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上)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下)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新文化运动的漫延及局限——以《新人》与少年中国学会的调查为视角

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迅速漫延,仅仅一年时间,就遭遇主旨不明,做法各异,方面偏倚等问题,引发诸多质疑和批评。为了了解实情,设法改进,《新人》杂志和少年中国学会等机构有组织地对全国大部分地方(缺湖北、贵州、广西)新文化运动的实况进行调查,以打破“新文化派”对“新文化运动”的专擅和垄断,开辟别样进路。调查结果显示,河南、湖南、浙江三省的情况令人鼓舞,山东、安徽、四川有所起色,其余地方,包括京沪,却未可乐观。而主要的积极体现,就在于出版物的增加和传播。消极的弊端,则包括运动集中于城市和知识界,缺少学理性,未能普及全社会和各层面,高压之下学生群体涣散以及新偶像的出现。如何突破浮泛浅薄的瓶颈,成为新文化运动能够深入持久的关键所在。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上)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新文化运动与浙江一师风潮

1920年因为更换校长经亨颐触发的浙江第一师范风潮,是继五四爱国运动而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少有酿成冲突的重要事件。学生一开始就自我定位为维护教育革新和巩固文化运动,而具体指陈的四项教育革新内容,学科制议而未行,教师专任、改授国语已经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实行,学生自治则与美式自动教育的兴起合拍。而且这些举措均提倡已久,并非新文化运动才出现的新潮流。仅就浙江一师而论,只能说经亨颐刚好踩到了新文化的点上。不过,经亨颐还长期担任浙江教育会会长,其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机关其实是教育会,他希望通过改造学生的人格向社会传播普及文化,进行社会改造。因此,浙江全省乃至全国学界都将一师学生的行动视为捍卫文化运动之举,予以支持。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上海国民党人对一师风潮推波助澜,而同为发起人的江苏教育会,由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与经亨颐的人格教育暗中角力,未能伸出援手。

从“反日”到“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日口号的变化(下)

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中共的对日口号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变化,主导的趋向,就是从“反日”转向“抗日”。“抗日”与“反日”两种口号,均出现于1928年济南事变触发的反日风潮中。日本占领东北,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中共针锋相对,以“反日”为号召,并与反蒋联动。经过承认东北、华北及上海民众士兵的“抗日”,到逐渐对党外使用“抗日”的名义,进而打出“抗日”的旗帜,两种口号内外有别,长期混用,分际日见淡化。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调整以及中共领导权的易位,中共中央针对民族矛盾急剧上升的危局,顺应舆情民意,从坚决反日反蒋的国际阶级路线逐渐调整到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合作抗日的民族战争的轨道上来,使得全面抗战来临之际全体中国人集合在“抗日”的旗帜下,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实源流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对国民党背叛联合战线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以及“左”倾路线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中共以“反日”主张与国民党的“抗日”主张针锋相对。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从下层统一战线的阶级路线起始,由反日与反蒋并重实际上以反蒋为先决条件,逐渐转向反帝统一战线的民族路线。经过长征胜利抵达陕北的中共中央确认中日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很快依据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一度受七大决议中译本的影响改称“反帝人民战线”,但不久即转而确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从而进入全民抗战的崭新历史发展阶段。

章老师的治学方向及其拓展空间

《章开沅文集》的编辑是章老师在世时“在集体帮助下的自我盘点”,采取分门别类的体例,收录和编辑作者的主要著述,依次为辛亥革命研究(三卷)、张謇研究(两卷)、思想文化(一卷)、南京大屠杀(一卷),最后四卷为笔记、演讲、访谈和序言。由此可见章老师治学的基本取向,用力的重点从篇幅的分布即可概见。不过,由于文集没有收录作者的所有文字,要想解读终其一生整体的治学路径及前后变化,还需进一步扩展视野。另外,章老师晚年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其寄望、影响与成效,未必能够简单地对应著述的篇幅。有鉴于此,依据现有资料,对章老师的治学取向略做探讨,并窥测各方面的拓展空间,对于理解其学行,当有所裨益。

