育程度越高,叶酸服用率也越高(P=0.021,OR=0.646),而有妊娠史的妇女对叶酸进行正确的增补频率较无妊娠史妇女反而变低(P=0.001,OR=2.760)。结论延安市育龄妇女出生缺陷相关知识掌握不够,但态度积极,有较大提高空间;影响出生缺陷的不良因素发生频率较高,叶酸服用不规范,应根据相关影响因素认真开展多种渠道的健康教育宣传,以提高育龄妇女预防出生缺陷知识的知晓率,有效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的风险。

全面两孩政策开放后高龄再生育临床问题分析

随着我国全面两孩政策的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宽松使得生育两孩夫妇中的高龄再生育者比例显著增高,由于高龄再生育人群结构复杂、疾病谱多元化的特征,极大程度地增加了母体妊娠风险并影响着子代的出生结局,本文针对高龄再生育的母婴健康以及随之而来的剖宫产率的变化、辅助生殖技术的需求及风险、产前诊断及筛查、妇幼保健服务能力等临床问题进行阐述。

基于中国五省市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探讨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于2017年5月至2018年6月基于中国五省市(北京市、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福建省)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共纳入976名20~40岁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特征,政策实施前后二孩生育意愿、性别倾向等生育意愿特征变量。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两孩政策实施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后整体二孩生育意愿上升了20.59%(31.76%vs 52.35%)。77.25%的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两个;62.26%的育龄妇女表示对二孩的性别没有倾向;50.09%育龄妇女预期的二孩生育间隔为3~5年。生育意愿亚组分析显示居住地和婚育状态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后生育意愿转变显著的影响因素(χ~2值分别为7.95和9.18,均P<0.05)。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25~29岁及30~34岁年龄组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20~24岁年龄组(OR:1.71,95%CI:1.11~2.62;OR:2.15,95%CI:1.37~3.60);城市和郊区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低于农村地区(OR:0.28,95%CI:0.18~0.44;OR:0.41,95%CI:0.24~0.70);随着教育水平和家庭月收入的增高,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其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OR值为0.45,95%CI:0.22~0.90,月收入≥12 000元OR值为0.61,95%CI:0.34~0.96;职业为农民和家庭主妇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较高(OR:3.28,95%CI:1.88~5.73;OR:1.77,95%CI:1.02~3.09)。结论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后,政策效应已初步显现;其中25~34岁、农村居民、中低收入水平、中低教育水平育龄妇女可能为二孩生育的主要人群。

全面两孩政策下产科门诊服务现状调查

目的了解全面两孩政策下助产机构应对高危妊娠的现状,为政府出台应对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于2017年2月至5月,调查2014—2016年陕西省延安市所有各级助产机构(共28家)从事妇产科服务的临床人员情况、分娩量、高危孕妇门诊量,各助产机构二胎门诊、遗传咨询门诊、高危孕妇门诊、孕前优生健康门诊开设情况及孕期化验检查、产前筛查和诊断的开展情况。结果全面两孩政策开放后,2016年延安市各级助产机构年分娩量、高危孕妇门诊量明显增加,同比2015年份分别增长10. 3、23. 0个百分点,高危孕妇门诊量增长更为显著,以一级、三级机构为主。延安市助产机构产科专科人员学历以大专学历为主,占49. 1%,有一半以上为初级及以下职称,占60. 0%。各级助产机构中仅有4家开设二胎门诊,5家开设遗传门诊,23家助产机构开设有高危孕妇门诊,21家助产机构可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各级(一、二、三级)助产机构孕期化验检查能力量化结果依次为5. 8分、5. 7分、7. 5分(10分制),其中部分一、二级机构不能进行一般化验检查项目(如糖尿病筛查化验)且产前筛查项目能力较弱,全市各助产机构均不具备产前诊断能力。结论陕西省延安市孕前及孕期服务能力不能满足逐渐增加的高危孕妇需求量,三级机构需加强二胎门诊、遗传咨询门诊的开设和产前诊断项目的开展,二级及一级助产机构除了加强各类门诊的开设外,更要完善孕期一般化验检查项目和产前筛查。

