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笔谈:中国人口负增长与人口高质量发展

2022年,我国首次出现自1961年以来年度新增人口少于死亡人口的人口负增长现象,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标志性变化。我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世界人口总量第一大国、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国的人口负增长,是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型中的人口负增长,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特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人口负增长。同时,人口的长期负增长所带来的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结构失衡等现象,也会给区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在全球视野下把握好人口负增长先发国家的共性特征和客观规律,又要深入研究基于我国国情与本土文化的中国特色和综合影响。为此,本刊特邀原新、杜鹏、童玉芬、陆杰华四位资深人口学家就人口负增长所涉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以期对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推进提供智识参考。原新教授从演进视角研判我国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分析人口全要素的整体联动,指出要积极寻找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新人口机会,持续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杜鹏教授站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分析了人口负增长趋势下的人口变化对未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对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观念进行了阐释;童玉芬教授则在分析我国人口负增长及其伴随的综合人口现象的基础上,从生产者和消费者两个方面探讨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及对策;陆杰华教授考察了曾先于我国步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应对经验,并给出这些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面对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一定能够找到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优化人口素质结构,为推动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作出贡献。

人口负增长对未来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系统模拟

正确认识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理解和应对我国未来可能面临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00-2020年数据为基础,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人口-经济系统模型,通过设立不同情景方案模拟未来人口负增长变化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探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力资本、人均消费水平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经济总量并不会因为人口负增长而减少,依然呈现上升趋势,而人口负增长对GDP总量增长幅度会产生负向影响,且随着人口负增长幅度的增大而加剧,但GDP减少幅度与总量相比数量变化并不明显;人力资本、人均消费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缓解甚至抵消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人力资本提升速度越快,经济提升力度越明显,但人均消费水平提升过快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当人均消费水平提升速度超过一定的阈值,GDP增长幅度就会减少。未来应把握好我国人口机会窗口,激发改革红利,建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人口发展相适应的综合政策支持体系,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潜在挑战,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最优人口规模及其空间格局优化

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口发展及空间格局关系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关系到国家整体城市群发展战略的实现。本文通过构建城市最优人口规模理论模型,利用2009—2020年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计算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上海市的最优人口规模,并结合城市体系位序—规模法则中的齐普夫标准分布指数,测算了基于城市群人口空间格局优化目标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其余城市人口规模。通过计算发现,长三角城市群超大城市人口规模过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不足,大城市人口分布相对合理,中小城市人口规模过小。最后,本文依据上述发现得出了针对不同城市发展与人口调控的政策启示。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家庭人口老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环境问题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背景下,家庭层面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文章从微观家庭结构出发,对家庭内部人口老化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2013年的截面数据对人口老化与碳排放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的老化特征与家庭碳排放之间呈现负相关,家庭的老化特征有助于减轻家庭的碳排放水平,老年人与年轻人共同生活的主干家庭更加"节能环保",这一结论与人们的一般感性认识有所不同。因此,应当鼓励年轻人与老年人共同居住,通过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影响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使家庭朝着节约环保型转变。本文的结论同时也表明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并非都是消极影响,其对社会的影响需要进行全面评估以积极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中国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分布格局特征、问题及政策思考

城市群不仅是吸纳人口的主要地区,也是支撑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文采用描述统计、空间基尼系数、规模-位序法则等方法对我国19个主要城市群的人口分布格局进行分析。从19个城市群人口的总体分布格局及动态变化来看,我国不同城市群人口规模差异显著,空间分布很不均衡。大多数城市群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个别城市群人口呈减少趋势。从人口分布特征来看,城市群内部的人口空间分布不均匀且差异较大,大多数城市群呈现人口向规模位序靠前的大城市集中分布的格局。近10年以来我国城市群人口规模位序分布集中化趋势出现多极化发展,但以持续集中化分布为主。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启示:针对城市群人口规模和分布的整体差异特点,要有重点地对中西部城市群进行政策倾斜和支持,避免一刀切;在国家层面上要采取分类、分区和分级管理与建设,针对各城市群的特点和发展阶段进行分类施策;针对城市群人口发展阶段和国家城市群建设要求,要注意防范个别城市群人口的减少和萎缩;对于大多数城市群内部人口分布过于集聚的状况,要注重加强城市之间的人口有序和协调发展。

