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与路径

新能源汽车作为交通运输领域发展“绿色化”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在东亚、北美及欧洲等多个国家及地区得到大力发展。其中,东盟国家为实现节能减排、满足市场环保需求、弥补汽车产业链短板等目的,有计划地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建设。其主要举措包括:推行双向政策目标,构筑产业方向蓝图;调节供需税收水平,激活产销潜在势能;建设基础设施网络,打造使用生态场景;加大投资政策倾斜,扶持本土产业转型等。在通过“差异化”引资优惠政策实现外资与本土合作转化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发展电池核心产业,积极鼓励产业链多环节共同发展,东盟国家已初步搭建起新能源汽车产业框架,产业链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起步较晚,政策反馈滞后,东盟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进程受到一些制约;加上工业基础薄弱与创新资源匮乏,使其难以摆脱“低端锁定”困境;补贴退坡后,消费惯性与产品认知模糊也给当地新能源汽车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因此,在已有政策基础上,东盟国家可参考他国成功经验,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吸引区域内投资,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化发展。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减贫效应——基于东盟八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减贫合作是新时期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的核心要务。东盟国家面临不同程度的贫困问题,亟待提升减贫韧性。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结合2003—2019年东盟八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盟国家贫困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东盟国家的贫困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增强了其减贫韧性。异质性检验表明,政治互信、地理距离、营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减贫效应。据此,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下,双方应优化益贫式增长路径,改善投资环境,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投资,以此加快东盟的减贫进程。

技术密集型产业区域产业链建构路径研究

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由贸易协定,不仅能够提高成员国间货物、技术、投资、人员往来频率,也可为域内国家技术密集型产业自主发展提供重要机会。然而,构建区域自主产业链存在技术创新资源、全产业链资源、大市场资源开发利用不足,政策及市场资源组织调配能力发挥不充分,各环节价值累积减少等问题。为此,针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区域产业链建构的关键要素与实现路径,采取案例研究方法,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东亚地区产业链建构过程进行研究,从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企业培育及市场拓展角度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我国新能源汽车区域产业链建构经历基础技术攻关、国内市场及产业链培育、国内外区域产业链及产业集群建立3个阶段;政策、创新链及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政策主导到市场主导、国内创新链到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传统产业到区域产业链的全路径。研究可为具有特定产业结构和产品特性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区域产业链建构提供理论框架和实践启示。

东盟国家吸引和利用外资政策的分析与启示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吸引和利用外资成为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中相关外资政策制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文章针对东盟国家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政策展开深入研究,探讨东盟外资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以及政策实施的效果。此外,还提出了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建议,试图为中国外资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做出一定贡献。

东盟的“再工业化”:政策、优势及挑战

20世纪90年代,东盟工业史上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导致产业"空心化"。伴随美国"再工业化"的影响和东盟诸国自身发展的需求,东盟国家意识到制造业对提振国民经济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通过推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出台系列优惠政策,发展互联互通,制定工业4.0等政策措施,重点复兴三大传统产业和大力鼓励六大新兴产业发展。受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东盟区域内工业基础薄弱等因素掣肘,除个别国家某些优势产业外,东盟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不大,前景不容乐观。然而,以钢铁、水泥和纺织服装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得益于东盟再工业化的政策措施,在生产体系中处于比较优势,拥有较大发展空间。

RCEP框架下印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与地位——基于附加值贸易的分析

RCEP的签署为成员国的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基于TiVA发布的最新数据(2021版),利用附加值贸易的方法测算印尼在全球价值链(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并与RCEP主要成员国进行比较,分析其变化机制。整体上看,印尼在GVC中的参与程度较低,但参与地位处于中游水平;制造业的GVC参与程度适中,参与地位较低,但呈上游化的发展趋势;细分行业中,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如电气及光学设备制品的参与程度最高,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如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所处的地位最高;中国是印尼整体和制造业出口贸易附加值来源第一的RCEP成员国。