鼓与呼:《论持久战》的舆论攻势

《论持久战》问世后,中国共产党利用政党合法化以及在全国各地设立多处党政军办事处、兴办多种报刊的有利条件,有组织地统一行动,向各地各界民众开展舆论宣传,全面阐述《论持久战》的内容意义,树立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坚决抗战的正面形象。左翼人士的踊跃呼应,扩展了《论持久战》的影响,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的形象。而经济与文化的补充论述,既显示了《论持久战》的指导作用,也延伸了《论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内容。这一波舆论攻势凸显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宣传上的能力远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民心的天平开始朝着共产党一方倾斜。

辛亥时期国体政体的意涵与辨析

国体政体观念在清季随着欧洲国家学说的引进传入中国,国家学说的理论不一,国体政体的辨析因而有所不同。关于国体政体的分别与联系长期困扰着努力变革的国人。在近代国人的认识进程中,虽然国体政体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正式提出始于孟德斯鸠,可是由于欧洲历史上各国的国体政体大致一致,一般而言不会特别讲究。而日本明治时期皇权与统治权合一,使得国体政体完全分离,而国体政体说变得相当繁复纠结。受此影响,清季在欧洲国家学说的输入传播、共和立宪争辩、要求开国会以及帝制与共和的角逐中,国体政体一再被立场主张各异的政派激烈争论,学理上的剪不断理还乱最终被政治行动的胜负所终结,而所遗留的问题依然是令人头痛不已的棘手难题。

晚清民国知识人的知识

近代中国同时存在四套知识,即中学、西学、东学和天竺(印度)之学,前两种是基本的和主导性的,后两种是辅助性的。因为无法完全吸收,而且难以兼容兼备,近代中外文化态势由内化转为外化。中、西、东学融合而成的新学,实以西学为体。以新旧对付老辈,用中西引领时趋,是近代趋新知识人异军突起的不二法则。但是以新学承接旧学,难免变形,用新学输入西学东学,又往往隔膜。重启以复古为创新的文艺复兴,消解新学造成的看待传统及世界的似是而非,有助于为世界格局的重构提示不同选项,做好人类文明进入多元化新纪元的知识和人才准备。

孙中山对“共和”的迎与拒

今义的汉语“共和”一词,来自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借助中国古典对应西文。无论古今中外,其意涵都有多种,易与贵族寡头政治以及君民共主相混淆。1902年以前,孙中山使用汉语言文字时,几乎从不采用共和之说。即使1903年受邹容《革命军》的鼓舞使用过“共和”,在学理和政纲层面,仍然严格采用民主立宪或民权立宪。辛亥鼎革之际,更是刻意将民主与共和连用,防止借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同时,孙中山认为美国的合众联邦制有助于中国革命之际由群雄割据走向统一民主,而对美式代议制民主颇有保留,先以五权宪法补充防弊,继而用国民大会引入直接民权,以确保共和的民权立宪属性,并提升效率。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表明,要达到人类社会的政治极则,还须依据国情,博采众长,努力开拓前行。

思想如何成为历史?

思想史存在与生俱来的紧张,即究竟是依据思想的脉络进行勾连,还是按照历史的联系加以呈现。一般而言,中国人很少形而上的思想,言论文字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都有具体的所指能指,通语境之下,难免历史清楚、思想不见的尴尬。近代域外新知大量涌入,各种主义学说很少达到系统的高度与深度,外来后出的学理概念与中国固有的观念物事如何协调,思想史应该说明其凌乱片断,抑或重新条理以编织谱系。脱离原有事实的时空联系,根据文本的相似性加以串联,很可能与各个思想者的思想不合,不过是研究者心中的思想史。而显示历史的错综复杂,却枝蔓横生,不易把握思想的渊源流变。要两面得宜,相得益彰,将思想还原为历史,还有待于来者的努力。