产业疏解背景下北京市人口保有规模测算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应控制在2300万以内,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然而从目前的人口变化趋势来看,北京市人口规模很有可能会出现持续减少,保持稳定面临挑战。如何在保证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情况下维持城市应有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亟待关注的问题。利用城市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北京市城市基础部门和非基础部门的辨识及确定各部门间就业人口的合理比例关系,测算出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后所必须保留的最低人口规模即人口保有规模为1800万;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后的总就业人口规模约940万。由此得出的结论,希冀为北京市制定未来的人口政策提供理论支持和参考建议。

中国主要城市群的人口模式分类研究

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和人口的主要空间载体,深入研究其人口集聚、发展状况,有利于促进城市群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从构成城市群的主要人口要素出发,选取反映城市群人口特征的若干主要指标,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主要城市群人口特征进行空间分类研究,发现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按照其主要人口特征可明显分为五个人口类别,各类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第一类城市群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3个城市群,特征是人口规模大、密度高、城市化水平高;第二类城市群包括成渝、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山东半岛、北部湾、关中平原6个城市群,特征是人口增长率高、人口空间分布比较合理;第三类城市群包括中原、哈长、山西中部、滇中、辽中南5个城市群,特征是人口增长率低、城市化水平不高;第四类城市群包括兰西、黔中2个城市群,其特征是人口规模小、城市化水平低;第五类城市群包括天山北坡、呼包鄂榆、宁夏沿黄3个城市群,其特征是人口规模小、密度低、空间分布欠合理。在促进城市群发展的政策方面应进行差异化人口政策引导,在优化人口发展的侧重点和具体策略方面应有针对性区别施策。

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量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国内关于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的研究已有多年,但是这方面的政策量化分析还比较缺乏。以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概念框架和指标体系,并收集和筛选北京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涉及人口调控的相关政策文件,综合采用文献统计法和文本分析法,对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的总强度及演变规律、政策手段和措施的转变及特征等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人口调控政策强度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且表现为明显的五阶段特征;人口调控政策发布的主体层次多元化且层级有所下移,基层调控的力度明显增大;人口调控政策手段已经基本摆脱依靠直接的行政管控措施为主,进入以间接手段为主、多手段并存的新阶段;人口调控措施从过去“以证控人”为主转变成“以业控人”为主,并表现为多措并举的新调控模式。最后,针对上述研究发现,得到一系列的政策启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男女同龄退休问题思考

在老龄化趋势加快、养老金支付压力加重的背景下,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成为我国退休年龄改革的主要方向,其中是否实行男女同龄退休是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在对我国退休年龄制度发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的客观现实状况,探讨推行男女同龄退休的必要性,并对男女同龄退休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争议进行解释和说明。为了更好地推进男女同龄退休制度,未来在制度设计中既要保护女性平等的就业权利,又要尊重女性主体意愿,增强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弹性和可行性,加强对老年女性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制度和法律保护,并在延迟退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考虑家庭要素。

银行竞争对信贷风险的影响及基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研究

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提高了金融市场竞争水平,但竞争在促进银行业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也会对银行信贷风险带来显著影响。本文采用国内63家商业银行2005-2017年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银行竞争对信贷风险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经济运行阶段的非对称性。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商业银行竞争与信贷风险的关系受利润边际效应和风险转移效应的共同作用,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商业银行竞争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信贷风险上升;第二,商业银行竞争与信贷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时变性,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阶段竞争对银行信贷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为有效防范和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第一,在深化银行业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过程中要密切关注风险积累状况,把握好改革节奏和力度,保障市场化改革进程稳步推进、逐步放开;第二,面对愈发激烈的行业竞争,要引导商业银行改变经营理念、完善管理机制,推动银行业从“跑马圈地”的粗放式扩张向价值银行、高质量发展方向转型。

规模、金融创新对银行竞争与风险的关系的中介效应

使用我国63家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银行贷款市场竞争对信贷风险的影响,并通过规范的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检验贷款规模和金融创新在竞争影响风险的过程中承担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1)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市场竞争与风险为非线性关系,受利润边际效应和风险转移效应共同作用。(2)贷款规模对信用风险存在负向作用,金融创新对信用风险则存在正向作用,并且二者在竞争影响风险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当前的竞争水平下,二者的中介作用均会随着竞争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及其各维度贡献的变迁——基于中国城市层面的分析

