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香港23条立法的制度正当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法哲学的基本框架,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灵魂。随着中国澳门国安法修订与中国香港23条立法的完成,国家安全概念在“一国两制”范畴中得以统一,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特别行政区国安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中国香港23条立法本身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造性制度运用。中国香港23条立法既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宪制责任,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法治课题。对比2003年立法,2024年的23条立法体现了“爱国者治港”的贤能本质和治理效能,更折射出中西方在中国香港平台之文明与制度影响力的变化,是世界体系权力转移的一个缩影。中国香港23条立法具有科学性、民主性且按照普通法方式完成,属于综合性的本地国安立法,既衔接上位国安法规范,又整合本地涉国安条款,更注重对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国安立法与判例经验加以研究和借鉴,为构建系统完备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法律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美西方对中国香港23条立法的干预、批评甚至制裁是典型的霸权习惯和双重标准,缺乏基本的事实与法理依据,必然遭致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正当反制。中国香港23条立法统筹发展与安全,回应和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中国香港繁荣稳定,促进中国香港由治及兴,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法治里程碑。

反“独”促统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动态、制度与前景

中国中央政府面对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变局、赖清德激进“台独”路线与美西方非法干预,在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指引下,紧紧抓住反“独”促统主线,开展了一系列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2024年台湾地区选举加剧了民意裂变和政治多极化,金门海域渔船事件和赖清德就职演说立场暴露出激进“台独”的法理和实践风险。内地在应对金门海域渔船事件中发展出一种具有主权管辖性质的管治新常态,在依法反“台独”层面推动从个案突破走向普遍司法解释,在反干预方面强化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维护以及按照《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规范精准反制和惩罚外部干预势力,并以“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叙事深化两岸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与法理根基,从而逐步形成了更加完备的涉台涉外法律斗争规范体系和执行机制。内地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系统、精准、可持续开展反“台独”、反干预、促统一的有效法律斗争,稳健掌握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的法理主导权和主权管辖的主动权,向台湾地区和国际社会展现中国中央政府管控及解决台湾问题的法治文明信号和理性行动能力,为两岸完全统一与优良治理提供了最佳法理基础和制度条件。两岸完全统一进程从政策主导型路径向法治主导型路径的转化与发展,以及政策与法律更有效的协调,展现了中央对台整体工作方针与治理模式的政治成熟以及具体规制技术的理性进步。

酸浆多糖的研究进展

酸浆(Physalis alkekengi L.)是酸浆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多糖是酸浆的主要有效成分之一,具有抗氧化、降血糖、免疫调节、保肝等多种生物学活性,在食品及生物医药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综述了酸浆多糖的提取纯化方法、结构分析和生物学活性的研究进展,为酸浆多糖的利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共生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性特征之一,而自然具有三个维度:一是不包含人在内的自然界的自然;二是个人存在层面的自然;三是社会存在层面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理所当然地包含三个层面:即人与万物的共生;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精神存在的共生交融;社会(或民族、共同体)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的交织共存。中国儒道传统的共生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论根脉,其中万物一体的思想、自然的理念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突破西式现代化自然与精神二元、传统与现代断裂构型的关键。从世界历史视野来看,人类正在从西式现代化走向共生新时代或共生新秩序,中国式现代化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二十大报告“一国两制”涉港澳论述解读与中国香港新发展

二十大报告涉港澳论述对“一国两制”进行了权威确认和法理内涵的完整阐释,将“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紧密关联。二十大报告在延续中央既往港澳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理解和定位“一国两制”的三个关键词,即伟大创举、最佳制度安排和长期坚持,圆满解决了“一国两制”的政治正确身份、制度综合绩效和新生命周期问题。在涉港澳论述的具体政策上,二十大报告展示了严密的法理逻辑和理论叙事路线,按照制度体系、发展体系与涉外体系三个层次展开,统筹制度安全与创新发展,兼顾内外协调与战略机动性,为港澳的国际地位巩固及融入式发展提供了完整而清晰的政策指南。中国香港新发展取决于贤能政治体系的制度建构与人才培养,以适应“爱国者治港”对政府管治体系与能力的更高要求。中国香港的贤能管治及其新发展,还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时代的港式贡献,为“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事业继续发挥制度杠杆作用。

