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书写的权力与权力实践

长期以来,民俗学者一直在从事单向度的民俗书写,忽视了当地人参与民俗书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对此等状况缺乏应有的反思。正规的学科训练和所拥有的理论素养,给予了民俗学者的话语霸权和独白式书写的合法性,而民间和上层两种知识体系的二元对立,成为书写权力结构构筑的基础。民俗之"民"既是俗的主体,也应该是民俗书写的主体。书写权力回归民间,搭建民主、平等、公正的民俗书写平台,出产交流的、对话的、共享的民俗志,是推动民俗学学科步入新时代的革命性举措。

学术史视角下歌谣与生活的关系

歌谣学的滥觞期,学术工作是将民间歌唱活动文本化,即把歌唱活动从生活中脱离出来,抽提出唱词编辑成歌谣记录文本。早期的歌谣研究以记录文本为中心,发掘歌谣蕴含的文化要素和历史积淀。20世纪50年代以后,歌谣学的视野有所扩展,歌谣传唱的生存环境得到关注,但并没有从文本中心主义的窠臼中摆脱出来。直到90年代,回归歌谣生活本源成为明确的学术方向,深入的田野实践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个案经验。延续到21世纪,强调歌唱形成的生活环境凸现出来一种文化建构力量,将歌谣置于生活的深层语境中获得了富有张力的阐释。

一则民间传说盘活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以江西新余为例

新余是著名的毛衣女传说[1]的发祥地,市委、市政府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优势,瞄准主攻方向,倾心于这一口头文化传统的再创造。如今,仙女文化成为新余城市重要的建设定位,仙女形象已经成了新余靓丽的文化景观,“仙女下凡地”成了新余的“文化地标”。作为天下有情人的情爱圣地,已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并产生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以重新讲述古老传说的方式开展城市文化建设,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其过程本身也是一个“传说”。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河道工程智能管理方法

河道工程是水资源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统的管理方法较为落后,管理决策滞后,无法实现河道工程的动态可视化管理。基于数字孪生技术,融合智能预测和可视化管理,建立一种面向河道工程管理的数字孪生可视化智能管理方法,虚实结合预测实际发展状态,实现更加科学、智慧的河道工程管理,促进水利工程管理数字化、可视化、智能化。

民间文学何为

民间文学文本研究成就了一大批学者,其业绩也催生了民间文学学科,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得益于作家文学观的理论支撑及其方法的运用。然而,民间文学毕竟不等于民间文学文本,也不完全属于文艺理论所定义的文学。民间文学是民众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民间文学生活”意谓文学是用以交流的方式和话语,交流的生活世界构成民间文学存在的唯一场域。“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是民间文学的现代化定义,当下各种小群体及交际圈蜂拥而起,其内部的表达几乎都是艺术性的。对于民间文学界而言,在关注民间文学传统转型及重构的同时,抖落传统的重负,直面小群体内新型的民间文学行为及过程,才能为民间文学学科注入新时代的活力。

钟敬文与民间文艺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兼论《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的学术价值

钟敬文先生的《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不仅提出了“民间文艺学”这一学科概念,而且致力于民间文艺学理论研究领域的框定、本体的辨析、方法论的择取,全面阐述了为何建设和如何建设民间文艺学这两个基本问题,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建立民间文艺学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合理性。然而,由于该文是钟先生年轻时的作品,发表时间距现在久远,便被贴上不成熟及没有创意的标签;殊不知民间文艺学完整的理论体系正是由这篇宏文构筑起来的。该文有五个组成部分,亦可归之为系统论、本体论、主体论和方法论。“系统的民间文艺学”是全文论述的焦点,所绘制的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图”已臻完备;民间文艺本体的声音还原及民众主体性的张扬,给口头性与集体性注入了充满学术和政治张力的内涵;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为各学科提供了开阔的研究视域,而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则是钟先生力主并践行的方法论范式。“四论”涵盖了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基本面,奠定了一门崭新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基调,透示出钟先生远大的前瞻性视野和广阔的胸襟。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史上,该文堪称纲领性文献,其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应该生发出的影响力是其他任何一篇文章所不可比拟的。

