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产业优化升级的政策效应研究

区域协同发展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政策载体。京津冀协同发展以产业协同为重点突破领域,而这一政策能否促进河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前还缺少经验证据。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双重视角,以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和201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评估区域产业协同对河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廓清政策效应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促进了河北产业结构高度化,高度化指数提高了0.023,但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没有产生正向政策效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对河北省内各地级市产生了异质性政策效应,邻近北京和天津的河北地级市并不具有区位优势,反而是河北南部的地级市产业结构升级效果明显。未来要科学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兼顾产业结构层次跃迁和产业间协调耦合,建立合理的利益共享和成本分担机制,注重更精细化空间尺度上的都市圈产业协同,夯实河北产业发展的基础要素。

公共政策全过程科学评估:逻辑体系、技术谱系与应用策略

全过程评估是推动公共政策朝着预期目标平稳运行的“方向盘”和“矫正器”,在实现“从决策到政策、从政策到效能”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保障作用。在政策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厘清由政策前评估、政策中评估、政策后评估所构成的“公共政策全过程评估”的基本逻辑,明晰预评估、监控评估、效果评估的目标和具体指向,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政策评估文献进行文本数据挖掘,确定一个包含24种经典与前沿科学工具的“公共政策全过程评估方法与技术谱系”,有助于为公共政策全过程科学评估的推进提供工具及其使用指南。未来我国需通过编制公共政策全过程科学评估方法与技术操作手册、发挥“红色管理”经验、开发中国特色评估工具等策略将公共政策评估工作做实做好,将公共政策中不可控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控的不确定性。

失灵与矫治: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的效能评估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第三方评估是本届政府创新管理方式的重要措施,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杠杆。然而我国实施的各类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却出现了诸多失灵现象,以至于它被认为成了"官员违法乱纪的‘保护伞’"。要解决失灵问题,就需要有评判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效能的标准,通过科学方法的逐步统计筛选,即可获得一套包括专业性、独立性、科学性、公正性、公开性、权威性、实效性等指标的第三方评估效能评估标准体系。从使用该标准体系对我国已结项的21个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案例的效能实证评估结果来看,目前我国政府绩效第三方评估基本合格,但在独立性、群众认可度等方面存在着"局部失灵"。未来需要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定第三方评估的法定地位,减少对第三方评估的干预,鼓励和发展专业评估组织,提高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性和公信力等方面来解决第三方评估失灵问题。

网络舆论影响下政府依法行政偏离研究--面向行政程序的50个案例探索

网络舆论冲击下,我国各地政府可能会偏离依法行政的轨道。通过分析50个已发生的网络舆论对依法行政产生了影响的案例,考察依法行政的完整程序、基础程序、跳跃程序,有助于廓清网络舆论影响下政府依法行政的偏离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社会误以为政府在应对网络舆论时被“绑架”而频频违法行政,但实际上我国政府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其绝大多数行政管理活动都遵守了依法行政的起码底线。值得警惕的是,从收集到的研究对象来看,有30%的案例背离了依法行政的要求,这种偏离肇源于政府忽视了“率先发声”、网络舆论涉入了不应参与的行政管理环节等。针对这种现实,未来需要在保障好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当家作主、参政议政的权利外,还需要通过主动引导舆论、设置网络参与行政管理的合理限度等方式来提升网络舆论压力下政府依法行政效能。

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绩效及其影响因素测评——一个全面绩效管理视角下的非干涉研究

将全面绩效管理思维引入城市垃圾分类治理,有助于改善垃圾分类的低绩效问题。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非干涉研究,掌握了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全面绩效现状。进一步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前端因素中,居民的相互影响、家庭分类情况与小区的监督管理对实现垃圾分类的全面绩效至关重要;中端因素中,垃圾清运效率、清运量等因素对实现垃圾分类的全面绩效影响显著。未来要加强垃圾分类全面绩效链条中各环节的衔接与配合,培养居民分类习惯,构建科学高效的清运系统,在这些工作的推动下,企业才能够有动力彻底实现垃圾分类的全面绩效。

