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术阐发与政治建构

学术阐发是对政治建构的呈现,政治建构为学术阐发提供空间。当前很有必要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阐发的基本进路做系统梳理,以进一步讲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政治建构的逻辑。从连续性角度看,学界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讨论在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中就已经开始做铺垫,形成了以基本内涵界说、发展逻辑界说、理论特质界说、价值意义界说为代表的“四界说”学理范式,实现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前期学术阐发。习近平在地方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文化新概念、新命题、新话语、新理念,不仅为部署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道路奠定了基础,也为学术阐发党执政兴国的文化之维提供了基本视角。进入新时代,习近平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文化思想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独创性、集成性贡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可从文化意义论、文化方向论、文化布局论和文化任务论等层面进行学术凝练。党的创新理论不断丰富和发展,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不断得到理论总结,必将推动对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术阐发的不断深入。

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最大的政治”:基本命题、全面展开与统战呈现

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是成长、成熟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标识性概念。既往研究主要分为三种:基于党和国家阶段性任务的“最大的政治”研究、以“最大的政治”为线索的相关命题研究、统一战线的“最大的政治”功能研究。以“最大的政治”概念为方法,以“基本命题→全面展开→统战呈现”为思路深入研究党的工作理论与实践可以发现,“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命题分别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工作的统领、立场、目标。“最大的政治”概念与命题借助于“最大+”系列概念得以表现。“最大的政治”概念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基本遵循,即“最大的政治”聚焦“最大的梦想”,寻找“最大公约数”,依靠“最大底气”,旨在画出“最大同心圆”。“最大优势”概念构成“最大+”系列概念的中轴,是“最大的政治”的根本保障。“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的论述,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贯穿于统战工作中的基本命题,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准绳,以画出“最大同心圆”为检验依据。

将破解“钱学森之问”融入“大思政课”:意涵、挑战与路径

“大思政课”是培养人才的关键课程。对“钱学森之问”的破解是“大思政课”的基本使命。阐明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基本价值是“大思政课”首先需要面对的。基于此,“大思政课”要讲清楚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基本意涵、基本挑战和基本实践。只有讲清楚破解“钱学森之问”的道理,才能有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的重要指示。

“国之大者”:演进历程、学术建构与话语逻辑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国之大者”逐步形成了“一概念一话语”的出场形式,即“国之大者”这一标识性概念和“国之大者”及其他概念组合衍生而成的话语。作为标识性政治概念,“国之大者”经历提出、形塑与发展的演进历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科学内涵和话语体系。在学术建构中,“国之大者”被阐发与解读为党和国家所关心的“大事”“大计”“大略”“大思”的根本问题以及“经邦”“纬国”“济世”的价值追求。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国之大者”具有相对稳定的概念内核,呈现出三种类型的表达方式与三个层次的使用形式。守正创新是“国之大者”话语生产的内在机制。理解“国之大者”是把握党中央与党的领导干部、党中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关系的密钥。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逻辑及其实践研究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扎根中国本土政治生活的核心范畴。从学理上印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相较于西方民主的道义优势、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品格,必须要关切基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逻辑的核心要义在于关注基层权利、重视基层参与以及吸纳基层经验。党建引领是其根本保障。必须以政治引领寻求包含基层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以组织嵌入搭建覆盖基层的民主之网;以制度吸纳建立基层民主参与的常态化机制。调查研究是其有效方法。必须以扩大基层调研为基点,增强民主的广泛性;以满足基层需求为动力,增强民主的真实性;以激活基层监督为目标,增强民主的有效性。基层治理是其根本场域。必须全方位动员,确保基层有效在场;多层次设计,保障基层有效参与;立体化覆盖,关照基层需求愿望。

