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是解决当前数字平台封禁行为的重要方式,既能维持现有符合市场特征的市场结构,又能将数字平台内部的网络效应外部化,允许市场竞争者公平共享网络效应产生的效率。通过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恢复市场的有效竞争,避免用户、数据等价值要素聚集于少数数字平台。不论是作为反垄断事前监管措施,还是作为反垄断事后救济措施,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都有较好的适用基础和空间。结合我国目前肯定性调整方法规定不足的现实情况,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可能适用的情形也比较清晰,主要是针对数字平台既有反竞争性的互操作安排。实施时应当明确以基线标准作为实施的限度,严格秉持依法、审慎、积极和协同的理念。以公平原则、比例原则为义务设计的基本原则,对互操作义务的范围、标准以及监管等各方面内容予以科学设定。

政府补贴下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化策略研究

已有研究关注到政府补贴、平台赋能可以弥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源和能力上的不足,但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相应的行为策略调整还有待深入研究。理顺三者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对于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平台持续健康发展及提升政府补贴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构建中小企业、平台和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运用Matlab2016对不同因素影响下的三方协同策略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平台的补贴力度能够提升中小企业选择加入平台、平台选择优化服务的概率,但为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及减轻财政负担等,随着补贴力度的增加,政府选择补贴的速率会降低;平台或中小企业的吸收能力小于临界值、平台赋能资源量大于临界值均不利于三方良性互动;平台承载中小企业的数量存在最低规模边界,低于边界值平台倾向选择一般服务;政府加大对平台的惩罚力度能够提升平台选择优化服务的概率。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明晰政府补贴、平台赋能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中小企业、平台和政府的行为决策提供理论借鉴,以期促进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RCEP成员国国际旅游经济网络结构演化及中国角色分析

融入国际旅游经济网络是中国旅游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推进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举措。以RCEP 15个成员国为研究对象,从国际旅游经济的规模、增长、结构与效率4个维度构建国际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借助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国际旅游经济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RCEP成员国国际旅游经济网络结构演化及中国角色展开分析。结果表明:①2000—2018年RCEP成员国国际旅游经济整体网络结构变动剧烈,呈现紧密度增强、通达度提升、等级度下降趋势,网络结构趋于稳定;网络中单个节点发展差异明显,对中国、新加坡、泰国等少数核心节点依赖性强。②RCEP成员国国际旅游经济网络可划分为4个凝聚子群,节点间国际旅游经济联系主要在子群内建立,“小群体”现象显著;中国的网络角色演变经历了从一般的旅游贡献者逐步发展为网络“领头羊”和重要“中间人”,现已成为RCEP成员国国际旅游经济网络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

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水平评价及动力源空间效应研究

旅游业转型升级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该文基于旅游行业间的比例关系、劳动生产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等指标构建以合理化、高级化与高效化表征的旅游业转型升级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核密度估计、泰尔指数、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域旅游业转型升级水平进行评价,从多角度动态反映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水平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以旅游消费需求、旅游技术进步以及政府旅游调控等为核心的动力源空间效应,进一步明晰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水平与动力源空间效应的内在逻辑。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水平逐年提升,且各区域特征差异明显,呈“东部>西部>东北>中部”的格局,总区域差异呈波动性发展且不断增大,主要源于区域内差异。②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水平沿东北—西南方向不断集聚,重心轨迹总体向东偏移,空间关联呈现出正相关发展态势,且关联类型的地域性特征明显。③旅游技术进步、政府旅游调控对旅游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旅游消费需求能促进邻近地区旅游业转型升级水平提高,但可能受旅游消费结构不合理的影响,对本地旅游业转型升级具有负向作用。

旅游企业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路径研究——以携程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实现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是旅游企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商业模式理论与数字化研究成果构建理论框架,依据数字技术在携程商业模式应用中的特征差异划分阶段,归纳各阶段的主要路径,探讨旅游企业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的特点、动力源以及过程模型。研究发现,在互联网平台化阶段,互联网技术引发核心资源、关键业务和价值主张三个触点并将数字化创新延伸到商业模式各要素之中;在平台移动化与智能化阶段,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等促进企业业务层面联动、需求与供给层面联动,推动平台业务扩张;在生态网络化阶段,云储存、云直播等促进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与价值共享三个环节的整合与再造,实现商业生态网络数字化深化和共赢:三个阶段的成效对携程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均起到正反馈效应。在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的特点上,携程与制造业企业对比,更加注重供需关系的动态平衡;而与其他互联网企业对比,携程更加注重对上游供应链的建设。另外,推动携程商业模式数字化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企业的创新意识与战略执行能力。

