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介入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研究——基于“技术—场域”的分析框架

在遵循标准化程序和规则的科层体制下,将多元治理技术与治理场域相结合,对不同实践样态下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亟须深入思考如何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治理技术,在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危机时,不耗损其适应性和有效性,推动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技术与场域适配,进而更好地完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建设。

美国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识别与韧性操作逻辑

关键矿产安全是满足国防工业基础建设、助推清洁能源产业转型以及实现诸多高新技术研发与落地等国家安全需要的核心要素。供应链的安全则是关键矿产安全的核心,而生产与开发能力、回收技术发展、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皆会影响供应链的稳定性。存在严重对外依赖的现实使得美国为摆脱关键矿产安全的脆弱性,开始追求关键矿产的安全韧性。但在全球实力和地位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将地缘政治竞争视为影响供应安全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美国在关键矿产安全领域表现出双重叙事:一方面,美国秉持生存叙事,力图通过减少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增强韧性,以保障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又主张权力叙事,将关键矿产安全韧性视为操作工具,以谋求全球控制和主导地位。在双重叙事的交织下,美国通过政治化关键矿产评估、构建排他性供应链等策略,意图在国际舞台上塑造有利于己的格局。而此种刻意制造安全焦虑、拉动“小圈子”、分割全球发展力量的举措给全球安全韧性带来严重冲击,威胁全人类的福祉,中国要高度警觉其进一步的举措,并积极进行应对。

基于“政治性议题”的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国家安全是政治领域永不过时的议题,它关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和未来发展。党的二十大强调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锚定国家安全在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过程中的时空定位和使命任务。进一步挖掘安全的内涵和发生逻辑,基于“政治性议题”视角阐释国家安全治理的公共性和整体性,可以在共同体中塑造一种安全责任,实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共建共享。以此为基础的“变局-集成”的治理图式,可以全面分析国家安全治理的风险变局,在“观念-体系-能力”三个层面统筹国家安全治理的集成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安全与发展:策略体系与推进路径

国家现代化是各国转型和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如何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迈向动态平衡的现代化国家建设,已然成为摆在不同国家面前的重要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受资本逻辑支配片面追求资本经济发展而导致一系列关系矛盾与安全问题,后发国家在模仿西方现代化以及转向非西方道路的过程中则没有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时序问题,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安全与发展关系的失衡。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逻辑为中心,将本国传统文化、历史实践和现代化理念相结合,从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安全与发展被视为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维护好国家的安全,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只有保障好经济社会的发展,才能够为国家的安全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进而言之,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契合,统筹安全与发展是现代国家转型与国家建设的前提和保证,同时也是推动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动力源泉。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我们还需适时地去界定安全与发展的内涵,与时俱进更新安全与发展的治理策略和路径,安全和发展也将与治理现代化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

当前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评估与新型政党制度的动能释放

近年来,随着全球局势的快速变化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传统政党力量逐渐式微。世界政党政治出现了诸如政党意识形态弱化、政党政治民粹主义盛行、政党传统功能遭受挑战等新变化,与此同时,政党也在危机中进行调整,从而酝酿出新趋势。在此背景下,探索新的政党政治发展方向,建构一个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变得尤为关键。遵循情境性、平衡性、动态性和多元性原则,从"政党制度水平""政党体系治理"和"政党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一个综合考察世界各国政党治理水平和政党发展前景的世界政党政治景气指数,在批判西方政党领域话语霸权的同时弘扬中国智慧。我们可以运用该指数总结一些国家政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比较研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的绩效和差距,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执政理论,进而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范式、风险识别与路径选择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家安全治理造成了一系列影响。实际上,人工智能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家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因此,人工智能在国家安全治理中的应用就极易在"界域与有效性""效能与可靠性"以及"竞争与稳定性"之间出现矛盾。尤其是在因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下,国家安全就极有可能在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遭受巨大的冲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国家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对国家安全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为此,中国应在紧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契机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一技术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预防,从而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安全与人民利益。

国家治理场域中全过程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基于新时代中国话语建构的视角

当前,世界秩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日渐衰落。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创造力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话语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政治文明领域的表达与传播体系,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我国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的时代大背景下,全过程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中西对比过程中建构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展示出我们民主政治的旺盛生命力。可以说,全过程民主是一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它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着文化性建构、规范性建构和体系性建构。如果将全过程民主与新型制度的关系置于国家治理场域中进行考察,能够发现两者相互匹配,共同推进协商与法治的良性互动,程序与实效的规则创设和调适与合作的双向构建。而新型政党制度作用于全过程民主,则是通过手段与目标的增量赋权,发展与治理的双轮驱动以及价值与工具的弹性整合。当然,新时代如何结合我国全过程民主和新型政党制度发展实践,努力实现中国人民民主和国家治理的概念化与理论化,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从共识建构到极化解构——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思潮走向研究

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其安全与国际环境的演变,从根本上触发了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转向。美国国内传统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不断收缩,而作为自由主义发展结果的现代自由主义与作为保守主义发展结果的新保守主义之间则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这两种思潮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共识性不断下降,并且对美国在全球秩序和国际规则构建中角色的认同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就导致了美国的政治发展从共识建构向极化解构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当前美国国内的社会分裂局面仍在继续,其国内意识形态的左右对垒阵线也愈发分明、尖锐。因此,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在未来的走向将更为复杂,极端化和不确定性将成为其转变的重要特征。

