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生”功能的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分析——以成渝城市群为例

人居环境质量攸关人民幸福,加强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有助于厘清成渝城市群现存问题、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实现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与人居环境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模型、Kernel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剖析2011—2021年成渝城市群“三生”功能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的动态演变.结果表明:①成渝城市群“三生”功能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等级逐渐向良好协调演变;②耦合协调度呈现以成都、重庆为双核心的中间低,东西高的“凹”形空间分布格局,且存在由分散的块状向片状的空间演变特征;③区域整体“三生”功能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右移态势,整体向好发展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基于地理尺度的中国人居环境研究进展

对国内人居环境的地理尺度进行了新的划分,主体分为现实人居环境、意象人居环境和拟态人居环境(即“三态”),采用“主观文献归纳+客观文献计量”的方法对地理尺度视角下的人居环境内容、数据和方法等进行评述与展望。(1)研究内容趋向综合集成化、新人地关系“广深化”和尺度交叉化等;(2)研究数据表现出质度和量度的优化态势、多源数据的时空融合趋势和“小数据+大数据”的组合互补方向等;(3)研究方法体现在质性研究的更新化、计量模型的丰富化和“大数据智能分析+小数据抽样调查”的聚合化等。未来,国内人居环境研究应深化“一横+一纵”的逻辑分析原则,横向尺度关注居住、工作、交通、游憩等不同人类活动的时空特征,纵向尺度关注现实人居环境、意象人居环境及拟态人居环境融合趋势下人类聚居的深层结构,围绕着“三态”人居行为逐步完善为多视角、多领域和系统综合的学科群组。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城市人居环境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大连市10个区(县)为例

城市人居环境是人类生存活动最主要的场所,把握其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有助于拓宽人居环境的内容体系,也是“生态文明”思想的大连践行.立足大连实际,借鉴相关研究,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与熵权法实证研究2011—2017年大连市10个区(县)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结论如下:①时间过程.2011—2017年,大连市人居环境宜居度波动变化比较稳定,总体呈现出小幅上升趋势,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特征.②空间格局.大连市城市人居环境三级单元的空间分异明显,人居环境核心区以中山区为代表,过渡区在数量上居于主体地位.人居环境不同单元分布区(县)的个数逐年变化,总体为人居环境过渡区不断减少,核心区和边缘区波动增加的趋势.③大连市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分异变化是自然地理要素与社会综合要素等多种要素、多个系统综合共同作用与影响的结果.

城市人居环境宜居性评价——以辽宁省为例

良好的人居环境不仅能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正效应,对居民体验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梳理相关研究现状,利用熵权法与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14市2008-2017年的城市宜居性进行评价,得出以下结果。一、时间变化。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宜居性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于2011年和2016年出现峰值,分别为8.82和8.48,阶段性特征显著。二、空间分布。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宜居性空间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以沈阳、大连为主的优质人居环境区和以朝阳、阜新与丹东为代表的欠发达人居环境区,具有较强的西北-东南方向性特征以及非均衡变动特征。三、系统分异。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五大系统变化差异较大,社会系统变化幅度最大,其他系统较小;人口系统和居住系统得分较低,其他系统得分较高。四、影响因素。对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宜居度影响最大的系统依次是支撑系统和社会系统。支撑系统中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与城市人居环境宜居性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系统中,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宜居性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居环境:30年发展脉络与研究动向图谱

梳理中国人居环境的发展历程,是满足人民对美好人居环境的需要以及人居环境科学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综合运用CiteSpace科学图谱软件和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以CNKI数据库中1990—2020年的3888篇关于人居环境研究的文献为数据基础,绘制出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对我国人居环境研究过去30年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对其研究前沿和热点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①发展脉络:中国人居环境分为初始萌芽、稳步深化、爆发增长三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各自时期鲜明的时代特点;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人居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合作关系以同门、同校纽带为主导,总体上形成“整体分散与部分集中并存”的合作格局;人居环境呈现出显著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发文期刊中地理学期刊所占比例不断提高.②核心热点:基于国家政策的导向,生态宜居、环境整治等成为近几年的核心热点,同时不断向微观化发展,美丽乡村等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③受益于科技的发展,数据获取方式愈加丰富,传统数据、遥感监测数据、网络大数据以及实地小数据相互融合不断得到广泛应用;研究方法不断改进和优化,多方法集成、宏观分析与微观验证结合,促使研究结果更加可信、科学;研究方向日趋多元化,拟态人居环境、美丽乡村、人居环境行为成为我国人居环境未来的重要研究趋势.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空气污染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基于2015-2017年空气质量(AQI)日报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及空间回归模型探究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2017年中国空气污染城市逐渐减少,空气质量有所提高;(2)中国城市空气质量AQI季节均值在空间上基本呈现出北高南低、内陆高沿海低的分布格局。基本为冬季>春季>秋季>夏季;(3)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空间差异特征较为明显,空间依赖性特征显著,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的黄淮海地区及华北地区;(4)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影响城市空气质量因素众多,其中城市工业结构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