我国政府潜绩评估研究——面向东中西部50个县级政府的探索性实证评价

在政府绩效的生成中存在着预期潜绩、配置效率型潜绩、X-效率型潜绩、可持续型潜绩、情境型潜绩等五种政府潜绩,想要评估就需要从"使命评估""战略评估""内隐绩效评估""职能评估"等维度入手。在单轮德尔菲法专家调查、隶属度分析、相关分析、鉴别力分析、信度效度检验、赋权的基础上,我们筛选出了一套由64个操作性指标(三级指标)构成的政府潜绩评估指标体系。以指标作为"考卷",我们选取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共50个县级政府的硬数据,同时结合我们调查所得的软数据,对它们的潜绩进行了实证测评。实证评价结果显示,中部地区政府潜绩状况好于东部与西部,西部在三者之中情况最不理想。要改进我国政府潜绩现状,可以从改变现有的显绩评价导向,尝试开发我国各级政府的潜绩评估指标体系,开展对"五年计划""长期规划"等政府战略的预期绩效评估等方面着手来。

特色小镇过度扩散与治理研究——一个面向我国“特色小镇”政策扩散影响因素的实证探索

特色小镇是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探索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独特创新。通过“进城不离乡”“就地城镇化”等方式,特色小镇为全国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路。然而,这项立意高远的政策创新在各地具体落实的过程中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异化与泛滥现象,许多无特色的乡镇以“特色小镇”名义浪费了公共财政资金,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所谓的“特色小镇”在全国过度扩散,其诱发因素不是偶然的。本研究基于2015-2020年间325个地级行政单位的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法,研究特色小镇扩散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了这些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状况和上级压力是影响特色小镇扩散的最重要因素,而特色小镇扩散也与“地情”密切相关,上级压力与财政状况交互作用加剧了特色小镇过度扩散。未来要治理特色小镇过度扩散问题,应该发挥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的双重撬动作用,建立全过程管控与考核制度,并及时监督虚假特色小镇,同时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合适的特色小镇建设方案,防止同质化现象的发生。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基于鼓励地方创新的“中国经验”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职能转变进入关键时期。行政审批是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环节,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口,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更好地回应民众诉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基于国情、地方实际与制度创新重难点等多重因素,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一定时期内重视鼓励地方创新,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中国经验'。从该角度出发,准确把握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典型模式——'行政审批局',分析其成效与阻力,有利于展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趋势和方向,促进政府职能朝着优化、协同、高效的方向转变。

公共行政实践与理论互构的历史与未来——从“关于效率的科学”到“关于国家治理绩效最大化的科学”

从历史进程来看,行政实践在不断向前运动、不断创生着新的内容。作为对实践的反映,行政学理论逐渐走出了聚焦效率的模式,将“关于效率的科学”上升为“关于绩效的科学”,将那些被效率排斥在外的公平、公正等价值纳入公共行政学的范畴。进入21世纪之后,无论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公共行政实践都呈现出明显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态势,不再机械地信守“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信条,转而倡导“只要有利于国家治理绩效最大化的行政管理活动,就属于良好的政府管理”的原则,这就形成了新时代的一种新型行政理论形态,即“关于国家治理绩效最大化的科学”。从全球来看,中国学者走在了新时代创新行政学理论的前列,未来需要将此创新坚持下去。

政府绩效管理鸿沟:问题识别、形成逻辑与研究展望

政府绩效管理鸿沟指绩效管理理论与实践、实践各环节间出现的不对接与断层,是导致绩效管理有效性不足的重要成因,涉及绩效管理理论学说与实践的鸿沟、采纳与执行鸿沟、供给与需求鸿沟、绩效信息的收集与使用鸿沟。各绩效管理鸿沟对应不同的现实表现及形成逻辑,在未来研究中有一些可供探讨的关键议题。应用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可实现对政府绩效管理鸿沟的有效治理。