辛亥革命史研究需要走向精细化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110年了,这场翻天的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和走向,因而很快就有人开始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并展开相应的研究。所以,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至今也有百年左右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悠久,史学源远流长,一个世纪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不能说转眼即逝,却也是相对短暂。王朝时代的传统,是后世修前朝史,中间有较长时间的沉淀。辛亥革命史的纂修起步很早,一方面显示事情本身的极端重要,尤其是民初政局动荡,修史还有确立正统以凸显正当性的需求,另一方面,起步过早,资料准备不够充分,立论仓促,各执一偏,认识表浅以及聚讼纷纭之类的弊端难以避免。因此,相关研究开始显得较为粗疏,也在情理之中。

经学与经学史研究旨趣

厘清经、经学与经学史的联系及分别,是认识经学之于今日中国乃至人类未来命运的关键所在。而在王朝制度崩溃之后,如何承继道教的真精神和新儒家的旧途径,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辅相成,借鉴韩愈到朱熹构建天竺为体、华夏为用的新儒学的取径做法,延续近代国人融合中外创建新学的努力,构建西学为体、中华为用,能够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的天理人事之学,作为中国长治久安和屹立世界巅峰保障的崭新文化,是研究的要旨和用力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史的逼真与如实

受分科治学架构下外来后出观念的影响制约,历史研究及其叙述往往将认识等同于事实甚至作为预设前提,以求史事与逻辑的自洽,却经不起全部文本史事复归时空本位并条贯前后联系的验证。即使栩栩如生的逼真,仍然不能如实,反而是失真的假,而且更容易以假乱真。区分五四运动前的新思潮、五四运动及其后的新文化运动的分别及联系,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合为一炉,避免将历史认识与历史事实混为一谈,才能呈现新文化运动整体的实况,进而确定其历史地位和影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领导权

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全面抗战,中共出于民族大义,承认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国家政权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同时保留自己的独立性,并发挥对抗日战争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作用。由于中共认定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和争取抗战胜利,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使中国政治上独立、经济上超越,自己要想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就要在持久抗战的相持阶段,同时实现对日本和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双重强弱转换,从政治领导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从而能够决定抗战的胜利和中国的命运。虽然抗战的相持阶段尚未完成就转入战略反攻,中共又受到种种打压和限制,但国共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平衡甚至反转已经出现,这为战后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增加了致胜的码。

新文化运动与出版物的勃兴

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取向之一,就是将文化普及到社会大众。而普及的方式虽有多样,最见成效并且具有展示度的就是出版物的勃兴。开始主要是各种定期出版物即杂志,通常所说各地兴办了400种白话报刊,其实是将五四前新思潮时期所办报刊以及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刊物混同在内,真正创办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并以新文化为内容的,大约不到一半。在刊物的浅薄重复弊病引起普遍批评后,运动者和出版界又将目光转向编辑丛书。只是学术的平民化难免浮泛的流弊,出版很快陷于停顿。识者提倡批评与重视理科,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以专门化增强创新力,以挽救新文化运动的破产。

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

迄今为止,宋学可以大别为三种:一是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与汉学相对的讲法。如果包括陈寅恪所说的全部宋学或新宋学,则有四种内涵外延各异的宋学,明、清、民国和当代各生成一种。以宋学为中心,梳理一种学说的历史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学说的认识的联系及分别,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进而分层次把握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生成演化以及不断重述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其前世今生,而且有助于揭示其未来走向。经学具有政治、学术、道德三种价值体系,研究需要齐头并进,宋学研究尤其要三箭齐发,相辅相成,学以致用,才能体现济世安民的初衷旨归。贯通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通过历史的延续性变化呈现转换。本来难讲的义理之学,可以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或用做汉学的办法来讲宋学。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定名与异变

1935年底,中共中央根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人传达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确定实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是1936年3月收到由《国际新闻通讯》转来的七大决议中译本,却表述为“反帝人民战线”。已经具有独立性和自信力的中共领导层虽然按惯例照改,却心有未安,遂在恢复电讯联系后立即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申述,同时主动改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协商,于8月中旬复电同意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总方针。由此出现的以“人民战线”取代“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情况,在中共中央层面仅仅持续了三个月,非但不意味着中共内部缺乏共识以致选择困难,反而彰显其在共产国际已经据有“苏联外之第一党”的地位,其平衡国际路线与民族革命的独立自主道路得到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