加强政务数据开放及授权运营的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

政务数据开放的价值目标定位于在公平竞争条件下保障市场主体能够合理利用公共数据,目标实现离不开公平利用的制度生态。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开展政务数据开放的立法探索,其中产生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一是受制于地方立法权限,地方立法与统一数据市场建设存在一定冲突,需要总结地方立法经验,将之转化为全国性法律规范。二是政务数据具有公共属性,原则上应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向社会主体开放利用,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惠之于民,且有必要通过各种激励措施保障不同能力的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利用公共数据。三是政务数据的公平利用有赖于竞争法逻辑下公平的实现,对于地方有关授权运营的制度安排,要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防止授权运营异化为数据资源地方保护和垄断经营。

2019-2022年中国H6N1亚型禽流感病毒的生物学特性分析

【背景】H6亚型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AIV)广泛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是我国家禽中最常见AIV之一。H6N1亚型AIV频繁地与其他野鸟源毒株重配,并且可以作为供体为高致病性AIV提供内部基因片段,产生新型重组病毒,进而威胁人类健康。【目的】通过对我国H6N1亚型AIV的演化动态及其相关生物学特性分析研究,为我国禽流感的综合防控提供数据支持。【方法】采集2019—2022年我国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活禽交易市场及养殖场家禽喉和泄殖腔拭子,通过接种鸡胚分离到7株H6N1亚型AIVs并对其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其遗传演化特征、受体结合特性及其对SPF鸡和BALB/c小鼠的感染性。【结果】遗传演化分析表明,7株病毒的基因与分离于北美及东南亚地区的野鸟源病毒基因同源性较高,基因来源复杂,具有明显的遗传多样性。贝叶斯演化分析表明,H6亚型AIV HA基因曾发生过多次的跨洲际传播,欧亚谱系病毒在北美地区也有着较长时间流行。1株病毒HA基因与北美地区毒株基因高度同源,根据贝叶斯演化分析结果,推测该病毒在野鸟体内经历了复杂的基因重配后形成,后经野鸟传入我国。特殊氨基酸位点分析结果显示,病毒HA蛋白裂解位点序列均为PQIETR↓GLF,符合低致病性AIV特征;此外,另有1株病毒的NP蛋白发生Y52H突变,据报道,该突变对AIV获得抵抗人干扰素刺激基因BTN3A3的能力起到关键作用。受体结合特性分析表明,部分毒株具有双受体结合特性,但结合人源受体能力弱于结合禽源受体能力。病毒对SPF鸡的感染性试验表明,鸡感染A/chicken/Jiangxi/S40445/2019(H6N1)后能通过呼吸道及消化道排毒,并且病毒可在鸡群内通过接触传播。鸡感染A/duck/Jiangxi/S10941/2019(H6N1)后仅有少数鸡通过呼吸道排毒,病毒无法在鸡群间通过接触传播。BALB/c小鼠的感染性试验表明,H6N1亚型AIV无需提前适应便可在小鼠呼吸道内有效复制,但对小鼠仍呈低致病力。【结论】2019—2022年分离于我国的H6N1亚型AIV基因大部分来源于野鸟源病毒,候鸟可经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将病毒传入我国;部分病毒能够结合人源唾液酸受体并在小鼠呼吸道内有效复制,表明该亚型病毒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5株H6N3亚型禽流感病毒的分子特征及遗传演化分析

为了解H6N3亚型禽流感病毒(AIV)的遗传演化特点,试验对2023年采集自广东、湖北两地的活禽交易市场禽类咽喉拭子及泄殖腔拭子进行病原分离鉴定,并对分离的H6N3亚型AIV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测定,进一步分析其遗传演化情况和特殊分子标记。结果显示:共分离到5株H6N3亚型AIV,且均为新型重配病毒,可分为2种基因型,其中4株湖北分离株属于基因1型,NA基因进化支相对独立,其余基因片段与分离于我国家禽的H3N2、H3N3、H3N8、H6N6亚型AIV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1株广东分离株属于基因2型,与多种不同亚型野鸟源病毒高度同源;5株分离株HA蛋白的裂解位点序列仅有一个碱性氨基酸,符合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LPAIV)的特征;4株湖北分离株的NA基因全长仅有1365bp,其编码的NA蛋白出现茎部缺失;部分分离株HA蛋白获得A138S突变,一株病毒的PB2蛋白获得I292V突变。综上所述,分离的5株H6N3亚型AIV为新型重配病毒,部分分离株获得哺乳动物适应性突变,应加强对H6亚型AIV的流行病学监测。