全球生物安全治理与中国的治理策略

近年来,生物威胁事件的增多,全球化和大国冲突性质的变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成为推动世界各国深度参与生物安全问题的重要诱因。现阶段,国际社会在生物试剂与生物武器安全、生物多样性、生物技术安全和传染病生物安全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以核威胁倡议等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共同治理的总体架构。但从长远来看,生物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仍存在着主权国家之间欠缺政治合作、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机制仍不完善以及国际社会对调查未知生物事件能力不足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以《生物安全法》为基础、以生物安全治理机制为基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点,推动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深层次发展。

西方政党政治现代化中的“迷思”——基于一种“政党计算”范式的比较分析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算法等技术在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广泛应用,政党竞选和运行过程中“计算化”趋势愈加显著,进而建构出一种“政党计算”的认知图式。“政党计算”之图式包括两重面向:一种是政党在政治竞争中的理性选择、利益博弈的政治计算;另一种是政党在技术变革中的技术赋能、能力迭代的动态计算。一般来说,技术的累积创新突破会深刻地改变经济社会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驱动政党政治和“政党计算”发展演变。

科技加速影响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应用领域、风险识别与策略审视

随着诸多创新性、颠覆性新兴科技的涌现与融合,技术加速迭代,引领人类社会跨入人工智能时代。在此背景下,这些新兴科技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安全治理中,在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层面、物质与意识层面、整体与个体层面皆产生了深刻影响,提升了国家安全治理效力,丰富了国家安全治理的内涵与实践。但是,在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种国内外因素的交织互动下,新兴科技的应用也存在诸多风险,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一定威胁。赋能与风险共同塑造着技术与安全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技术竞争范式与技术和合范式两种不同的选择。在前者支配下,国家会因过度关注技术的威胁性而形成充满竞争与零和性质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在后者支配下,国家可以意识到以技术合作促共同安全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强调平等对话与合作共赢的国家安全治理策略。中国在技术和合范式驱动下的国家安全治理已有丰硕成果,对于在全球实现技术与安全良性互动,构建以发展促安全、以安全保发展的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智能时代下技术革新与政府治理的范式变革——计算式治理的效度与限度

技术革新是考察政府治理变革的重要变量。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政府治理大致经过大生产式管理、电子化治理以及网络化治理三大范式。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标志的智能革命正重塑政府治理,并通过"渗透—传导—生成"的政府治理变革机制促使计算式治理范式的生成。具体而言,计算式治理的表征表现为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手段界面化以及治理过程智慧化。计算式治理通过为政府赋能和社会赋权两种方式,提升国家获取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然而,计算式治理也有其限度,过于强调国家信息能力建设,可能使得个人隐私保护、社会活力发挥以及国家认同提升三个方面受到限制。技术与政府治理的互动史表明,如何开发技术的工具理性并对其运用加以规制是决定技术适配治理的关键因素。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中美网络空间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竞合、困境与治理

全球化的世界日益相互依赖,作为信息社会的神经,网络空间的治理和应用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与全人类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成为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网络强国",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互联网用户数量最多的"网络大国"。因此,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的视角来研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美在网络空间中的治理关系既有对抗冲突的一面,也有合作共赢的一面,总的来说合作仍然是主导中美网络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两国的必然选择。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开展合作,不仅有利于拓展两国的共同利益,更事关全球网络空间的治理进程。作为在全球网络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国家,中美有责任加强合作,克服两国在话语权、主导权和文化上的竞争冲突,树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确保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助推器。

对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政策工具的考察:安全偏向、结构特征及应用评估

作为引领新一轮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和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是各国密切关注并竞相发展的热点领域。在这一领域的全球博弈中,美国以其卓越的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占据了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成为绝对的技术霸主,且随着政治态势的变化与他国人工智能发展的进度不断调整政策工具的应用。为客观且全面评估美国人工智能领域中政策工具应用的安全取向,文章依据政策工具目标对其进行分类,讨论其具体方式、核心偏向及应用领域,总结出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政策工具的应用在目标导向、实现方式、竞争对象、应用领域、参与主体等方面所呈现出的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文章发现,随着技术形势与竞争态势的变化,美国人工智能政策工具表现出权力与生存两种取向,然而,美国对于相对收益的关注使其无论在哪种取向下都无法摆脱安全困境。为避免美国因安全困境而导致中美人工智能竞赛升级,中国有必要形成集促进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反制美国打压与反击美国污蔑于一体的工具箱,助力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机制与安全格局。

美欧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范式及中国的进路

在数据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进程中,由跨境数据流动所衍生的网络安全问题日益严峻。跨境数据流动治理作为网络安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各国际行为体重点关注的新兴领域和相互博弈的战场。当前,美国和欧盟作为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先行者,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体系以及相关保护机制,构成国际跨境数据流动治理格局的两大阵营。然而,由于美欧在价值理念、规制路径和制度设计方面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双方在跨境数据流动中的规则博弈不断加剧,并在个人数据隐私、境外管辖权以及规则主导权等网络安全相关议题上处于既相互竞争又有限合作的局面,给全球网络安全态势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对此,如何在兼顾跨境数据流动安全与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全球网络安全,将考验各国政府的数据战略思维和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