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经济发展效率、经济发展稳定、经济发展持续和直接的经济增长四个维度构建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利用城市的数据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上呈现出“N”形波动性上升的趋势,这一特征在时间上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呈阶梯形特征出现,等级越高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越好。但经济发展质量四个维度对经济发展质量贡献度的变动也非常明显。在2008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来源主要是直接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稳定和经济发展效率,但是2008年以后,直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稳定的贡献度在快速下降,而经济发展持续和经济发展效率则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An Analysis on What Role Population Factors Play for Water Resource Pressure in Beijing

How much water resource pressure is jointly determined by demand and water supply conditions? How much role and influence does the demographic factor pla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mographic factor and the other driving factors? An in-depth study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because the above issu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policy formulation with population, economic and resources. Based upon analysis of water resource pressure changing trend in Beijing,the driving factors of the usage of water resources from 2001 to 2010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LMDI decomposition method. Furthermore, the status and role of demographic factors (including population size,household size and so on) and other various driving factors were studied. The results are shown below: The water resource pressure is not only high, but also continually rising year by year; the greatest growth driving factor of the water usage is GDP per capita growth; the demographic factor (including population size,the amount of family and household size and so on) has some influences on the changes of water usage, but it is not the main factor. Improvement for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in the productive sector and proper guidance for a rational consumption view are very important to alleviate the water pressure and improve the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中国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市群因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而受到持续关注。本文用豪斯道夫分形维数测算了我国19个城市群的人口规模结构,并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以实证模型研究了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我国多数城市群人口过度集中于核心城市;影响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的直接成因是人口迁移流动,进一步地经济、行政、社会、自然四类因素的集聚力和分散力共同塑造了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特征,其中城市群收入差距、行政等级差异、交通发达度、高等教育差异、医疗资源差异、地形起伏度、总人口等会促使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集中化,而人均GDP、第三产业占比、环境污染强度等会促使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分散化。最后,本文提出了促进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评价——基于城市群经济效益的分析

城市群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及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至关重要。以城市群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理论推导出人口分布结构合理性指数(E-Zipf)公式,利用2010~2020年中国19个主要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测算得出E-Zipf指数,并根据该标准对中国城市群人口分布现状进行合理性评价。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的E-Zipf指数为1.33,高于Zipf等于1的一般标准;以E-Zipf等于1.33为标准,与传统Zipf等于1的标准相比,有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是集聚不足而非集聚过度;合理性分类结果显示,6个城市群的人口分布处于合理范围,5个存在集聚过度,8个存在集聚不足。建议分类施策,积极引导集聚过度城市群疏解中心城市人口、适当发展外围城市,而集聚不足城市群则需要进一步引导人口向核心城市集聚。

老年人劳动参与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

在我国人口负增长和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提高生育率防止人口数量过快下滑迫在眉睫。然而,随着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和寿命的延长以及文化教育素质的不断提升,老年人延迟退休或者再就业也处于快速发展中。本研究在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CFPS2018年和20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老年人劳动参与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老年人劳动参与通过减少隔代照料对子代生育决策产生抑制作用;第二,老年人劳动参与通过对子代提供经济支持显著促进子代的生育决策;第三,以上两种相反作用,导致我国老年人劳动参与总体上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二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鉴于此,研究建议,在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要充分开发老年人力资源,适当增加对生育家庭的补贴,使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和提升生育率获得平衡发展。

人口空间集聚对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19个城市群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人口空间集聚是城市群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依据空间经济学理论,在对城市群人口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理论推导的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人口空间集聚对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人口空间集聚对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即在人口集聚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集聚有利于提高城市群的经济效益,而当人口集聚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城市群的经济效益将会被减弱;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城市群经济增长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议在发挥城市群人口集聚红利的同时,减少城市群人口空间过度集聚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促进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

银发浪潮下的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当前及今后很长时期都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充分认识到老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意义,挖掘老年人口红利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力资源,但老年人口实际就业率并不高。影响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因素既有社会观念、强制的退休年龄制度等宏观因素,也有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微观因素。促进老年人就业,实现老有所为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转变社会观念,营造老年人力资源价值观念;重点开发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加强对老年人的教育和培训;重视对老年就业的法律保护;改革现有的强制退休年龄制度,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从七普数据看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变动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历年统计数据,对中国劳动力人口的规模和比重变化、年龄结构老化状况、空间集聚趋势以及劳动力人口素质变化等新形势和新特征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