“一国两制”的渊源、制度与文明内涵——以香港地区实践为例

“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和平统一与国家现代化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宪制治理和政治文明的创新探索。这一战略构想有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渊源,也有着世界体系内在矛盾性与互动性的背景因素,是中国共产党追求国家统一、国家现代化与世界体系和平发展的一种创造性制度想象和尝试。香港回归25周年,“一国两制”香港地区实践进入“五十年不变”的新阶段,其规范体系与回归时相比已有重要的法理更新和制度发展,这与2014年治港白皮书提出的“全面管治权”密切相关,也与香港地区面临的内外挑战及其回应方式密切相关。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个法律结晶,也是具有原创性和典范性的法治模式,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宪制秩序。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引入,“爱国者治港”制度化的深化展开,体现了“全面管治权”法理,弥补了国家安全与选举安全范畴的制度漏洞,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内在检讨和规范修补的典型制度,也为中央依法治港探索出了新路径和新经验。“一国两制”是国家顶层战略和顶层宪制要素,是和平统一与国家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且具有世界体系沟通互动的治理高度,内含丰富的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探索元素,是和平主义、发展主义、法治主义、爱国主义、国家保障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价值整合与制度重构。“一国两制”丰富的规范性内涵与强大的多层次治理功能将在新阶段的香港地区实践中得到更为完整、充分和富有活力的释放。

中国式现代化与“一国两制”统一战线的规范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的思想名片,也是中国道路自立的政治标识,可视为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在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历史中,“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中国全面现代化与深化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关键的战略与制度杠杆,对促进中国与世界体系的互联互通及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和制度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一国两制”及其统一战线内涵在党规国法中的吸纳和变迁,反映了中央对“一国两制”杠杆价值和制度安全性的重新思考和制度性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突出以爱国为抓手的“价值观统战”和以“一国两制”为抓手的“制度统战”,并以“大统战”思维开拓统战资源和创新机制方法,塑造港澳台统战工作新格局与新秩序。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港澳发展的战略定位,延续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立场并进行了具体布局。这一制度杠杆作用的发挥,要求形成更广泛的国内外支持“一国两制”的统一战线。在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一国两制”统一战线要注重发挥港澳台统战工作和海外统战工作的共通性及相互支持、验证的独特优势,善于从多层面和多角度激活统战资源和统战力量,扩大统战范畴的交叉互动,形成统战整体合力,聚焦解决两岸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话语权以及“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同度等关键难题,形成更加完备的观念与制度体系。

“一国两制”宪制秩序的结构演变——香港回归2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

“一国两制”是国家和平统一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和宪制安排,是我国宪法上富有特色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思想渊源和法理基础。中国香港是实施“一国两制”的最具挑战性与制度发展内涵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第一部典范性立法,具有历史意义、国际意义和国家法治的创新意义。自香港回归25年来,中央治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准确落实宪法与基本法构成的特区宪制秩序,在应对本土势力和外部势力挑战下承担基础立法者和最终责任人的宪制角色,引入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中国香港由乱到治,由治及兴。“全面管治权”与“爱国者治港”是中央构建“一国两制”法理学体系的关键立足点,也是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主要制度抓手。中国香港的25年经验对“一国两制”法理体系与制度体系的完善发展有重大推进,对探索“一国两制”中国台湾方案,实现以港鉴台的初衷目标,有直接的示范和先导意义。中国香港“一国两制”宪制秩序有着更为自觉的法理依据和更为健全的制度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可以实现行稳致远。

青年运动、中国式现代化与我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之路

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关键因素,也是青年思想成长和社会参与的理性基础。青年运动与中国近现代革命相伴随,是中国青年思想成熟、知识创造和政治实践的重要线索和机制。五四运动是中国青年形成自身知识传统和运动传统的里程碑,其内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核心价值要素及其实践遗产,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社会化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青年运动及其知识与政治遗产,处于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复杂博弈和斗争之中,在历史发展中汇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导脉络。当代中国青年处于历史性的多元思潮与现实挑战之中,其价值观塑造需要科学而正确的方法论及核心价值依据引导。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统合中国道路各种元素的综合性框架,也是青年塑造认同与发展自主知识体系的元命题。中国青年的发展道路,应当立足新时代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坐标系内自我定位与有机嵌入,从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贡献青年智慧和青年实践方案。