基于NT降阶的乘积型区间二型模糊控制器结构分析

目前区间二型模糊控制器的结构分析主要基于Zadeh的取小推理和KM降阶算法。KM算法是一循环迭代过程,没有解析解,无法进行控制器的稳定性分析,且取小推理需要进行输入空间的划分,过程较为繁琐。提出了一种简化的区间二型模糊控制器分析方法,该方法首先采用乘积推理,模糊规则的激发隶属度为输入变量隶属度的乘积,统一了控制器的表达式形式,避免了输入空间的划分过程,模糊控制器的结构分析更加简单。二型模糊集合采用NT降阶算法,该算法直接利用首隶属度函数的上、下限的平均值来进行解模糊化操作,避免了迭代计算,简化了降阶过程。控制器的表达式等效于一个增量式PI(位置式PD)控制器,其比例增益、积分增益以及补偿项均为非线性可调,而且还能得到控制器的闭环表达式,易进行区间二型模糊控制器的稳定性分析与设计等。

一类区间二型模糊PI控制器设计算法

区间二型模糊控制器在处理不确定性方面优于传统的模糊控制器,但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区间二型模糊控制器需要降阶过程。常用的KM等迭代式降阶算法效率低下,难以用于实时性较高的场合。本文利用直接降阶算法和动态解模糊化算法,提出了一类区间二型模糊PI控制器设计算法。该算法在降阶过程中考虑偏差和偏差变化量对控制器输出的影响,避免了KM等迭代式降阶过程。通过二阶迟延对象以及一个非线性对象的仿真实验表明,本文算法能够有效降低系统超调,降低系统的稳态时间,控制器在设定值附近的输出更为平滑。

不同致病性H7N9亚型流感病毒HA蛋白的比较分析

为明确高致病性和低致病性H7N9亚型流感病毒血凝素(HA)蛋白的血清学特性是否有差异,通过体外表达两种H7N9亚型流感病毒HA蛋白并进行分析。利用RT-PCR方法扩增出高、低致病性H7N9亚型流感病毒HA基因,测序,并克隆于真核表达载体pCAGGS-Flag中,构建两个重组表达质粒,命名为pCAF-H7HPHA和pCAF-H7LPHA,分别转染293T细胞,用间接免疫荧光试验和Western blot试验观察HA蛋白的表达情况。结果显示:与低致病H7N9亚型流感病毒比较,高致病性H7N9亚型流感病毒HA基因裂解位点有连续的碱性氨基酸插入,糖基化位点和受体结合位点没有差异。不同致病性毒株的HA蛋白均能表达良好,表达蛋白分子量约为70 ku;高致病性H7N9亚型流感病毒HA蛋白(或血清)可以与低致病H7N9流感血清(或蛋白)发生反应。结果表明:不同致病性H7N9亚型流感病毒HA蛋白在血清学上没有差异性,为H7N9亚型流感病毒HA蛋白的研究奠定基础。

城市旅游网络下社会资本、旅游创新与旅游绩效的关联协调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实现城市旅游网络下社会资本、旅游创新与旅游绩效的协调发展已成了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对山东省城市旅游网络下社会资本、旅游创新与旅游绩效的关联问题实施三系统的耦合分析,结果表明:就社会资本、旅游创新与旅游绩效各子系统的评价值而言,一方面,城市间表现差异明显,反映了城市旅游发展的非均衡性;另一方面,同一城市的表现也存在高低混合的状况,表明城市旅游网络内的成员各具优势和劣势,既有进一步释放经济能量的潜能,也有需要不断优化与完善的不足之处;社会资本相对滞后与旅游创新相对滞后是造成多数城市旅游子系统间耦合失调的主要原因;当前省内多数城市旅游绩效主要依赖于社会资本,缺乏与旅游创新地有效关联;三系统耦合失调较为严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省际边缘。积累与优化社会资本、促进旅游创新是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路。

2017年西藏拉萨市家禽禽流感抗体水平检测

为了解西藏拉萨市家禽禽流感抗体水平,2017年8月随机选择免疫过H5禽流感疫苗的8个规模养殖场、2个散养户、3个活禽交易市场,共13个群体,采集1041份家禽血清样品进行H5、H7、H9亚型禽流感HI抗体检测。结果显示:H5亚型禽流感免疫抗体合格率为45.73%,H7、H9亚型抗体阳性率分别为21.13%、52.64%;养殖场、散养户和活禽交易市场的不同亚型抗体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规模化养殖场的H7亚型抗体阳性率最高(29.92%),活禽市场的H5、H9亚型阳性率最高(78.16%、79.31%),散养户的所有亚型抗体阳性率均最低。结果表明,拉萨市H5亚型禽流感疫苗免疫效果较差,特别是散养户,疫病发生风险较高,H7、H9亚型疑似自然感染率较高,应进一步查明原因,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疫情发生。