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语境下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要紧密结合经济舆论形势,直面一些典型的错误论调。在批判错误论调过程中,要阐明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更加光明前景的逻辑。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体两翼。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有力支撑。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行稳致远,在于我们党持之以恒地推动共同富裕塑造的中国经济强大韧性。这种强大韧性根植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映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并进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从概念生成与理论完善看,新质生产力无不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协调发展印记,这体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遵循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从输血到造血的进路:科技赋能跨行业融合,进一步做大蛋糕;聚焦新质生产力形成条件,向欠发达地区倾斜资源;改革配套制度设施,畅通地区良性循环。批判唱衰中国经济若干典型论调形成了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应有之义。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并进,型构了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现实支撑。新质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呈现了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实践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中国精神概念的流变

中国精神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及党和国家若干文献文本的考察,可以系统梳理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精神概念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基本框架之初步凝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集中体现之持续深化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时代精华之日臻完善的流变。通过对流变的透析可见,中国精神的“中国”蕴含着深厚历史积淀、党的有力领导、民族强劲韧性等基本维度。“精神”集中表征为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图式。中国精神概念的界定过程与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密切相关,展现出累积性特征。对中国精神的展现与弘扬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与践行。

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的刊文情况与研究热点——基于《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大学图书馆学报》近五年数据的对比

以CiteSpace为主要工具对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刊文情况和研究热点展开了对比分析。从刊文情况来看,二者均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予以更多关注,相关研究机构广泛分布于北京、南京、上海及武汉,知名高校为图书馆学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依托。从发文热点来看,二者当前关注的热点方向包括图书馆学及情报学的基础理论,高校图书馆建设的现状、问题及经验,数字人文、智慧图书馆及基地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创新路径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深化图书馆学相关研究,应具备全球视野,学习先进经验;聚焦文化战略,面向实践需求;运用技术成果,有效规避风险。

新时代协商治理:内在机理与基本立场

当前,学界仍然需要对“治理”做中国情境的整全性探讨以克服现有研究中存在的碎片化倾向。要树立规避低水平重复研究的学术立场,特别要进一步深化对新时代中国协商治理之本土化因素及其核心指归的梳理,凝练基于学术的中国协商治理之基本指导的理论精义,建构一种适应性的本土概念与理论体系,探索底线性的协商治理理解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使命。基于此,以什么形式实践协商治理,应交由党领导人民去完成。同时,要科学把握西方治理嬗变、理论适用性及其困境,科学认识治理中国方案的定位、中西方治理的本质差异及其体现。对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及其超越性之内在机理的研究,是解释与建构的尝试,是对情境的宏观考量,亦是阐明研究立场与实践立场的过程。

2012—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政治学立项项目的现状、热点与趋势

基于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的分析可见,2012年以来政治学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数量呈明显的增长趋势,立项主题聚焦党中央方针政策和中国政治热点话题。对2012—2019年政治学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名称的词频研究发现:项目总数的地区分布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递减态势;研究的核心范畴依旧是“国家”;关注中国实践、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话语体系;基于相对独立前提下的多学科融合,并适用多样性和创新性的研究方法;以具体问题为主要导向,发挥政治学研究在助推实践中的作用,彰显其经世致用的学科价值与时代作用。

中国协商治理的逻辑理路与功能定位

公共治理理论在当代中国适用的核心基点是多元主体之间的紧张与互动。中国协商治理的逻辑展开需要关注的焦点在于主导主体为中国共产党,关键对象是市场秩序的构建。此过程需凸显协商治理的利益平衡功能,执政党在协商治理中发挥道德榜样的作用,此作用的发挥需要制度化的协商治理。借鉴与超越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协商治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基本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对公共治理理论适用性的研究切入是当代中国协商治理研究的可能路径。

