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与实验哲学的开端

培根被公认为经验哲学的开创者,但更严格地说,培根应该是实验哲学的开创者,因为他明确要求将哲学奠立在实验的基础上。培根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和其新知识观分不开的。正是培根的这种基于人类积极行动的、向着无限开放的知识观,使实验构成了一切理论知识的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一知识观,培根才能将实验与一般经验观察区别开来,并阐明了实验区别于一般经验观察的根本特征。

思想的历史结构和思想史批判

思想创新在一般方法论上的根据同思想的历史结构相关。正是通过对思想的历史结构的清楚省察和呈现,通过将我们自身的思想清晰地置于这一历史结构之中,以思想史批判的方式,思想才不断得到深化和发展。从思想的历史结构、思想史批判、思想和文本的互动来阐明思想创新的一般方法论原则十分必要。

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

什么是"作为存在的存在",形而上学如何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是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本文在排除了从最普遍的存在者的类的角度对"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研究,以及海德格尔式的从生存论的现象学的角度对存在的研究以后,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核心意义理论表明,"作为存在的存在"所指的是一类核心存在者,这就是严格的作为自身的存在。形而上学是对严格作为自身的存在的存在方式的研究。在此之后,本文提出一个更为源始的问题:为什么要研究存在自身?由此本文勾勒了一个前巴门尼德的绝对变化的世界,指出作为形而上学奠基人的巴门尼德之所以要提出研究存在的任务,就是为了要在一个绝对变化的世界中去设想一个绝对不变的世界。形而上学对严格的作为自身的存在的思考就是对世界的确定性的思考和寻求。形而上学是对一个绝对不变的世界的先验构想,它构想这样一个世界究竟应当以何种方式存在。最后,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著作本身为例,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研究计划的说明,具体展示了形而上学是如何来对一个本质主义的世界进行先验构想的。

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本原理论

柏拉图的本原理论在他的对话作品中系统可见的就是《蒂迈欧篇》。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为了详细说明宇宙的生成,提出了宇宙生成的本原的问题,并在形式本原之外设置了第二本原。本文依次对这两种本原进行了探讨,并将重点放在第二本原上。和传统观点认为第二本原是质料不同,也和现代主流的观点认为第二本原是空间不同,本文对柏拉图有关第二本原的文本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柏拉图的第二本原是不确定性,形式本原决定的是生成变化中的不变的部分,而作为不确定性的第二本原决定的恰恰是生成变化中的变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以上两种不同的观点提出了具体的反驳,并且指出恰恰是亚里士多德带有误读性质的文本支持了本文对第二本原的看法。

古典“德性统一论”与当代情境主义

德性伦理学的当代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对道德心理的格外关注。但是近年来,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德性伦理学的道德心理学部分逐渐成为批判的靶子,尤以情境主义对“德性”实在性的质疑最为引人注目。与此同时,德性伦理学内部也开始倾向做“德性非统一”或“有限统一”的论证,并以此来捍卫德性伦理学的正确性。文章通过对苏格拉底的“强统一论”和亚里士多德的“较强统一论”两个核心版本的重点阐释,说明抛弃“德性统一论”从而寻求德性伦理学的新出路,恰恰是对德性伦理学的最大背离。重新回顾“德性统一性”这一古老命题,可以重新思考德性本质以及诸德性关系这些根本问题,廓清德性伦理学和心理学的交锋,进而思考和构建现代社会新的伦理范式。

风范长存——苗力田生平与思想述要

苗力田(1917-2000)是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主持编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是我国学者翻译过来的首部西方主要哲学家的著作全集。他也是我国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翻译的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黑格尔的《黑格尔通信百封》在20世纪80年代对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既不应当离开质料也不应当依据质料”——亚里士多德《物理学》B2对形式与质料特殊关系的揭示

“既不应当离开质料也不应当依据质料”是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B2,194a12-15中针对可感实体的形式与质料的特殊关系所作的一个关键表达。它一方面揭示了形式和质料的不分离关系,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这种不分离关系的特殊性,对我们准确把握亚里士多德的可感实体定义理论具有启示意义。亚里士多德借助与扁鼻性的类比来说明这一关系。扁鼻性与其主体鼻子的不分离关系可类比于形式与质料的不分离关系,而扁鼻作为偶性合成物,它与可感实体的根本区别又可以被用来说明为什么在可感实体的定义中可以不包含对质料的描述。由此,在可感实体的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根本观点是,可感实体的形式无论是在存在上还是在认识上都与其质料不相分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定义上也需要将质料包含在描述中。在与其质料的存在上、认识上的相关性中,可感实体的定义可以仅仅关于其形式。

