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公度性、可比较性、可交流性

主持人简历:刘钢,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网络媒体”论坛成员。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持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哲学、网络与社会等,发表著述多种。主持人的话:哲学家可以说,哲学就是哲学史;但科学家却不可以说,科学就是科学史。库恩的“新奇”就在于把史学的解释框架处理成一般的科学模型。历史研究或许不得不如此,因为其对象均指向意向性世界,需要重建人物的思想和事件的予境。但在科学上,这样做合适吗?库恩在科学共同体之外暴得大名,可却被科学家斥为“叛徒”。实际上,像温伯格这样的科学家,一方面从不承认“范式转移”或“不可通约”等“革命” 问题;另一方面却也从未摆脱康德“智思体”下的“蛊”,因为科学的“关旨性”只能在“现象界”。既然用现象“捕捉”本体的学问不可能是科学史,那么把解释历时层面的框架嵌入共时平面,并得出“大异其趣的科学观”,难免有相对主义倾向,尽管库恩本人致死也不承认这一点。本期这几篇文章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揭示并分析了库恩何以把自己贴上“相对主义者”标签的“内情”。鉴于库恩后期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国内在这方面介绍得相对较少,我们组织了这个评介库恩后期哲学的专栏,分两期刊出。

科学历史哲学的烦恼

我很高兴应邀出席R.罗斯查尔德·M.罗斯查尔德讲座的开幕式。先来告诉大家我准备谈些什么。在座的很多人都知道,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当代科学的形象,无论在学府内部还是在学府以外的一定范围内,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我本人是这一转变的贡献者之一。我想,这一转变已经使人们在更深的实在论层次上理解了科学事业是什么,它是怎样起作用的,以及与科学以前所达到的水平相比,它现在能做到什么、还不能做到什么。这一转变的副产品——主要在哲学方面,但是对科学史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也有影响——经常使我感到烦恼,当然这绝不是因为最初强调并发展了这一副产品的人常把他们自己称作库恩主义者。我认为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并且会带来损害、把我与这一副产品联系在一起使我感到很痛心,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这种联系是一种误解。不过最近,我越来越认识到,某种对于这种新的科学观很重要的东西也是很复杂的,我今天下午将要面对的就是它。

科学革命的结构

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不仅仅是轶事和年表的仓库,那么,历史就会使目前支配着我们的、关于科学的观念发生决定性的变化。那些观念主要是从前通过学习已有的科学成就(甚至由科学家本人)获得的,因为这些成就是记载在经典著作和后来的教科书中的,而每一代新的科学工作者都是从那些著作和教科书那里学会从事本职工作的。但是,这类书籍的目的一定是令人信服而且是适宜于教学的。从这类书籍获得的、关于科学的概念不大可能符合科学事业的实际情况,正如从旅行指南或语文课本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