香港国安法笔谈

香港国安法:寻求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的平衡自由与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在疫情期,人类经历了自由与安全、自由与秩序价值之间的冲突,不得不面临优先保护权利的选择。特别是后疫情时代,自由与秩序、自由与安全、尊严与自由等话题将成为影响法治发展的核心命题。香港国安法颁布后,对本法所体现的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相关问题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与讨论。法律文本已公布,我们需要把相关问题的讨论纳入具体法律规范之中,并运用法律解释学方法合理解读规范内涵,在法律规范体系内平衡多元的价值冲突,以实现法治的目的与功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中国-东盟关系新论

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之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但东南亚区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及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就中国国家利益和东南亚区域整体利益而言,紧密的历史文化渊源、不断扩展的纵深经贸关系、不断推进的区域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整体吸引力,正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东方式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赋予这一切发展趋势和未来愿景以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根基,并引导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有别于西方霸权文化和经济宰制体系的和平发展新范式。对东盟体系及其内部的分层化和治理复杂性也需要强化国别区域范畴的精准化研究和知识储备,并在法律体系上增强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将中国-东盟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是中国打破西方“印太战略”围堵和战略竞争隔离、建构区域和平发展新秩序的重要战略杠杆,符合民族复兴的大局观和战略整体要求,且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光明前景。

中国香港国安法背景下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

中国香港青年社会运动中存在的激进因素,是由中国香港独特的历史、境外势力插手以及中国香港青年教育背景决定的。中国香港青年社会运动的极端化暴露了中国香港青年在国家认同方面的薄弱状况及中国香港国民教育的缺失。中国香港国安法是中央依法展开拨乱反正的关键一步,开启了“一国两制”制度丰富发展的新时代序幕。在中国香港国安法实施背景下,中国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仍存在挑战,中国香港教育异化及其对中国香港青年价值观塑造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征,揭示出中国香港教育范畴的治理整顿迫在眉睫。中国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为“爱国者治港”与中国香港拨乱反正提供了法治前提和操作思路,为解决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难题获得前所未有的契机。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规范性重构,需要智慧、定力和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对中国香港青年政治心智的再教育和有效引导,是新时代下“一国两制”不可回避的重要实践课题。

新中国70年的宪制秩序变迁:从革命法制到全面依法治国

宪制秩序变迁是中国现代化与国家建构进程的主导性线索。新中国宪制秩序肇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毛泽东宪制思想和共同纲领制宪实践为宪制起点,历经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而抵达作为真正“改革宪法”的八二宪法。新中国宪制秩序以人民主权、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为不变的根本法,以不同宪法文本及其具体宪法律秩序为内容构成,对70年来人民主权与党的领导的法治互动及其制度网络的成熟起到了根本法的保障作用。“改革宪法”具有典型的政治平衡性和法治协调性,对习近平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及对外战略起到持续支撑作用。围绕“改革宪法”存在不同的理想图景和政治取向,我们需要始终注意维护这一宪法的原则、限度及其平衡性,避免极端化的冲击和改造。新时代宪制秩序以“全面依法治国”为旗帜,以2018修宪新秩序为规范框架,试图建构一种完备自主且对外开放的中国宪法新秩序,其发展前景依托于“一带一路”具体实践及其政治哲学的理念准备和规范导引,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宪制方向不断寻求共识和进展,从而将中国宪法再次带入世界文明制度的中心。