历史生成中的主体——对20世纪解构主体思潮的回应与批评

20世纪以来,以精神分析学、结构人类学以及话语理论所代表的解构主体的思潮,所瓦解的仅仅是一切基于先验主体的哲学理论。先验主体诚然是可疑的,主体是历史生成的,并且因此是脆弱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主体本身是一种非实在和幻觉,相反,却表明主体并非一个已成之物,而是一个有待完成和尚未确定之物。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体的理论逻辑,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相对主义。但历史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历史存在也并非虚无。主体作为历史存在,不仅具有存在论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的、道德的意义,它引导人类向着更高的存在方式上升。

康德与福柯:被误读的“启蒙”及其后现代思想效应

康德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是一篇被人们广泛讨论和引用的关于启蒙的论文,但是,对这篇论文中的启蒙概念却存在着广泛的误解和分歧,这尤其体现在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人运用的区分上。劳尔森的文章《颠覆性的康德:“公共的”和“公共性”的词汇》为我们正确理解这一区分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史背景。由此,通过联系康德的其他论述,我们才能把握康德启蒙概念的三层完整含义:“自己思维”“站在他人的地位上思维”和“与自身一致地思维”。福柯的《何为启蒙》只是对康德启蒙概念第一个层次的基于其解构主义立场的片面理解,由此,也就显示了被误读的“启蒙”的后现代思想效应。

北京市水务空间数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践

为了解决北京市水务空间数据组织缺乏业务逻辑、组织体系标准缺乏、空间数据共享困难、支撑业务平台建设能力不足等具体问题,结合北京市智慧水务底座建设总体要求,在水务一张图总体设计思路下,从共享服务平台的框架设计、关键技术以及应用实践等3个方面阐述水务空间数据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的设计思路,不断优化平台的建设。

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

无论是在柏拉图那里还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在他们颇具代表性的灵魂二分或三分学说中均没有意志概念的位置。我们可以说,在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中并不存在着一个意志概念。而当我们进一步考察与意志概念相关的行为道德责任问题,特别是考察亚里士多德的自愿与不自愿概念时,我们可以发现欲望和理性二元结构是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解释行为道德责任的主要思想资源,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中意志概念是缺席的。赖尔与威廉斯等人所代表的极端观点认为,没有意志概念的古希腊道德心理学比有意志概念的现代道德心理学在解释与说明人的行为上可能更为成功。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意志概念不是一个心理官能和心理活动的概念,而是同行为的主体性相关。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在根本上是一种自然主义行为心理学,它所根本缺失的恰恰是行为的道德责任概念。

洛克“自然状态”概念的内在理论困难

在洛克的"自然状态"概念中存在着和平状态和战争状态的内在冲突。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冲突,是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本文首先通过批评阿什克拉夫特的调和方案来揭示这一冲突,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概念澄清,确定洛克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处于自然法之下的普遍政治状态,并由此指出洛克的"自然状态"概念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之内在理论联系,最终证明战争状态就内在于洛克的"自然状态"概念之中,洛克的"自然状态"在逻辑上深陷于战争状态总是不可遏制地要突破和平状态这一理论困境。此内在矛盾根源于原子式个人无限占有权利的基本设定,它造成了洛克"自然状态"概念在战争状态与和平状态之间的冲突。

当代中国哲学的国际化与主体意识的确立

如果把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译介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典籍看成是第一次西学东渐,而把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清末民初西方文化典籍大量传入中国看成是第二次西学东渐,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也就是第三次西学东渐的40多年。回顾这40多年的中国学术,就现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而言,我们先后经历了存在主义哲学热、现象学热、分析哲学热、后现代哲学热以及目前的古典哲学热。这些“热”有的已经逐渐消退,有的还在持续,有的正在发生。而其被称之为“热”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文化思潮性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更多地反映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中国思想界特殊的精神躁动,它们在社会学的层面上实际上具有流行文化的特点。