“母题”概念再反思——兼论故事学的术语体系

母题是故事学的重要术语,影响广泛却众说纷纭。母题术语界定的模糊、功能与母题等术语未能有效勾连、故事学术语体系不完整,这些均限制了民间故事研究空间的拓展。汤普森的母题界定及分类影响最广,但逻辑混淆。邓迪斯借用普罗普的形态学理论和派克的语言学理论分析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明晰了功能(母题位)和母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有理论套用的瑕疵,且并未解决母题界定逻辑混淆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将故事类型学和故事形态学视角相结合重新界定母题,厘清母题位、母题和母题变体三者间的层级关系。在此基础上,以母题为基础单元搭建故事学的多层级术语体系。故事学的多层级术语体系让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有了勾连和转换的学理基础,这有助于开启民间故事研究的新空间。

Chinese Traditions-Ancientt Buildings

北京故宫旧时称紫禁城,位于北京市中轴线的中心,明清两代皇家居住于此。北京故宫占地72万gu gong传统中国平方米,其中建有70余座宫殿,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北京故宫规模宏大、保存完整,在古代建筑中实属罕见。

民俗书写主体还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Folklore"中的"lore"很长时间被解释为"知识","民俗"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被当作底层社会的学问,呈现为用以分析的资料,而不是需要感受和经历的生活本身。于是,民俗学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以分析、探讨和阐释为己任,而没有成为感受之学。民俗学知识与民俗生活知识分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当地人拥有当地的民俗,却被学界排斥于民俗书写权限之外,因为他们不具有学者的身份。民俗书写主体的单一是一种常态,学者与当地人构成了固定的书写主体与对象客体的关系,几乎所有学院派的民俗书写都是在"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中展开的。但当地人的民俗书写已然蔚然成风,草根民俗志层出不穷。当地人的民俗书写反观学院派民俗志之不足,他们以书写行为为自己的学术身份证明,以此抗击民俗书写主体的单一性。学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壁垒亟待洞穿,还原民俗书写的主体及书写主体的多元是民俗学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民族交往与文化交融的历史演进--基于北京饮食文化的视角

在成为政治和文化中心之前,北京一直是军事重镇。北方各游牧民族把北京作为进入中原的桥头堡,相继入驻北京,不断扩展着北京人的民族身份,同时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也得到持续强化。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成就了北京饮食,饮食是这一过程中文化行为和表征的集中体现。北京饮食文化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呈现多民族的特性。故而从饮食文化出发,可以清晰地描绘出北京多民族融合的初始状况和演进图式,进而认识到民族交融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建构的可能高度与方略

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的书写提供了全面的反思、清理和重构的契机,已有的研究和学术史书写充斥着西方话语霸权,精英主义和本质主义成为名正言顺的学术立场,"民间"被学者所代言,寻求共性和同一性主宰了学术局面,完全遮蔽了民间文学体裁的民族性、地域性、个别性和差异性。"还原"与"阐释"是重构体裁学学术史的基本范式。"还原"就是把被精英主义操控的民间体裁解放出来,给予民间体裁鲜活生动的生活身份;"阐释"就是站在当下的学术至高点,赋予体裁研究史料全新的学术意义。基于我国民间体裁的多元事实,持批判主义的态度和民间主义立场,才能绘制出与精英主义不同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间文学体裁专门史的图式。

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40年

从1978年到2018年,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明显分成两个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学研究,是"五四"时期学术目标的延续,也是"证明"自身的学术逻辑的延展。在"证明"诉求统领学术界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学术史。其实,"证明"最有效的范式是学术史,钟敬文先生率先开启了学术史的书写实践。进入21世纪,学者们可以从容地回过头去整理20世纪所有的学术成果。在新世纪学术大反思的浪潮中,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也步入了新的征程。

战争、诗性与唐幽州饮食文化的错位

唐幽州作为华北平原北方的门户,是游牧部族入侵所首先要占领的地方。实际上正是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矛盾,在东北边防急剧紧张的形势下,幽州在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特性才显示出来。边塞的战事环境铸就了当地人豪迈、无畏的族群性格,饮食文化则不得不远离"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审美境界,而以野性、粗放的面目呈现出来。相反,在战争的硝烟中弥漫着慷慨激昂的诗情,民族情结超越了对食欲的满足,而升华为一种精神力量,于是,边塞诗在幽州得以盛行。战争直接导致诗性与饮食的错位,这是唐幽州独特的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