香港国安法与“一国两制”的法治巩固

香港国安法是“一国两制”制度建设的典范性立法,是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权有机结合的制度尝试。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香港本地23条立法迟迟未能完成造成香港国家安全法律漏洞不断扩大,严重危及国家安全利益及香港繁荣稳定。中央直接立法是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的体现,也是负责任的国家制度保护行为。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体现了中央事权本质,依法承担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责任与特殊情形下的直接管辖责任,对香港特区有关国安执法机构进行监督和指导。香港国安法在立法和执行机制上均考虑了与香港本地法治和人权标准的兼容性,授权并信任香港本地机构承担大部分案件的管辖责任。特首指定法官制度不同于基本法上的法官任命,也不损害香港司法独立,既是行政主导的体现,也是国安司法机制建构的需要。香港国安法将为香港带来法治、民主、融合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面上的光明前景,是香港繁荣稳定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制度奠基石,是香港基本法秩序的有效扩展与丰富,也是全面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亮点。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与新时代改革的制度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及应对逆全球化与贸易战风险的战略性举措,也是支撑"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样本性实验,更是"一国两制"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亦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规划纲要科学合理,细致入微,对大湾区的发展主题、城市分工、制度创新、技术突破及融合发展提出了层次分明、有机协调的规划安排。规划纲要回应和回答了中国如何坚定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及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若干基本问题。大湾区战略全面推进新时代改革的制度探索,其基本目标是将大湾区建构为一个"初级法律共同体",通过法治协调与创新推动湾区内资源与人员的充分自由流动以及不同制度元素的竞争性融合发展。大湾区在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有望通过若干年的建设而成为"一带一路"的技术标准与制度合作模式来源地,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示范区,成为全世界瞩目、向往的创新中心与人文生活目的地。

风险规制中的信息治理、区际合作与共同体重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是2020年初中国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牵涉了国家制度与社会互动的多个层面。在抗疫的风险规制中,信息治理是首要和关键性的,武汉地方层面的早期信息治理对疫情预警和社会应对存在一定问题,而“民主治理”型的新治理范式要求信息分享和民主参与。在中央监督性介入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的抗疫合作出现冲突性个案,“大理紧急征用案”涉嫌行政越权及地方保护主义,后被依法纠正,阻止了违法先例的累积与扩散,但区际合作还需合理运用横向协议的软法措施。疫情风险是对共同体秩序的重大考验,是价值凝聚和秩序重塑的重要契机,对中国而言也是一次彰显和改进国家治理体系及全球治理参与能力的历史机遇。

钢筋桁架楼承板水平钢筋“关联式”精准预埋技术

以沈阳盛京金融广场项目为背景,论述"外爬内支"结构施工方式下提高钢筋桁架楼承板与结构楼板埋筋连接质量与结构安全性问题。分析钢筋桁架楼承板埋筋易受混凝土污染及定位精度低的技术难题,提出钢筋桁架楼承板水平钢筋"关联式"精准预埋施工技术,重点阐述埋筋材料选型、定位精度控制、二次校正防偏位、混凝土污染控制措施及埋筋处理的系列质量控制要点,最终有效提高钢筋桁架楼承板埋筋定位精度及埋筋质量,避免后期植筋问题,保证结构连接可靠性。

新时代开展香港爱国教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香港回归以来,爱国教育的具体制度化和政策推行一直遭遇较大的本地阻力,以国家认同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法治改革陷入一定的困境。爱国教育的欠缺带来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波动,并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香港近些年的极端化社会运动,危及“一国两制”的宪制安全与香港繁荣稳定。在香港基本法秩序下,教育属于自治事项,特区政府与香港本地院校依法承担主要的教育责任。但从比较法及教育法理来看,爱国教育在性质和操作上均不可能完全委诸地方实施,从香港经验来看也存在本地实施的诸多漏洞。根据“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全面管治权法理,中央对所有授予的自治权享有监督权,并根据爱国教育的事项本质而享有增量教育权力。从新时代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及全面管治权制度化的角度出发,国家与香港特区均有法定职责检讨和推进香港爱国教育,塑造爱国爱港的基本价值观与身份认同,而相关的权力合法性及责任机制需精确论证和精准配置。

大湾区建设视野下的香港本土治理新思路

香港本土主义是香港历史与社会矛盾及"一国两制"内部张力复杂作用的结果。回归以来,香港政治文化逐步呈现公共性危机,民主回归的共识日益破裂,青年本土派基本形成自决与港独的政治话语及观念形态,本土主义在后占中时期呈现泛滥态势。国家对港治理高度关注香港本土主义问题,逐步形成以依法治港和有序融合为基调的管治新方略。粤港澳大湾区是支撑融合发展方略的最主要抓手,不仅构成香港转型发展的历史性枢纽,而且有效提升了香港经济社会的竞争力空间及其对国家的可能贡献。居住证改革及高铁、港珠澳大桥等"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开通,开启了一个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的新时代,为"一国两制"2. 0版的有序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础和物质基础。大湾区,大交通,大融合,大发展,善于在发展中解决矛盾问题,这恰恰体现了"一国"智慧对"两制"的科学合理的整合与推动,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