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合作的进展、挑战与路径

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东盟在数字浪潮的推动下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现已成为数字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中国和东盟在推动各自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展了签署高级别合作协议、搭建合作交流平台、促进企业投资合作等多层次、宽领域的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合作、电子商务、数字人才交流等方面,中国和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已初见成效。在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以及数据产权管理规则不统一等阻力下,加快推动东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将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数字经济产业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树立大食物观与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

人多地少的国情使中国农业生产一直坚持高投入、高产出模式,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使得质量状况堪忧、基础地力下降。另一方面,伴随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中国居民的饮食消费需求逐渐转变,由“吃得饱”“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转型,科学合理的膳食观念逐渐普及,饮食结构日趋优化。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一产粮大国,但粮食进口依赖度越来越高,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农产品净进口国。中国油料作物和食用植物油高度依赖进口,饲料、肉类和奶源的进口依赖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也不同程度影响着中国的粮食安全。传统的粮食安全概念已经不能满足当前食物消费需求升级的需要,需要树立大食物观,向耕地、草原、森林、江河湖海要食物,全方位、多渠道地开发食物资源。

菲律宾华人快乐蜂集团探析

快乐蜂是数十年来菲律宾快餐的代名词,长期主导菲律宾快餐市场,并逐步建立跨国经营网络。快乐蜂集团致力于食物制作流程标准化和服务标准化,将研发美味的食品根植于企业文化,其品牌形象深受消费者喜爱,在菲律宾快餐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全力进军海外市场是快乐蜂集团重要战略之一,主要通过海外并购和开设直营店两种方式建立跨国经营网络。新冠疫情期间快乐蜂集团的经营数据表明,海外市场的业绩表现能够降低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是快乐蜂集团另一重要战略,通过品牌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社交平台、视频渠道创建在线店面,提升场外销售额。新冠疫情期间,场外销售成为快乐蜂集团销售额的主要推动力。

“新南向政策”背景下台湾地区与印度经贸关系前景探析

新世纪以来,台湾地区与印度经贸增速较快,但经贸发展现状基础较差。蔡英文当局为阻挠两岸经贸融合,推出"新南向政策",着力强化与印度经贸关系。印度推出"智慧城市""印度制造""德里孟买工业开发走廊""数字印度"等国家战略,台湾以12个重点项目与之对接。受制于印度投资环境欠佳、台湾岛内政治干扰严重、竞争对手日渐强势、大陆的比较优势以及具体产业特征,台湾地区与印度经贸合作发展前景总体偏弱、空间不大,但某些优势产业会有较大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日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思考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日本对此的态度经历了轻视与转向关注期、保持警惕与对策布局期、积极参与与进一步探讨合作期这三个阶段的转变。如今,中日两国关系出现回暖,共同开启在第三方市场进行合作的新篇章。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意义深远,作为中日经贸关系深化升级的新动力,不仅有助于打造中国与发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新模式,更是有望创造区域互利共赢的新典范。但其中所蕴含的挑战同样不可忽视,政治的不确定性、技术与知识产权之争、投融资所使用的货币等等问题仍值得两国进一步沟通与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中日两国合作的潜力无限,唯有携手并肩、优势互补,才能实现两国经济的长足进步与稳定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新在东盟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随着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积极转变,中新两国开启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新篇章,三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投资以及技能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开展合作的可行性。但是在合作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新加坡对“一带一路”倡议仍存疑虑;中新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存在经商节奏不同的矛盾;合作过程中受到美国和日本的外界因素干扰。未来中新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中要从国家、企业以及民间三个层面形成有效对接,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实现经济多赢,构建“中国—东盟经济共同体”。