围孕期空气污染暴露与子代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的关系:基于中国30个省份的研究

目的探讨围孕期母体空气污染暴露水平对子代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CH)发病风险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中国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1日30个省份CH的发病率。遵循空气污染对妊娠期效应的滞后性和累积性原则,回顾性收集中国30个省份2014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1日PM2.5、PM10、NO2、SO2、CO和O3的平均暴露水平。构建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并纳入各省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废水中铅、汞和砷的暴露量作为混杂因素,分析围孕期空气污染暴露对子代CH发病风险的影响。结果我国2015年CH的年发病率约为4.31/万人,其中浙江省(7.42/万人)和福建省(7.34/万人)的发病率最高,发病率最低的省份为新疆(1.88/万人)。围孕期母体PM2.5高暴露会显著增加CH的发病风险,围孕期PM2.5的暴露水平每上升1μg/m3,该地区CH高发的风险将会增加0.102倍(OR=1.102, 95%CI:1.001~1.213,P <0.05)。此外,围孕期NO2平均暴露水平的升高也会显著增加CH的发病风险(OR=1.211, 95%CI:1.033~1.419, P <0.05)。在双污染物模型中,围孕期母体PM2.5和NO2的高暴露仍会显著增加CH的发病风险,当对PM10的暴露水平进行调整后,PM2.5和NO2暴露对CH发病率的影响均最为显著(OR=1.585、1.580,均P <0.05)。但PM10、SO2、CO和O3对CH的发病风险没有显著的影响(OR=1.007、0.987、0.925、0.061,均P>0.05)。结论本研究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围孕期母体PM2.5和NO2高暴露会显著增加子代CH的发病风险。围孕期空气污染暴露可能影响子代腺体功能的发育。

全国五省市独生与非独生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差异分析

目的探讨独生与非独生已婚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基于中国五省市(北京市、福建省、陕西省、四川省、甘肃省)940例已婚育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独生子女育龄妇女(独生组)229例、非独生育龄妇女(非独生组)711例。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两组育龄妇女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二孩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等特征性变量,通过构建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两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非独生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独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9.92%vs 48.91%,χ^(2)=8.57,P=0.003),并且两组育龄妇女在理想子女数的分布也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χ^(2)=27.92,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以20~29岁的育龄妇女为参照,年龄在35~39岁的独生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明显下降(OR_(独生)=0.162,95%CI:0.056~0.463),而对于年龄在40~45岁的育龄妇女而言,独生组的二孩生育意愿也显著低于非独生组(OR_(独生)=0.115,95%CI:0.025~0.540;OR_(非独生)=0.266,95%CI:0.146~0.484)。以农村地区为参照,非独生组中,居住地为城市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OR_(非独生)=0.411,95%CI:0.238~0.711)低于居住地为郊区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OR_(非独生)=0.498,95%CI:0.263~0.943),但相对于独生组而言,居住在城市的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下降更为明显(OR_(独生)=0.130,95%CI:0.027~0.630)。以已婚未育妇女为参照,独生组已婚已育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非独生组(OR_(独生)=6.179,95%CI:2.236~17.076;OR_(非独生)=1.820,95%CI:1.099~3.015)。以二孩家庭经济负担重为参照,基本能承受二孩抚养负担的独生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显著增高(OR_(独生)=2.962,95%CI:1.408~6.229),而对于非独生育龄妇女而言,基本能承受(OR_(非独生)=3.806,95%CI:2.629~5.511)和完全能承受二孩抚养负担(OR_(非独生)=4.263,95%CI:2.138~8.498)的二孩生育意愿也显著高于家庭负担重的妇女。此外,相比于农民,非独生组中职业为工人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更低(OR_(非独生)=0.389,95%CI:0.189~0.801),但在独生组未观察到该效应。除此之外,其余因素对独生/非独生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结论非独生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显著高于独生育龄妇女,且年龄、居住地、婚育情况、家庭经济负担是影响独生/非独生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