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经济学与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的大学

本文探讨了大学教育的经济学与公共物品的功利主义概念。笔者认为,现代大学的发展与演变是与物品这一概念的变化相伴随的。早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如穆勒)认为,一种物品能够被供给,要么是因为它作为一个整体对社区有益,要么是因为它不能或者不应该通过私人的方式供给,比如国防。正如国家和社会在规则制定与福利供给方面变得越来越复杂,物品的定义也日益复杂。政策的合理性往往是通过它有助于公共财富的积累而得到证明的,具体来讲,政策应该要么满足社会受众的某种具体利益(这种福利是需要政府提供的,如学生的受教育经费),要么增进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比如受教育人口的增长)。这与现代大学的成长和进步是并行不悖且相互砥砺的。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是对以上观点的一种挑战,它认为私人的投资与供给所产生的回报要远高于公共的投资与供给,而且从道义上来讲,个人与社会对于供给何种物品应该具有选择权;同时,由经济效能与个人选择所带来的混合的社会利益可以获致更多的集体公共物品。然而,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规范的议题(如公平与社会正义)的影响。因此,本文旨在思考上述几重张力对于以下问题的影响,这些问题包括现代大学与公共物品的当代意涵之间的联系,以及大学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功能能否与其在知识和文化方面的使命相协调。

马丁·布伯和弗朗茨·法农哲学之对比：教育中作为“对话”或“对抗”的政治性

教育有两个截然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层面。外部层面关涉知识转移和技能,内部层面关涉性格的发展以及与个体意义上的或社会意义上的他者的关系。这一内部层面使个体具备影响和改变社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一个内部层面是"政治性的"。本文中我们主张,教育中的"政治性"可以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对话的形式或者对抗的形式。我们认为,前者体现在马丁·布伯的哲学中,而后者体现在弗朗茨·法农的哲学中。我们对这两种哲学的对比分析阐明了其对于教育的意义,从而也阐明了其对于个体和社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