人民币国际化在东南亚的进程、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国经济稳步增长与对外贸易的发展,人民币在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从国际货币职能的视角,阐释人民币在东南亚结算、流通以及储备职能的发挥,深入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在东南亚的进程。国际货币的惯性、全球利益格局的变化、国内尚未完善的金融体制以及较弱的风险管理能力,给人民币国际化在东南亚的推进带来挑战。但随着人民币国际货币职能的深化,双边合作的稳步推进,人民币在东南亚的信任度逐渐增强,数字人民币蓬勃发展,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广阔的前景。把握经济发展新机遇,完善相关机制建设,加强与东南亚的金融合作,是循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研究

产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根基,不同国家不同产业的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根据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重点鼓励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阶段、大力促进资金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阶段以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不断增加,中国资本的流入能够为马来西亚的产业结构转型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有利的融资环境,完善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促进合作产业向产业链的中高端方向发展,此外还能促进马来西亚的主导产业升级。中国应该吸取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教训,提防过早地去工业化,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民间资本的活力,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印+”:中国和印度共同拓展南亚新模式探讨

随着中印关系不断升温,双边经济合作不断深入发展,在共同抗衡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印两国谋求更高层次的战略合作和互信,改变以往习惯性的双边模式,考虑建设一种融入重要第三方的超双边模式--"中印+"合作新模式。以开辟南亚市场为例,分析开展"中印+"合作新模式的挑战与机遇,探讨在南亚市场深化"中印+"合作的前景并提出相关对策。

NEW OPPORTUNITIES FOR CHINESE HONG KONG-ASEAN TRADE

Traditionally a window and bridge connecting the Chinese mainland to the world,Hong Kong has embraced even greater development since its return to China,while lifting China-ASEAN relations to a new high.Since its return to China in 1997,Hong Kong has been building close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th ASEAN,a block geographically adjacent to it.Embracing the role of a“super connector”in China-ASEAN collaboration,Hong Kong has welcomed a steady increase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with ASEAN countries.

中日在越南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越南与中国、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越南与中日两国的发展战略合作、产业转移对接、经贸合作往来以及越南自身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力地推动了中日两国在越南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快速发展。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方式,中日两国在越南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合作成果,不仅为越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加速推进注入了新动力,还为中国、日本和越南的三方合作共赢创造了新的平台。但是,中日之间的利益重叠和竞争博弈对中日在越南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形成冲击。因此,拓展新兴产业合作、构建和完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以及打造合作示范项目,有助于推动中日两国在越南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中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践、挑战与展望

第三方市场合作作为中美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协作的新形式,是中美两国“以经促政”的重要合作方式,也是实现中国、美国与第三方市场国家多方共赢的重要经济实践。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下,中美两国企业在亚非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开发以及电力设备等产业中打造了一系列重要合作项目,不仅推动了中美企业比较优势的错位互补发展,还有效对接了第三方市场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华负面舆论、全球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以及中美双方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等构成了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要挑战。当前,中美双边关系充满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持续推进经贸谈判、完善“二轨外交”合作机制、构建中美企业危机应对机制以及开拓新兴产业合作领域,有助于推进中美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从而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美双边关系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问题与战略调整

新能源汽车作为交通运输领域节能减排的重要解决方案,在中国、美国、欧洲等主要国家及地区得到大力发展。日本作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先行者,虽然取得了一系列发展成果,但存在优势产品市场持续受到挤压、纯电动汽车短板明显、优势市场暂未激活、企业技术创新惯性等问题。因此,为保证日本汽车制造业领先地位,政府通过调整补贴税收政策鼓励多技术路线共存,企业将重点放在组合创新和市场发展两方面。日本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调整措施对我国相关产业参与全球产业链竞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税收协调机制研究

由于中国与东盟各国在税收体制上存在较大差异,产能合作税收协调难度较大且存在诸多税收风险。本文对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税收协调的现状及风险进行详细分析,从构建税收协调平台、加强税收协定更新与谈签、加强税收协调的规则与制度建设、构建税收管理与服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构建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税收协调机制的相关建议,以期为中国与东盟开展更深入紧密产能合作提供助力支持和制度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