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政治: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耦合逻辑与政治效应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算法介入国家治理成为国家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势,算法政治研究成为前沿议题。算法介入国家治理的动力包括功能主义、组织契合、社会工程、政企关系四种理论解释;算法通过赋能、赋权和赋智三种机制嵌入国家治理过程,进而形成了算法系统介入国家治理的三种耦合样态:政企合作、政府自建、政社共建。算法在重塑国家内部组织结构、官僚自主性与权力关系的同时,也通过算法中介作用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涉及国家-社会间权力配置、社会对国家的约束、国家对社会的干预三个维度。算法政治的未来研究,一方面要打开算法政治黑箱,考察算法政治的类型学及其成因;另一方面要深入探究算法政治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政治效应,以及智能社会中日益凸显的治理算法研究议题。

国家与创新:数字产业创新的政治经济逻辑

数字经济是数字产业创新过程中产生的全新经济形态。回答数字产业如何实现创新这一重要问题,应立足于数字产业自身的新特征和产业创新的新机制。从政治经济视角系统剖析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的创新过程变迁,可有效解释新兴数字产业创新背后的新型国家-市场关系,以及国家在创新过程中的角色转换。鉴于数字产业创新面临着技术路径与产业目标的双重不确定性,经典的国家-市场关系类型旨在解决技术不确定性带来的激励问题,而“国家形塑市场”这一全新的国家-市场关系模式,可包容数字产业创新过程中的目标不确定性。

互联网平台经济垄断的类型学分析及其治理逻辑

在数字化转型迅猛发展的当下,互联网平台经济成为推动我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平台企业借助数据和技术资源带动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利用数据、算法和价格等工具实施垄断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现象,对经济发展、行业创新和社会福祉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现象,在界定平台经济垄断内涵及其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垄断影响对象和垄断工具两个维度可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进行类型学分析。平台企业垄断行为可分为数据支配型、价格操控型、数据封锁型、价格托拉斯型四种垄断类型,通过案例可分析阐释不同类型的内涵和特征。借鉴数字治理生态理论的视角,有助于提出我国平台反垄断的理论体系和治理逻辑,平台反垄断的治理主体之间应利用所掌握的多种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并通过资源整合和功能互补促进生态合作。

人感城市:智慧城市治理的中国模式

随着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聚集于城市空间,城市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城镇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的"三化叠加"现代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城市治理的演进.长期以来,国外智慧城市治理主要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来感知城市客观世界和物理空间,形成了"物感城市"模式.但该模式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难以感知城市空间的主观世界和社会系统.与之相对的是,我国逐渐实践出以感知和回应市民诉求为核心的"人感城市"模式.该模式以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为作用机制,以市民诉求为传感器,以扁平化结构驱动多主体协同治理,进而提升城市民意识别、风险研判、协商议事、科学决策和施策评估五方面的能力.概言之,人感城市模式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主义,其机制在于技术赋权驱动城市治理的理念转变、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进而构建超越"物感城市"的智能化城市治理模式.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智慧城市治理应走向"物感城市+人感城市"的发展路径,既要感知城市的物理空间,也要理解城市的社会系统,二者融合才能充分理解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和多维性,针对城市复杂问题形成解决方案.

智能治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命题

人工智能是21世纪最具“颠覆性”的科技革新之一,在全球范围掀起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的现代化进程,而ChatGPT的问世则标志着通用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我国正在经历智能技术与治理实践深度融合的大规模社会实验,而机器智能与社会智能深度融合、同步演化呈现了中国式智能治理的核心逻辑。智能治理涉及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效果三个基本要素,通过将社会智能与机器智能融合互嵌赋能多元治理主体,激发“智能”效应,构建“智治”格局,增进“智效”价值。面向智能时代,我国在科技革新和制度变革的驱动下,率先推进智能治理的实践探索,进而基于本土实践形成了赋能政府、赋权社会和赋智决策三大智能治理路径,有效推进人工智能驱动的治理现代化。

双向赋予:代表身份与党政干部行为的相互激励分析

代表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制度,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代表机构及代表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然而,学界关于代表身份如何影响我国干部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研究较少。我国政治制度中有人民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等多种代表制度,其中具有代表身份的党政干部占一定比例。因此,代表身份与干部行为的关系就成为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命题。本文提出“双向赋予”理论以理解代表制度的治理意涵,这一制度安排既赋能代表制度,又赋责党政机关,发挥着强化干部人民观、促进政民互动和优化议程设置的政治功能。笔者对全国范围内1604名地方干部开展问卷调查,并使用熵平衡法分析担任代表职务后党政干部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变化,发现拥有代表身份的党政干部在政治态度上具有更加坚定的人民观和先锋队意识,认为自身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在政治行为上扎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同时兼顾人民群众诉求和上级安排,积极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在决策动议和方案选择中会更多考虑民意。

