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中活态遗产的生命本真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被称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包含着鲜明的生命意象,与“活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相得益彰。也就是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脉相嵌着“生命农学”的深深痕迹。邻国日本在进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也极其重视这一主题,可为参照。当下我国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而保护文化遗产,特别是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行并举。中华农耕文明中“天时-地利-物候”的农学基因生动表明了这种生命意象。同时,作为传统的耕读传家的活态遗产的重要纽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传承的中国特色。遗憾的是,我国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理讨论中,鲜见“农学”身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失。

“三生话语”:凸显边缘形态的民族志范式

民族志是人类学用于学科实践和研究的范式。它的转型和转变也成为学科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具体体现。在古典时代,人类学侧重于人类的原始形貌,“原始(野性)民族志”成了一种代表性类型。现代民族志则以反映客观事实的照相机式的“科学民族志”为标志。阐释人类学以释放主观性为特点的“实验民族志”成为近几十年人类学的代表性范式。近些年来,一种新型人类学范式悄然出现——博物民族志(“多物种民族志”)成为代表。作为新的价值追求,面对当今世界的“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致力于建构以“三生话语”为主轴的民族志范式,突出了“边缘形态”的价值。

论乡村振兴中“道法自然”的中式智慧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表现为“天人合一”,这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所遵循的原则是道法自然。以今日之表述,强调“生态-生物-生命”的“三生共同体”整体观。我国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在传统文明基础和基因上的守正创新。中华文明的这些博物精粹,尤其表现在“三农”之中,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辨析和传承。当今世界遇上了生态危机、生物多样性危机,乃至生命危机,即所谓“三生”危机。中华传统中生态文明与乡土社会相契合的智慧值得传承和发扬,能否做到这一点,是检验乡村振兴战略成功与否的重要依据。同时,学界也希望将这些中式生态智慧贡献给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方法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财产”的一种遗留,与文化人类学存在逻辑关系——不仅是字面上“类同”,更是作为人类文化表述、呈现和延续的一种“存在形态”。因此,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必要而且必须。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单列”类型的产生,在知识形制、方法论方面就与民俗学、人类学存在密切的关系。

文明是脉 乡土是根——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中的农学

当下我国正致力于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与学科体系的建构。然而,依笔者之见,在这些相关“建设任务”中,忽略、缺乏或轻视对中华传统文明根基的整体研究,特别是对农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关系重视不够。事实上,中国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农耕文明、农业根脉结合得最为密切,如二十四节气、春节等皆与农耕文明互为一体、相互依存。“天时、地利、人和”作为中华文明的概括性表述之一,其核心价值包含于“道法自然”中以获“利”、以求“和”(二者皆从“禾”),这其中都包蕴着农耕文明的因子。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实、界域与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当代的“世界性新生事物”,具有强烈的遗产政治学的色彩。我国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强力推动的“非遗保护”包含着在世界彰显“东方价值”的战略意图,取得了伟大成就。然而,从学科角度看,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关涉的范围宽,边界广,内涵多,形式杂,与相关学科交错、交叉、交集现象严重。如何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科性,需要在方法论,尤其是在方法上有所侧重。面对当今学科细化的趋向,整合性的方法特别值得提倡,比如博物民族志。

农业遗产:一个重要的乡村振兴视野

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传统以“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突显“重农”的传统。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中式农耕文化遗产。在当今的“遗产世纪”里,中国的农业遗产也被重新提出来。我国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趋于关注产业转型、升级、扶贫等方面的“向前看”,还应该关注以了解中国传统农业遗产的性质、形制、特点等重点内容的“向后看”。基于对乡村振兴本源特征的阐释,即对我国农业遗产的深度了解,认识和建立完整的农业遗产体系和机理,强调对乡村传统的继承,才会实现真正的“振兴”。

论仪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固体—活态”结构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分类里,仪式名列其中。中国自古就有“礼仪之邦”之美誉,名符其实。“礼仪”于是成了一个中式文明传统和文化遗产的重要切入路径。人类学、民俗学对仪式的研究成就斐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守正创新”。笔者认为,中式仪礼之范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天尤其需要守正创新,这既可以教化于民,也可以传承于后。