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提升路径探究

坚持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一是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的重要路径。实践中,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暴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性与知识性失衡进一步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功能的发挥,降低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必须坚持价值性与知识性相统一,从推动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相互支撑、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完善教学管理与评价体制等方面不断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的提升。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研究综述与实践展望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建党百年的历程也是党探索共同富裕的历程。随着共同富裕的不断推进,共同富裕的内涵逐渐丰富。针对共同富裕的内涵阐释,学界总体上形成了“全面富裕”说、“共享富裕”说和“过程富裕”说三种解读。学界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共同富裕的现实问题导向、理论与实践互动等方面形成了对共同富裕实践路径的讨论。同时,学界关于共同富裕与社会治理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化,特别是从社会治理出发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不充分。借助梳理共同富裕的历程探索、内涵阐释与实践路径,深入思考共同富裕与社会治理的共生耦合关系,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党和政府引领多元主体积极联动的实践路径,最终协调整合各方力量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全方位支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党的建设研究的影响力分析——基于CSSCI(2014—2020年)数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党的建设思想,对学术界党的建设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CiteSpace可视化的分析方式,以2014—2020年CSSCI数据库中引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党的建设文献为对象,从引用数据、引用趋势及论文发表年度分布、论文基金项目分布、发表论文机构分布、载文期刊分布等方面可以较为直观地展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党的建设研究的影响力以及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影响下党的建设研究的热点及发展趋势。

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理论溯源、基本意涵与生成机理

党的十九大在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同时,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凸显了对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商治理的重视与强调。我国社会治理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商治理。我国社会治理要统筹政府、市场、公民等多元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形成“在其位、谋其事、务其职”的有序局面,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努力促进国家与社会二元视阈下的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基础要件在共建,核心存在为共治,目标指向是共享。对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理论溯源、基本意涵及生成机理进行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刻领会与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国家治理的协商民主之维:践行模式与梗阻破解

对协商治理发展形态的辨识离不开对"中国模式"及其阐释的考量。一直以来,西方理论是解释中国发展的强势选项之一,但当下颇受质疑。理性的态度是使学术研究复归本源定位。对协商治理中国样态的分析首先需要明晰政治协商的主要形式、内容与程序等,还要认知社会协商中体现的创新;同时需要做的是辨识清楚阻滞中国协商治理的核心问题及做出应对的可能探索。

思政课教学中新自由主义的理性辨析与科学引导

直面思政课教学中新自由主义的挑战,首先需要从学理上区别两种新自由主义的区别,基于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厘清新自由主义从学术话语到意识形态再到政策演变的逻辑理路。同时,从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存在的新自由主义价值悖论和作用机理双重视角出发,探究思政课教学中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洞悉新自由主义在思政课教学中的现实样态,针对思政课教学的课程设置、理念传输和目标主旨,提出立足“认知—理解”“价值—信仰”“目标—策略”的方略,以应对思政课中新自由主义的挑战。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理论学术研究梳理

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考察不能回避近代中国活跃着自由主义、文化保护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思潮。而作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的意识形态体系。广义上,意识形态理论既包括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解,也包括意识形态本身。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是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研究的统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热议的焦点,围绕以融于实践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共生关联问题开展了丰富而且深远的研究,其中不乏有代表性的优异成果,但也有不少研究束缚于已有的研究范式和主题,深入透彻的研究依然不足。以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全局性研究为立足点,全面剖析其现状及问题,具有一定学理意义和实际价值。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互动机理与并进路径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澄明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逻辑契合,对于伟大建党精神的弘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提升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二者之间共通的内涵要义、共同的理论基础和共生的历史源流为其互动提供了可能。在基本意蕴上,二者互动主要体现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举旗定向,“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开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实践途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磨炼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强大韧性,“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持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价值立场。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并进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夯实理论根基、以党的建设强化政治历练、以领导活动考准实践表现、以制度优势建好长效机制。

中国共产党对“引领”概念的阐释与建构

对“引领”概念的使用见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论述及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不同时期,对引领概念的使用与阐释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面向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从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等维度建构引领的新内涵。中国共产党对引领概念的使用及发展呈现出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即概念的外延随社会发展不断拓展;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概念的指向不断明晰;概念的传播效能不断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