超越国家汲取能力:国际数字税实践的政治经济分析

税收是现代国家汲取能力的集中体现,既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干预,更是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资源保障。进入数字时代,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赋予了税收新的政治经济意义,数字税成为全球税制转型的重要议题。国家间差异化数字税征收实践主要源于全球数字经济产业链中的角色差异,而非国家间汲取能力的强弱。对于积极推进数字税实践的市场国而言,其征税逻辑则因资源汲取能力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这源于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结构关系变革,给汲取能力迥异的国家带来了不同挑战。总之,现代国家将数字税视为应对其在国内和全球两个治理体系中权威流失的一种解决方案,数字时代的税收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超越资源汲取的政治经济意涵。

大数据时代网络搜索行为与公共关注度:基于2011-2017年百度指数的动态分析

大数据时代,网络数字痕迹成为彰显公众议题关注及政策偏好的新途径。本文以网络搜索行为为例,基于百度搜索数据采集了2011-2017年26个政策议题的2亿余条关键词指数,探索研究公众的搜索行为与公共(政策)关注度。这七年间,公众对文化娱乐议题的关注度最高,财政金融、就业、交通等财经和基础设施类议题次之,再次为教育、环保、卫生等民生类议题。同类议题关注度在省级层面具有历年趋同性,而不同议题的关注度存在地域差异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规模、消费物价指数、网民占比、失业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可以有效地解释议题显著度的差异,即公众对特定政策的关注度受到地区经济社会条件的显著影响。

数字政府的纵向治理逻辑:分层体系与协同治理

数字政府是数字技术基于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机制嵌入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的政府形态,融整体政府、开放政府、回应政府、智慧政府、濡化政府于一体。本文聚焦于数字政府的纵向治理逻辑,从治理功能、治理资源、治理工具三个维度的层级差序特征出发,提炼出数字政府建设的三个类型,即"战略型"、"枢纽型"和"回应型"。基于治理功能、治理资源和治理工具的层级差异,中央、省域、市域和基层等不同层级有必要构建数字政府的纵向治理分层体系,该体系依托科层逻辑和协同逻辑为政府内部关系以及政府-社会、政府-市场关系的协同治理提供了解决方案。数字政府发展既要促使不同层级政府发挥各自的特定功能,更需要构建上下耦合、协同互促的纵向治理体系,依托科技驱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压力即动力:纵向权力关系与地方政府回应性

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基础,回应性政府的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在地方治理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既有研究多是对政府回应性的“社会中心论”解释,亟需进一步从国家中心论视角考察政府内部纵向权力关系如何影响政府回应性。从“诉求—回应”政民互动过程的“输出端”入手,基于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的海量政民互动数据,考察纵向权力关系的回应性生产机制,可以发现下级政府在回应上级政府转交的诉求时回应质量更优,上级权威、回访、考核、激励等制度因素是纵向权力关系促进地方政府回应性的关键动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叙事”:转型中国的党建与国家建设

西方国家中政党通常是现代国家形成后政治生活的关键行动者,而后发国家中政党建设则与国家建设深度关联。孙中山提出“以党建国”的国家建设方案以来,政党成为近现代我国国家建设的推动力量,中国共产党更是国家建设的引领者。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建驱动国家建设的独特路径,并以政党录用为例来考察党建运动藉由精英选拔、政治吸纳和制度认同以推进国家建设的作用机制。结合官方数据和1993-2015年五次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本文发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兼具“供给性”和“适应性”的政党录用策略,在经济转型的不同阶段多次调整政党录用策略以适应社会变迁。录用策略的调整反映为不同时代社会基础的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党员政治信任、政治能力和制度认同的塑造。此种政党录用策略不仅实现了提升党组织的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党建目标,还发挥着精英选拔、社会整合和认同构建等作用以驱动国家建设。

重访计算社会科学:从范式创新到交叉学科

第四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迈入数字时代,整个人类文明正在经历快速、大尺度和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计算社会科学致力于形成交叉学科,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层次为理解数字文明语境下新生社会经济现象构建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计算社会科学构想自提出以来经历了三大转变:一是研究范式从聚焦数据驱动发展为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相融合,重新重视因果关系;二是技术方法从聚焦各类数据挖掘方法到推进数据挖掘、仿真模拟、复杂系统方法并存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三是从聚焦论转变为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构建新概念、新理论以解释数字时代的社会演变.我国计算社会科学发展迅速,已经形成了数字经济、计算政治学、计算社会学、计算传播学和计算法学等新兴交叉学科,未来应加快计算社会科学交叉学科建设以形成独特学术、话语和学科体系,为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文明时代贡献原创理论和范式.