激励与问责并重的政府考核之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后,为了激发地方政府活力、激励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中央一直在鼓励各级政府推进绩效评估工作。在近四十年的持续实践中,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经过了初创、偏重GDP评价、突破唯GDP评价、科学化与顶层设计几个阶段的探索,目前进入了需要反思与提高的阶段。虽然它塑造了不断追求实绩的上进行政文化,构建起了政府管理的科学化机制,带动了政治体制上的进步,但依然存在着缺乏专门立法保障、缺少法定专业职能部门、"外行评价内行"等问题,未来需要针对性地改进与完善。

“治理”的中国诉求及当前国内治理研究的困境

推进治理研究,不能仅引进一种"世界时髦研究潮流",而要在弄清楚中国诉求的基础上建构"核心技术"。然而,从CSSCI数据库文本挖掘的结果来看,当前中国治理研究主要聚焦于"善治""多元治理""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四个方面,前三类研究主要传播了西方话语体系,而后者却无限扩大了国家治理的外延,模糊了其内涵,使得它几乎包括了各人文社会科学子学科研究对象的"万能文科研究"。要改变当前治理研究的窘境,未来就需要将治理研究与中国大国历史、当前国情结合起来,将其应用到克服"大国自闭症""大国疏离症""民众的原子化病症"中去,应用到落实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去,同时构建出科学、可操作化的治理理论体系,并以之抢占世界治理研究话语权。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过犹不及”诱致的逆向不均等——面向东中西部24个乡村的实证探索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公共投资的重要领域,其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为全面了解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与实现程度研究”课题组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24个乡村(12个示范村、12个普通村)进行了实地调研。从实证数据的统计来看,我国农村中存在基本公共服务“用力过猛”、使用效率偏低等问题,这使得大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服务项目闲置与“撂荒”,浪费了公共资源、公共资金。就人均使用情况而言,这是一种新的“逆均等化”现象。从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的效率测算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逆均等化”主要表现为边际效率递减、低效、无效与挥霍。要解决这些问题,未来需要从加大实施乡村“千村示范”工程、建立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专项绩效监督评价机制、采用差别化的政策支持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等方面入手来突破当前窘境。

保障与孵化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程、逻辑与未来

新中国一成立就将保障公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工作纳入了政策保障范畴,开辟了基础教育、卫生、就业、残疾人保障等各类专门事业来分项保障公民权利,但分项模式造成了不同类事业之间的割裂性,降低了保障效率。2001年我国物质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国家开始将传统的保障政策向更为科学的长效机制转变,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推出了平台化、集约化、系统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这项彰显中国“权利保障”特色的事业将社会主义本质落实到每一位公民身上,以“行动的权利”来实现并孵化社会主义公民多向度的基本权利。未来需要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事业。

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创新真的促进了“弯道超车”吗?——一个面向贵阳市大数据发展政策的合成控制检验

贵阳市的大数据发展政策究竟是虚有其表的"面子工程",还是确有其实、能够形成"弯道超车"效果的"发展引擎"?在各种媒体高调宣扬其政策效果显著的背景下,廓清此问题对推进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创新具有较好的示范价值。本文以2005—2019年中国21个省会(首府)城市为样本,以2013年贵阳开始实施大数据发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合成控制法检验了大数据发展政策对贵阳市发展产生的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贵阳实施大数据发展政策取得了较好的发展绩效,具有一定的"弯道超车"效果,这为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然而,以贵阳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在追求依靠政策供给实现"弯道超车"的同时,还需要充分遵守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补短板、攻关核心领域,夯实发展基础。本文表明经典发展理论所强调的基础性生产要素仍然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些基础要素不成熟的条件下进行大数据等高新科技政策创新虽然有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但难以实现持续性、根本性的跨越式"弯道超车"。

政府购买服务:风险生成与实质逻辑

政府购买服务在实践中暴露出逆向选择风险、道德风险、公共财政风险和目标置换风险。为了防范这些风险,就需要对政府购买服务中购买前决策、招投标、选择代理方、谈判与签订合同、合同实施、监管与绩效评估、再谈判七个风险生成环节进行解密。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风险生成肇源于产品规则难以界定、交易规则模糊不清以及治理规则形同虚设。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政府购买服务对于国家治理体制改革的正向功能,完善信任、信息与监管机制,平衡风险分配与报酬结构,合理配置剩余控制权,通过再谈判将不完全合同发展成完全合同。