城市住宅小区容积率时空分异研究——以大连市内四区为例

以大连市内四区为例,将城镇地籍调查数据与互联网房产数据相结合作为基础数据,通过Arc GIS软件生成住宅小区点数据的空间分布图,对大连市住宅小区容积率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并利用锡尔指数计算住宅小区容积率的空间差异量化测度指数,最后阐述住宅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的机制。结果表明：（1）1992-2016年大连市住宅小区的数量在持续发展时期最多,平均容积率展现出波动上涨的趋势。（2）住宅小区容积率整体上呈现出不均匀性和破碎性,局部又呈现出混乱性和复杂性,东部地区小区容积率分异比西部大。（3）中山区空间差异量化测度指数最高为0.831,甘井子区最低为0.125,西岗区与四区整体格局最为相近。极低等级容积率空间分异指数最高,容积率分异指数由两极向中间递减。大连市住宅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区域内,其对研究区容积率空间分异影响较大。（4）住宅小区容积率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为下垫面性质对住宅小区建设的限制、区位的优良性对住宅类型的指向、城市规划对土地利用的导向、极差地租与容积率的相关性、小区建设成本对容积率的影响。

滨海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综合运用熵权法、相关分析等方法对2012—2017年环渤海地区17个滨海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时间特征:滨海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城市间差异呈缩小的趋势,3个湾区的人居环境得分均波动上升,莱州湾区保持高质量发展.沿海开放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特征较为显著,并对相邻滨海城市起到较强带动作用.②空间特征:渤海地区滨海城市人居环境表现出东优于西、南优于北的明显区域分异性特征,“双峰”式空间结构特征鲜明,并且整体“大双峰”与区域“小双峰”并存.依据不同的优势系统,滨海城市分为人口优势型城市等4种高质量发展类型.③影响因素:社会经济是滨海城市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生态与文化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沟通交流的便利程度与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人居环境视角的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模式初步研究

依托人居环境科学,选取中国古代都城为案例,对其空间形态结构、空间组合模式以及人居环境视角的空间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空间形态结构,由分散式的"团块结构"逐步向集中式"嵌套结构"演化,由不规则向规则而后向不规则演变;空间组合模式,节点要素的数量不断丰富,路径系统由单一向多层级演化且成为城市形态的发展轴线,空间区域由简单的区域分块向综合性的空间组合模式演变;人居视角的城市空间模式,秦汉人居建设中运用轴线法则,魏晋南北朝"规划图"的出现标志着都城人居环境建设新水平,隋唐人居营建范式成为经典,"里坊"成为居住功能区,宋元街巷代替里坊,夜市使得中国开始了全日制的人居生活,明清"合院"单元、胡同体系、街道系统、"轴线"城市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完善的人居环境营建系统。

中国区域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分异格局及障碍因子诊断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导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发生变化,探究不同时期人居环境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障碍因子对推动区域和谐发展、缩短区域发展差距以及推动人居环境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利用基于熵值法的TOPSIS分析2000—2019年中国区域人居环境质量,使用曼-肯德尔法突变检验区域人居环境质量突变时间点,采用局部高/低聚类探究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冷热点区,最后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其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一、时间变化:2000—2019年中国区域人居环境质量整体上提高了26.18%,人居环境质量区域差异波动明显,整体下降了35.66%;二、突变检测:2009年为2000—2019年中国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发生突变的时间节点;三、空间变化:2000-2019年中国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区域分异明显,主要表现为“阶梯”式空间分布结构,人居环境质量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四、障碍因子:2000-2019年中国区域人居环境质量障碍因子逐渐由文化性障碍转变为社会性障碍,障碍主要阻力为社会环境。

京津冀生态宜居与宜业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生态宜居与宜业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求和及相对发展度模型分别测算2009—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宜居与宜业综合发展指数及两系统相对发展状况,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京津冀生态宜居与宜业耦合协调水平的时空演化及空间集聚特征.结果表明:①2009—2018年京津冀生态宜居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空间上呈以北京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空间格局;宜业水平呈缓慢增长态势,空间上呈“京津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差异.②2009—2018年京津冀城市群生态宜居与宜业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少数城市有下降现象;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呈“中部京津高,四周低”空间格局;2018年京津冀呈高级协调、中级协调、濒临失调和中度失调四种等级;京津冀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依赖性较弱;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中Ⅲ类型城市最多,但各城市内部生态宜居和宜业发展失调,仅有少数低协调城市趋于均衡发展.

