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精神生活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明的重建

从中国式现代化来审视农民精神生活的变革,它实质上是国家治理体系与乡村社会交互建构的结果。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使乡村文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农民精神生活也经历了从伦理化到国家化再到个体化的转换。在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生活方式、文明素养及价值体认现代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人的现代化构成农民精神生活变革的内在逻辑。然而,乡村文明的主体与价值、物质与精神及制度与情境等要素的非均衡交融,使农民精神生活的价值与结构存在错位互构的困境,导致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精神生活的张力。为有效实现农民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重建,必须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实现乡村文明的复兴,进而跨越乡村文明发展的“现代性悖论”。

声望资本: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的一个解释视角

对皖北Y村的调查显示,获得声望资本是村庄能人“当村干部”的内生动力。声望是稀缺的象征符号资源,对声望的追求源于人们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理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样态,声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并扩展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运用“文化网络-公共身份-声望资本”分析框架,阐释村集体经济“空白村”和人口严重流失的“空心村”,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文化网络为声望资本的生产、累积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平台,村庄能人深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具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要。公共身份是声望资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担任村干部,便获得了由国家和村民双重承认的“公共身份证”,可为村庄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位置资源”,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声望追求能够强化村干部的公共属性,为乡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持续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文化变迁与乡村振兴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根基和源头活水。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理性因子裹挟城乡社会急剧转型,农村社会的个体化转型既全面又深入,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日渐式微、村庄公共舆论力量的日趋瓦解、农民之间的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以及农民对社区认同的持续弱化,对农村社会发展和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文化变迁的根本逻辑在于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消解和重构。基于此,文章通过对乡村振兴内蕴文化要义的诠释,提出以公共文化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发展思路,以“农”为本,以“村”为根,从繁荣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培育村民公共理性精神、孵化乡村公共文化组织、完善村民民主参与机制等方面重塑农村社会公共性,赋能乡村振兴。

中国农村治理变迁及其逻辑:1949-2019

1949年以来70年间,我国农村治理先后服务于国家政权建设、国家建设、农村改革和发展,并随之而变迁。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农村治理的主题及其内容并不相同,可是它在社会主义中国却一以贯之地遵循着国家的基本逻辑,并且,国家在农村治理变迁中扮演着引导者、规划者、改造者或建设者的角色。

公共文化服务刚性供给与文化需求弹性发展的矛盾及解决之道——基于12省25县(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问卷调查

是否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是衡量公共文化服务的一项主要指标。但从调查来看,我国民众公共文化需求总体上趋于弹性发展,而我国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目前仍然以刚性供给为主要特色。解决这个矛盾应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侧重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机制的改革创新。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以财政标准化投入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也存在同样的主要矛盾,也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不平衡发展,是城乡之间的公共文化建设的不平衡发展;最突出的不充分发展,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不充分发展。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重构：自治、法治、德治的统一

乡村社会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乡村治理的成效直接关系到我国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成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迁,乡村治理结构和乡村治理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新时代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维护乡村社会良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之一。文章通过对自治、法治、德治等三种乡村治理模式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与研究,并在分析其成效及限度的基础上,试图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重构新时代的乡村治理体系。

志愿服务“集装器”: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整合及其生产机制——以皖北S镇“新时代文明实践”为例

志愿服务"集装器",是志愿服务资源汇聚和互动的场域,既是物理形态空间,也是"唤醒"公民志愿精神的符号系统。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是集非基本公共服务于一体的"集装器"式综合服务平台,能够有效整合志愿服务资源,激活潜在的志愿服务力量,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效能,并培育社会资本和建构合作秩序。强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志愿服务"集装器"功能,必须按照"激活、整合、下沉"路径,不断催生志愿服务内生动力、凝聚志愿服务整体合力、推动志愿服务便民惠民。长期来看,过度的行政干预不利于社会自主力量的孕育和成长,应进一步强化志愿服务的自主性运作,培育基于公共利益的志愿精神和志愿文化。

迈向有温度的乡村网格治理——基于情感治理的分析

当前的基层治理方式倾向于理性治理,对情感因素重视不够,然而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情感互动现象并未消失,将情感与治理相结合是对理性治理的必要补充。对安徽省H县若干个乡村网格的治理过程考察发现,乡村网格通过财务管理透明化、纠纷调解规范化、积分激励制度化、传统风俗现代化,唤醒网格内村民的信任感、认同感、获得感和归属感。同时,这些情感又以情感动员、情感调解、情感激励、情感反哺等方式嵌入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实现居民参与热情的调动、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情感互动氛围的营造、社会资源供给的丰富。情感治理是情感唤醒与情感互动结合的结果,正是在情感产生和交互的过程中,契合乡村“熟人社会”场域,以治理有效为目标导向,凸显网格成员主体地位,情感治理得以在乡村网格行之有效。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和"乡村发展"的认识紧密相关。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与"农业"、"乡村发展"与"农业发展"相提并论。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嵌入、吸纳与生产:新时代乡村再组织化的过程与逻辑