《物理学》A7中的主体(hypokeimenon)概念

在《物理学》A7中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生成概念的语义学分析,首次阐明了他有关自然的形而上学三本原理论,而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就是主体(hypokeimenon)概念。在属性的变化中主体是持存的,但是,在实体的生成中主体是否持存,却引起了研究者们长期的争论。传统观点认为在实体的生成中主体质料持存,而以查尔顿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主体质料不持存。本文通过对《物理学》A 7的仔细解读,指出了亚里士多德的主体概念的两重内涵,即,作为实体的主体和作为质料的主体,并以青铜雕像的生成为例,通过引用其他相关文本区分了在实体生灭过程中作为实体的青铜的消灭和作为质料的青铜的持存,从而为实体生灭过程中质料是否持存的争论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文章最后对查尔顿的相关观点从文本证据和思想义理方面做了详细的反驳与批评。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行动划分的一个教条

在有关人类行动的划分上,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区分,这一区分甚至构成一种思想教条,这就是将行动分成以行动自身为目的的和以行动结果为目的的两类。在亚里士多德的人类行动体系中,与前者相对应的是实践行动,它包括道德行动和沉思行动,与后者相对应的是创制行动,它们构成了一种目的论的等级制的关系。其中,居于最顶端的是沉思行动,而居于最底端的是创制行动。但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类行动的这一划分实际上混淆了作为目的的行动和行动自身的目的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任何行动都有其自身的目的,即行动所指向的结果,同时,任何行动也都可以将自身作为目的。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有关行动的目的概念,完全可以统一在同一个行动中。但是,当对它们不做层次上的区分,就会将它们对立起来,从而片面地将有些活动看成仅仅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的,而有些活动仅仅是以其结果为目的的,这样,也就人为地建立起了一个行动的目的论的等级制体系。

《物理学》A3中的概念辩证法

《物理学》A3是对巴门尼德存在概念的批判,亚里士多德通过这一批判为物理学研究生成与运动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但由此亚里士多德在A3中也就触及有关存在与不存在的概念辩证法。本文在指出A3中这一概念辩证法的思想史意义的基础上,首先就柏拉图《智者篇》通种论论证中所建立起来的概念辩证法进行了讨论,表明差异概念的引入正是存在概念内在含有不存在概念的关键。而接下来通过对《物理学》A3文本论证的分析和重构,本文详细说明了亚里士多德对存在概念与不存在概念的相对性的论证,从而证明它们彼此是内在统一的。

士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余英时“士文化”研究的一个批评性考察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的一个著名论点就是,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阶层,因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所在。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士即便真的具有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关怀社会公共价值的特征,但这和士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是两个概念。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独立于社会公权力之外的一个社会知识文化阶层的出现,是现代社会职能高度分化的产物。余英时试图通过赋予士以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来论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但无论是在对士的社会身份的把握上还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上都产生了一定的思想错误。

《理想国》中哲学家论证的内在结构和困难

柏拉图《理想国》第五卷到第七卷的哲学家论证所塑造的真正的哲学家是一些眼睛只盯着整全真理的人,这使得他们从现实中抽离出去,并且与现实对立。柏拉图企图论证他们在把握真理上所具有的各种美德同时也是统治城邦所需要的各种美德,但他因此陷入逻辑上不相干的谬误,在具体的论证中遭遇到各种困难,最终不仅承认哲学家对于城邦是无用的,而且哲学家在不理想的城邦环境中必然遭到败坏。通过哲学家的教育所造就出来的哲学家,也由于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与城邦现实生活的分离而不愿意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只能通过外在的强迫,这不仅没有缓和,还进一步彰显了柏拉图哲学家论证的内在逻辑困难。

Idealism:古典与现代的思想转换

Idealism按其词源来自于柏拉图的■,但正是在Idealism这一概念中蕴含着古典与现代的思想转换。无论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还是柏拉图的“理念”,已经包含思维的主观运用和建构,从而,Idealism作为一个二阶哲学概念,其“唯心论”的内涵同样适用于他们的思想。康德和黑格尔对此都做了清楚说明,保罗·古耶和罗尔夫-彼得·霍斯特曼对Idealism所做的专题讨论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点。

《形而上学》Z7-9的插入问题

本文讨论了《形而上学》Z7-9的插入问题。本文首先对主张Z7-9是插入的观点做了详尽的说明和分析,指出其得失,然后,在此基础上,本文就Z7-9的插入是合理的观点做了辩护。本文不仅从义理的层面深入论证了Z7-9插入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且还从文本互文关系的角度对Z7-9插入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由此,本文对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关于Z7-9插入性质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