城市“三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及驱动机制研究——以辽宁省14市为例

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打造多元化高质量人居环境对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探究辽宁省14市“三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辽宁省“三态”人居环境耦合度呈现出首位特征,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两侧低的分布特征;协调度水平有待提升,中部地区呈现“带状”对称分布.拟态人居环境是城市人居环境整体的重要组成,经济发展与社会支撑是人居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

长三角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问题密切关乎居民的福祉。基于长三角地区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居民福祉视角出发构建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客观赋权,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为提升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耦合协调度水平,改善居民生活福祉提供理论与参考依据。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耦合度整体处于较高水平,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城市数量占绝对优势;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协调度主要集中在中协调区,协调度水平不断提升,高协调区呈现出以苏、沪为起点,大致沿长江、钱塘江为轴线,由沿海向内陆逐渐增多的“右倒八字”式格局;产业结构、企业实力、经济活力是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耦合协调度的主导影响因素。

滨海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时空规律研究——中国53城市案例

以中国滨海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53个滨海城市2012—2018年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指标数据,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及趋势面分析等对我国滨海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时空规律进行研究.结论如下:①滨海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度整体上比较稳定,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②滨海城市拟态与现实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下降,由濒临失调阶段逐步转向轻度失调阶段;③滨海城市耦合度分布呈现非均衡特点,区域差异性较大,峰值分布在大连、天津、上海、深圳及广州等市,其他城市大多处于磨合阶段,个别城市如三亚等属于拮抗阶段和低水平耦合阶段.

基于产出导向的地理人才空间格局与迁居特征——以4D期刊为例

地理人才作为地理科学应用型人才,在科研事业、人才培养,国土资源的管控,人地协调发展研究,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以2015—2020年内发表学术论文的561位教授和研究员基础数据源,利用ArcGIS核密度分析法和人才流动系数对4D期刊中我国“产出导向”地理人才的空间格局特征和迁居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地理人才的出生地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较多,经济发展较好,文化积淀深厚的湖南、江苏、山东和河南等地区;②地理人才取得学位地主要集聚分布在北京、江苏等省(区)东中部城市,具有自东向西递减的特征,部分在日本、美国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完成学业;③“产出导向”的地理人才迁居特征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地理人才最终流入地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相对发展地区,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区域内地理人才流动不平衡;④人才通过区域流动,可以实现经济流动,利用“产出导向”的应用人才培养理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中等收入群体视角下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基于需求层次理论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关注中等收入群体需求,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与国家社会统计资料,综合运用熵值法、锡尔指数、空间自相关,系统分析中等收入群体视角下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人居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较差,仍存在较大的建设空间;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上差异性与集聚性并存,区域内部差异较地区之间差异而言更为明显,整体上呈现出“东南部凸起,东北-中部凹陷”的分布格局;较高层次的需求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相对于较低层次的需求而言更为明显,沿海发达地区更能满足中等收入群体人居环境更高层次的发展诉求.

中国省域人居环境收缩的时空分异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文章拟订并研究人居环境收缩的概念与理论,实证研究2001—2020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居环境收缩的时间分异、空间分异,人居环境收缩系统分异以及收缩的系统矛盾属性,并探讨人居环境收缩的驱动机制,结论如下:①时间分异,当前发展仍是人居环境的主旋律,但31个省级行政单位2001—2020年存在11个年份的人居环境收缩;②空间分异,人居环境轻微收缩区主导了2001—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人居环境收缩,人居环境收缩不受区域经济实力限制且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从收缩点开始,然后是连续的收缩期,最后是成片的收缩区;③驱动机制,人居环境收缩是由多个指标多个系统、内外因、供需关系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地级市 PM_(2.5) 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选取中国283个地级市,采用ArcGIS、GeoDa软件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讨PM_(2.5)的时空分异态势,分析形成分异现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以世界卫生组织设定PM_(2.5)的年均浓度值为标准,中国地级市超出规定上限数占比由71.02%降至40.76%;PM_(2.5)整体呈现显著正相关,地级市之间集聚性有增强-降低-增强的过程。局部集聚模式主要呈现出:四川盆地、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H-H型集聚,东北,东南,西南为主要L-L集聚分布区。地理探测结果分析:年均气温、平均坡度、科教投入是解释力前三的影响因子,其中年平均气温与其他影响因子交互作用下产生的最大交互值次数最多,是更全面、决定力最大的单影响因子。

旅游型海岛土地利用变化分析——以大长山岛为例

旅游业的发展在推动产业结构的改变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但旅游业也会对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并成为土地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选择中国大连长海县的大长山岛为研究区域,结合多时相土地利用数据,分析在此期间当地的土地利用变化.结果表明:大长山岛土地变化情况在2009-2019年始终呈现不透水面和农用地面积增加,林地、草地和水体面积减少的特征,其中,不透水面和农用地面积分别增加0.5653和0.9941km^(2),林地减少面积1.3703km^(2),这表明相比于其他的地表覆盖,林地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此外,景观指数计算结果表明,各土地类型之间变化规律存在差异,但整体景观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因此,当地政府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应合理调整规划布局,促进海岛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