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基于司法大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以裁判文书网公开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为研究对象,运用大数据方法对全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实施状况进行了全景式分析,考察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设计及实施的制度逻辑。透过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本文探讨了司法渠道在调节国家社会关系时的重要价值。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粘合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非诉行政执行制度为政府与公民的冲突解决设置了“防火墙”,由于司法权的介入,使得国家社会互动中的二元结构转置为以法院为节点的三元结构,法院介入实则是行政执行权力的一次再分配,既监督了行政权力又保障了公民权利,由此防止政民利益冲突泛政治化。借助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司法渠道成为了调节国家与社会冲突的关键机制,有助于法治政府建设。

文科实验室: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为“基础设施”

进入数字时代,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一系列新生经济社会现象,给人类社会的知识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文科实验室建设成为学术共同体理解新现象、形成新知识、构建新范式的重要平台。国内外文科实验室发展的经验表明,文科实验室建设要摆脱传统依靠单一学科、凸显教学单一功能、依赖引领学者建设“小作坊”的模式,建立跨学科、汇资源、协作式的新型集成式平台,并在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上有所创新。

锚定场景法:背景、概念与应用——以腐败感知为例

社会科学调查中经常面临因研究问题定义不同进而导致个体间乃至汇总的总体间不具有可比较性的情形,本文以腐败感知为例,介绍锚定场景法在更正DIF中的作用,指出在主观调查中该方法使用的必要性。研究发现,锚定场景法前后,腐败感知存在着明显不同,尽管参数法的发现不理想,但是其对其他变量的系数估计也起到了修正作用。

从群众路线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政治逻辑

民主制度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现代国家通过民主制度收集和吸纳民意以保障政府回应性。作为国家—社会间信息交换机制,人民建议征集制度为从群众路线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拓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从信息政治学意义上考察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政治逻辑,将群众路线视为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信息机制,从理论与经验两个维度对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中的人民建议征集制度的叙事逻辑与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人民建议征集在制度演进中逐渐实现汇聚民智的制度性功能,群众路线始终贯穿于人民建议征集制度演变的历史谱系之中。该制度构建了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的民主治理制度架构,将自上而下吸纳与自下而上参与两种机制相结合,发挥着社会动员、政治沟通、民意整合和共识回应等政治功能。总之,人民建议征集是中国特色的民意收集和吸纳的制度安排,对理解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政治学:国家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调用

知识被视作现代社会构建及其运行的核心要素,相对于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而言,知识政治学的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缺少具有学科自觉的纲领性议程,理论脉络零散而缺乏基本共识;另一方面讨论层次偏重于实践性方案,未能对丰富的知识现象形成政治逻辑层面的总结。国家治理既要对不同主体的知识类型进行整体性考虑,又要根据不同知识类型的异质性特征设计针对性调用方式。根据调用目的与情境的不同,国家治理的知识调用逻辑可以分为合法性逻辑、适应性逻辑、确定性逻辑与回应性逻辑,这四种逻辑在优化治理过程与方式、提升治理目标与效果的治理需求中有差异性体现。知识政治学需要明确知识在治理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尤其需要把握数字时代知识政治丰富的研究机遇,为解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模式的类型学分析——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的理论视角

在数字时代,如何推动数据要素的开发利用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命题。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要素的重要类型之一,已成为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首先提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理念,试图通过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推进公共数据的价值释放。各地政府多样化的实践探索,为探究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构成要素和模式差异提供了现实基础。基于数字治理生态理论,从“对内数据归集”和“对外数据授权”两个维度考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多主体合作机制,并结合各地政府的实践案例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四种模式,即分散直接授权、分散间接授权、统一直接授权和统一间接授权进行了阐释和分析,研究认为:随着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实践发展,学界应加快理论构建以厘清公共数据资源要素化、市场化的过程与机制,切实推进公共数据的价值释放。

横向权力结构与地方政府回应性:分职与协同

进入数字时代,网络问政成为政民互动的新生渠道,为回应性政府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在政民互动过程中,政府对于公众诉求的回应绩效既涉及部门间差异,也涉及部门间协同。政府内部横向权力结构约束着政府回应能力,构成政府回应绩效差异的制度成因。研究发现,部门分职塑造了政府回应绩效的部门间差异,而跨部门协同显著提升政府回应质量,尤其是权威性更强的议事协同的回应性生产效应更为明显。

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视角

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国家形态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演变,驱动着国家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信息是政治学长期关注但缺乏系统理论构建的经典议题,既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要素,更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机制。本文从实体论和知识论两种国家理论入手阐明信息政治学的理论脉络,为从信息论视角理解国家构建及其运行提供理论框架。现代国家普遍存在国家内部和国家-社会间两个维度的信息过程,本文将二者整合到统一理论框架以构建国家治理的信息理论。基于国家治理的“三明治结构”,国家内部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碎片化和控制问责等信息问题,而国家-社会间则存在信息汲取、信息开放和信息沟通等信息问题。国家信息能力是现代国家解决两个维度信息问题的基础能力,信息汲取、信息处理是信息能力生产的必备机制。作为理解国家治理的新兴理论视角,信息政治学从新要素、新机制和新方法三个意义上为理解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范式,凸显了信息要素和信息机制对国家治理的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