新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变迁研究--基于中央层面316份合作医疗政策文件的计量探索

本文基于新中国70年来中央层面316份合作医疗政策文本,借助政策文本计量法探讨了不同时期政策设计本身的工具性品质如何影响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的变迁。研究表明:政策数量、政策力度均可以显著提升参合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用"供给型工具"可以显著提升参合率,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环境型工具"更为有效;短期性、动员式的"供给-需求型"工具协同更多被运用于传统合作医疗时期以提升农民参合率,而在新农合时期,长期性、统筹性导向的"供给-环境型"工具协同有助于扩大合作医疗覆盖范围;在整个时期,组织间协同都可以有效提升农民的参合率。考虑到政策设计的诸般促进作用,未来在城乡居民医保一体化加速推进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农民基本医保权利,不仅应注重不同政策工具、组织间的协同配合,还要从"供给-环境型"工具协同入手,改善不利于均等化推进的"营商环境"。

我国政府独特绩效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面向2007～2017年间我国172个政府独特绩效案例的探索

虽然我国不断强调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充分激发社会活力,但政府还是介入了大量在传统政府理论看来不应由政府涉足的社会事务,人民对此甚至还较为满意,这使得这些介入行为形成了中国政府独有的绩效形式,这些绩效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有着根本差异。在传统政府理论中,这些绩效的形成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将172个政府介入社会事务形成独特绩效的案例进行了“主体化”处理,在控制了中央与地方性政策性意见等因素之后,通过多元回归发现:民众诉求、公共利益等都在推动着我国政府独特绩效的形成。这提醒我们,需要科学地理解我国政府独特绩效的价值,理解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实践,以此为基础可以构建有别于资本导向、市场导向的中国式公共管理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同时完善其不足之处。

提升我国政府全面绩效的结构性因素探讨——一个面向预算运行与绩效生成过程的协同分析

政府绩效的有效生产依赖于财政预算资金的及时拨付,只有在每一笔预算及时拨付的前提下,每一份绩效才可能及时生成。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我国政府绩效的生成过程与政府预算的拨付过程出现了结构性不协调的问题。从我国政府一般预算运行情况来看,目前我国预算规划与绩效需求基本协同,但预算拨款与绩效投入协同严重不足,预算执行与绩效生产不协同常态化,预算监控和评价与绩效结果和效果部分协同。未来要促进二者完全协同,以使得"一分钱产生一分绩效",就需要从调整《预算法》、在各级政府成立常设性预算规划小组、在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设立"预算及时审查小组"、在各级政府各部门内进行"二次预算理财"、打通审计与绩效评价等办法入手来解决问题。

双重吸纳与空间扩展:社会组织的一个生存模型--基于S市M区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社会组织治理领域日渐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表征国家权力积极在场。依据党和政府的认知形塑社会组织的生存环境与行动取向,借助于"双重吸纳与空间扩展"的分析框架对S市M区两个社会组织从生存到发展的案例对比发现:首先,在党"进入式组织吸纳"的政治逻辑下,社会组织需将政治上合法的理性要素融入正式结构之中,在遵从符号化规制的基础上,主动构建与上级党组织共同对话的空间,实现"政治合法性";其次,在政府"退出式服务吸纳"的行政逻辑下,社会组织需将行政上合法的理性要素整合至正式结构之中,在遵从制度化规制的基础上,善于运用政治话语修辞术来影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政府部门,实现"行政合法性";最后,要想与党组织、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长久稳固下来,社会组织应遵从社会化要求,借助于组织与个人层面的主观努力,拓展组织专业化和协作能力,进而获取社会环境的认可,实现政治、行政和社会合法性的统一,完成从边缘化、合法化到嵌入式生成的动态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