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四月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来到纽约的斯泰勃画廊(Stable Gallery),看到了安迪·沃霍(Andy Warho)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他因此而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波普艺术之后,艺术死...1964年四月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来到纽约的斯泰勃画廊(Stable Gallery),看到了安迪·沃霍(Andy Warho)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他因此而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波普艺术之后,艺术死亡了。然而,在哀悼旧艺术的死亡时,丹托又宣称“艺术万岁”。也就是说,艺术不再受某种观念、要求和美学,以及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他后来的著作和批评文章中,他不断地写有关“艺术死亡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的艺术,特别是纽约艺术界此起彼伏的各种艺术潮流。因为,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在大众文化教育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使得艺术博物馆的地位可以与过去的教堂相比。展开更多
文摘1964年四月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来到纽约的斯泰勃画廊(Stable Gallery),看到了安迪·沃霍(Andy Warho)的布里洛盒子(Brillo Boxes),他因此而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波普艺术之后,艺术死亡了。然而,在哀悼旧艺术的死亡时,丹托又宣称“艺术万岁”。也就是说,艺术不再受某种观念、要求和美学,以及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在他后来的著作和批评文章中,他不断地写有关“艺术死亡之后”(After the End of Art)的艺术,特别是纽约艺术界此起彼伏的各种艺术潮流。因为,在他看来,当代艺术在大众文化教育中的地位如此之高,使得艺术博物馆的地位可以与过去的教堂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