农业革命与国家生成:一个重要的人类学视野

农业革命作为历史演化的重要事件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被公认为一种历史性社会进步。主流观点认为:以栽培和驯化,以及水利灌溉为基本特征的农业革命不仅是原始时期人类采集狩猎形态的进化,而且促使了人口聚集、群体定居、城市雏形乃至国家的生成。近一段时期,人类学家对上述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出现强烈的反思性、甚至是反叛性观点;尤以詹姆斯·斯科特的《反谷》Against the Grain: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 201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Against the Grain是作者有意而设定的双关语,具有“事与愿违”的意思。此书2019年由翁德明翻译,麦田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为《反谷》。2022年由田雷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意译为《作茧自缚》。笔者在引用时兼顾三者,择而引之。为代表。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人类学的反思观点对于我国的传统农耕文明、社稷国家的历史是否具有解释性,是否具有周延性,是否具有挑战性,都需要辨析,值得探讨。

“社区”的维度与限度

当今"社区"("共同体")概念在我国长驱直入,大有替代我国传统的诸如村庄、乡社、邻里、街坊、城邑之趋势。任何一种人群"共同体"单位形制,都是经历长时段形成的,并被赋予特定、特别的内涵。厘清这些"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对中国乡土社会的认识大有裨益。"社区"是一个近代舶来概念,有其维度与限度,不可完全替代和超越我国传统的概念。

乡土的表述 永远的秦腔——贾平凹小说《秦腔》的人类学解读

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因此,最具代表性的文学表述无疑是"乡土文学"。贾平凹的乡土文学系列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历史与变迁的形貌,尤以《秦腔》最具代表性。秦腔既是传统地方戏剧的一种,也是传统乡土社会的"现场演出",融历史、现实、认知、象征于乡土文学之中;小说全方位地折射出秦腔之于那一隅土地上的人民的生命体验和表达,她也在面临困境和挑战。本文以此为例,尝试进行文学民族志的解读与阐释,以就教于学术界。

论博物民族志

在生态危机、生物—文化多样性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学科、学术、学问也亟待重新定位。博物学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知识,作为一种方法都值得特别关注。近代以降,人类学与博物学成为“亲缘”学科,博物民族志是将二者合为一体的范式。然而,中西方在博物学学科认知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唯能利用好中式博物学在传统认知和方法上的天然优势,尤其是中式博物学对有关“生态—生物—生命”所具有的整体性视野,以及格物致知的求知方法,方可解决中国问题,并对当代全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起到启示与示范作用。因此,如何以反思的原则,利用博物学对当下问题研究的特殊效应,同时对中式博物学进行重新定位,在知识转型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天下田理——关于“田”的知识考古

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一个农业国家而言,"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键概念,因为,中国"道理"之大者从"田"而来;"田理"不仅涉及社稷国家的政治,与传统社会认知、伦理价值相通缀,更关乎民生大计。以"田"为切入口,可以透析我国一些重要领域与之历史关系,确定今日"传统创新"之基理。

论“原农本主义”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农耕传统,“重农”“农正(政)”“农贫”,包括今日的“脱贫攻坚”,皆“以农为本”之产物,即“原农本主义”。中国的后续发展,无论其他产业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皆由“原初”产业农业所衍生、延伸。追踪中国的宗族谱系,绝大多数“原宗”皆为农民,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以及中国社会的宗法传统可为佐证。其他的国家和历史亦不乏“重农主义”“农本主义”主张,从古罗马的西塞罗,到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再到当代日本的橘孝三郎、宇根丰等,其观点皆可与我国的农本主义进行“原真性”对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持与恢复“原农本主义”的一些特点,不仅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的继承,亦可规避移动性背景下的各类新型灾难。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两套治理和应对体系,一方面,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另一方面,保持与“天时”的配合。这或许才是“传统的发明”:传统,保持不变;发明,适应发展。

回归·弥合·传承:新耕读传统中的家园遗产

“耕读传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家园遗产”的重要形制,其中包含着特殊的农耕文明的因子。在这些文化因子中,历史性地存在着几种矛盾与悖论。今天,我国正在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文化上需要使耕读传统得以“回归”;同时,对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中的矛盾与悖论,需要进行厘清与辨析,使其“弥合”;进而对其进行选择性“传承”;使之成为“新耕读传统”,以更加符合新语境下的文化遗产传承机理与机制。