“数据池”共享行为的竞争风险及反垄断法分析

“数据池”是数据共享的重要表现形式,对提高经济效率、鼓励创新、增进消费者福利、促进竞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大规模数据的集合也将为市场竞争带来挑战和不确定性。经营者可能会通过“数据池”进行敏感数据信息的交换,促进卡特尔共谋的达成和实施,将数据优势限定在少数成员手中造成数据封锁,从而限制、排除相关市场上的竞争。“数据池”共享行为可能产生的竞争隐患多来自垄断协议。考虑到“数据池”的复杂性,在评估“数据池”共享行为的竞争效果时,应在一般垄断协议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数据池”成员间竞争关系、“数据池”共享的数据种类、“数据池”约定的分析工具、“数据池”的开放程度以及“数据池”的消费者损害等因素。

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销售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及启示

在国外,体育赛事转播权销售中时常出现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对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销售行为的规制经历了从豁免到规制的历程。在反垄断法视域下,界定体育赛事转播权相关市场,并从横向行为和纵向行为对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销售行为进行反垄断法分析。由此得到启示:中国境内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市场销售行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规制,应秉持谦抑性理念,扩大适用合理原则,合理界定中国境内的体育赛事转播权销售的相关市场。

个人反垄断义务和责任的制度完善及其实施

责任只有追究到个人,《反垄断法》才能产生更直接的威慑力。本次修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健全个人义务和责任制度。根据个人的不同行为、不同身份,或是涉嫌参与垄断行为,或是需要配合调查,或是履行公职,《反垄断法》规定了相应的个人义务和责任。与修法前相比,法律制度更加科学合理。个人反垄断义务和责任制度的完善,强化了《反垄断法》的威慑力,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更好地实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

双重身份视角下平台自治与反垄断监管的界限

现如今,依托于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的平台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从表象看,平台经济最大化的实现了资源配置,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经济效率,便利了消费者。但是随着大数据分析、定价算法等技术的不断演变,随着平台市场结构的日益集中,平台系统的进一步生态化,竞争所能发挥的作用将会逐渐被一只“数字化的手”所取代,而以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将会逐渐转变为“平台计划经济”。如果我们还一味地沉浸在技术变革的喜悦之中,忽略平台发展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潜在威胁,那么最终财富将会快速地转移到平台手中,消费者将为技术进步付出惨重的代价。因此,以平台促进经济效率为由放弃监管是错误的做法。监管机构必须认识到,促进经济效率,不能以牺牲竞争和消费者福利为代价。对于日益集中化的平台市场,反垄断法是保护竞争和消费者福利最为直接有效的工具,但在运用的时候必须秉持包容审慎的原则。尤其需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包容审慎并不意味着反垄断执法机构放弃监管,相反要在需要监管的领域加强监管。第二,包容审慎一方面意味着要尊重平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避免盲目干预,损害效率;另一方面意味着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想要介入,必须首先厘清平台自治和政府监管的界限,然后在平台失灵的部分进行合理有效的干预。所以,本文首先深入商业实际,分析平台参与市场竞争的双重身份,明晰平台内部治理的基本手段;其次,在前述基础上探究平台自治与政府监管的界限;最后,明确未来平台反垄断政策的基本方向。

中国城市群旅游网络化社会资本分异研究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对中国城市群旅游网络化社会资本分异特征进行探讨。结果显示:①在关系上,各城市群的规模、发展程度、地理地形以及资源环境的不同,导致各城市群旅游关系最强值差别明显。②在网络结构上,整体中心势偏高的地区为西部与北部;全国城市群的整体网密度普遍不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模式广泛存在于中国城市群内。③在制度上,无论从正式制度方面还是从非正式制度方面,长江中游、长江三角洲及中原城市群表现均较为突出,旅游网络化发展态势良好。强化政府协调功能、加强异质旅游资源开发、重视边缘区旅游产业建设以及完善城市群旅游网络化发展机制等是优化与积累社会资本及促进中国城市群旅游网络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新旧动能转换及动力源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新旧动能转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青岛市作为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三核之一,从战略和全局高度统筹谋划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努力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模式。本文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青岛市新旧动能转换程度,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青岛市主要动力源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近年来青岛市新旧动能转换在时空上呈现持续升级和不断优化的态势,但依然存在经济增长模式粗放、重点区域发展缓慢、核心动力源培育力度不足等问题。适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及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培育新旧动能转换新需求、打造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创新机制、确立新旧动能转换现代治理新体系,以及拓展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思路是青岛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基于成果导向的自动控制原理课程教学改革

针对自动控制原理课程中,存在的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动手能力培养不足、内容抽象、知识点较难理解等问题,提出了以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为指导的课程设计方法。基于反向设计原则和思路,对人才培养目标、授课内容、授课方法、学生学习效果评价指标等要素进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