新时代乡村治理必须实现从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跨越发展,乡村再组织化是国家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新时代乡村再组织化建设是政党嵌入、政治吸纳和社会生产的综合过程。其中,政党嵌入是再组织化的契点,政治吸纳是再组织化的推进,而社会生产是再组织化实现的保障。梳理乡村再组织化建设过程发现,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蕴涵其中的逻辑线索,三者在相互配合、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乡村再组织化的总体性逻辑。通过实现三维关系的有机协调与良性互动,可以确立统一于政党引领的新型总体性治理机制,建设形成满足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乡村治理组织体系。

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分析——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中部地区获奖项目的跟踪调查

在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探索具有活力的地方政府创新模式,增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中部地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获”获奖项目的跟踪调查情况来看,尽管大部分获奖项目仍然在持续运行,但也面临着一定的发展困境:地方政府创新缺乏相应的创新生态的支撑。增强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需要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的创新生态。

精准扶贫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动员式治理及其改进——鄂西H县政府扶贫行为分析

在当前精准扶贫进程中,动员式治理成为地方政府扶贫工作的政策工具和治理策略。地方政府在扶贫动员中,常以行政动员来表达政治意志,用利益互惠策略来动员社会参与,以基层动员来实现秩序维系和扶贫目标。这种运作过程内涵了地方政府的国家意志表达和行政意志体现的政治逻辑,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在基层实践中的治理规则实现和治理方式转变的治理逻辑。在面对上级政府的政治意志时以及与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地方政府在扶贫中的过度化动员会带来地方治理困境,因此,地方政府为推进精准扶贫,需要综合运用回应性与情感式治理等来消解过度动员治理的限度。

典型何以可能:县域政治视角下的典型治理行为分析——对HF农业合作社典型生成过程的考察

当前政府在合作社治理中的典型偏好有其独特的产生过程和机制。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政绩压力以及合作社内在的发展需求,共同推动着合作社典型治理的生成。典型治理是政府在社会动员不足情况下的一种选择性治理,是政府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实施的一种手段。县域典型治理是在政府推动下对典型地区的复制与强化,政府、精英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是典型治理的动力源头。具体而言,政府治理困境和治理压力是典型治理的现实动力,市场的选择偏好是典型治理的外部推力。但典型治理主要关注政府层级内部的运转,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转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民群众的治理主体性。

反贫困中的政府、企业与贫困户的利益耦合机制

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扶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工作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企业参与扶贫的实践案例很多,但是关于政府、企业及贫困户反贫困协同行动如何持久却是一个探讨不充分的问题。通过对鹤峰县"扶贫项目民营业主负责制"模式的考察,力求剖析政府、企业及贫困户在反贫困中达成一致行动的缘由,在此基础上探究此模式包含的利益耦合机制,试图回答协同反贫困行动如何持续这一问题。分析认为"鹤峰模式"使得地方政府绩效增加、扶贫企业获利和贫困户实现减贫。总结了"鹤峰模式"的几个特征:其推行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扶贫成本分担机制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政府的主导下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得以重新建构,合理的利益分配是其能长期持续运行的核心动力。鹤峰县的这一反贫困模式至少有以下3点启示:一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贫困问题,以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二是产业扶贫能否持久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起有效的动力机制;三是"鹤峰模式"具备较强的推广性和可复制性。

农村青年干部为何留不住——基于社会认同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青年对农村干部这一职业群体社会认同程度在入职前后出现的由高到低转变,导致了其从选择进入农村干部群体到主动从乡镇村岗位中流出,在其中,自我认同、社会及组织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重构自我认同和追逐自尊的过程中,择业青年选择进入农村干部队伍。但由于现代性社会风险的压力,青年在基于追求安全感的自我认同建构中呈现出高度的危机意识和带有焦虑色彩的上进意识,并在职业的稳定性中表现出来。同时,在社会比较、体制内的政策冲突和组织隐性规则下,农村青年干部遭受了群体外部积极性构建失败和群体内部合法性的持续瓦解。在目前,构建农村干部群体的社会意义系统应成为维持农村青年干部稳定性的重要方向。

文化治理视野下图书馆总分馆制的路径偏离及影响

图书馆总分馆制是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机制。文章通过对Y市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个案研究发现,"项目制、标准化及网络化"为表征的三维一体的制度构建是图书馆总分馆制实施的重要路径。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立后,"重挂牌、轻管理"、社区图书馆分馆考核机制的形式化及服务效能的低效率等问题日益显现,导致基层文化治理的结构性脱耦。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路径的偏离体现了分级管理体制的路径依赖、项目制背景下选择性的政策执行及日常生活中社区生存的逻辑。为消除行政消解治理的悖论,必须建构"双向嵌入"的图书馆总分馆治理机制。

当代中国大众娱乐习惯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大众娱乐习惯经历了结构变迁与功能转换。在集体化时期,人们的娱乐生活被各种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和政治宣传所取代。改革开放以后,尽管人们的娱乐生活逐渐褪除了浓厚的政治化色彩,仍然会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国,始终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娱乐习惯。人们的娱乐习惯或隐或显地受到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的影响。透过对当代中国大众娱乐习惯变迁的考察,也能从中反观和体认中国政治社会的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众娱乐习惯既是一定时期政治社会制度的隐喻又是其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