文学民族志:一种学科协作的方法论范式

文学创作素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为圭臬,却缺乏“回于生活”之一环。文学作品的“文字表述”历史性地演化成了“话语权力”;“书写文化”将其他表述方式挤压,甚至使之“失声”。文学民族志致力于以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法,不仅补充了文学“回于生活”的失缺,而且有助于在“生活”的现场找到和体验多种表述:口述的、音声的、仪式的、器物的、体姿的、图像的等,充实文字作品的单一性表述。文学民族志范式还有助于体会作家作品中的原型,即将作品“回归”到生活的现场,一方面确认作家对生活本源的认知、体验、感受的“部分选择”;另一方面,现场的“参与观察”有助于对作品的体认和理解,使得文学与生活得以互证。文学民族志在“取证”方面也有独特的方法和手段。本文是笔者提出“文学民族志”以来的首次完整表述。

游学乡土 体认社稷

笔者对我国旅游标志性的六字诀'吃住行游购娱'颇为不满,原因是六字诀与'吃喝玩乐'暗合,有将旅游'贱俗化'之嫌。窃以为,要提升旅游的总体水平需增加'体习'二字。'体'指在旅游中身体力行的体察和体验(积累经验);'习'指将旅游作为一种学习方式(增长知识)。当今之'大众旅游'(mass tourism)原为全球化催生的产物,中国的大众旅游在近30 年骤然兴起,属新生事物,我们需要学习。这是体习的第一层意义。

博物学:应对“生态—生物—生命”危机的学科范式

“生态—生物—生命”危机问题是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面对“生态—生物—生命”危机,联合国及世界各国都积极地行动起来,学科研究也相向而动,拯救“生态—生物—生命”成为人类头等重大事务。然而,在现行的学科体制、形制里,越来越细化的学科无力承担起这一研究的使命,由于危机是“生态—生物—生命”的整体性关系链断裂造成的,因此需要有整体性、整合性研究的学科参与,博物学这一既旧且新的学科也将呼之欲出。博物学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知识形制,都伴随着人类自身的“进化”,伴随着人类在历史中对“生态—生物—生命”的认识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发展过程。从学科角度看,今天的一些重要学科,比如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基因学等都与之存在着“亲缘”关系。如果说博物学与今天那些绝大多数学科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博物学研究侧重于“整体”,其他学科研究趋向于“具体”。由于博物学对象的繁杂多样、形态各异,分类成了至为重要的思维认知方式与工具。人类正是通过博物学的分类形制越来越深入地了解真实的生物种类,也更充分地认识了人类自己。人类作为自然物种中的“类”,与博物学存在着亲缘关系,虽然从学科范式来看,博物学与人类学在学科范畴各有研究归属,泾渭分明,但是二者属于同根的不同分支,二者的产生在历史语境、学科背景、学理依据等方面都过从甚密;同时,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中的“类”,同样表现出相应的“博物性”。

论农耕文化遗产之田地景观

中华民族素以农耕文明著称,乡土社会的悠久性和区域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乡土景观形态的复杂性。然而,只要是农耕文明,"田"便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它既是"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折射,是土地农耕形态的田畴阡陌的图景,是人群共同体社会结构的"家园"纽带,又是"乡里乡亲"的缩影;自古延续的"田甲"管理系统亦建立在"田"的背景之上,王城之"城郭"形制也与田地的形态有关,甚至国家的"疆界"亦是由"田"构成的"疆理制度"。换言之,田地也是"社稷"国家的缩影。在南方,水稻与灌溉连带着一系列的自我属性,形成了一连串相互组合的独特景观要素。

饮食思维: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

饮食的重要性,世人皆知,但饮食作为一种思维形态,却鲜见人述。事实上,饮食不仅包含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即生物需求),也包含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即文化表征)。饮食既表现出特定群体的思维倾向,也呈现了特定社会的结构范式,同时,它还通过身体表达传递着舌尖的认同和味蕾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