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维燃烧温度场的电站锅炉智慧燃烧控制系统应用研究

近年电站锅炉深度调峰负荷已下降至20%额定负荷甚至更低。本文提出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展锅炉燃烧全过程数字化、可视化监测,炉膛燃烧核心参数解析以及炉膛三维燃烧温度场的建立,深入研究电站锅炉智慧燃烧控制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以实现锅炉燃烧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精准调控,为电站锅炉的灵活性改造及深度调峰安全运行提供有力支撑。

关于当前库存周期与债券利率走势的思考

我国库存周期与利率周期的时长都约为三四年,且二者走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023年以来,我国企业持续去库存,目前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速已处于历史低位,有投资者担忧下半年新一轮库存周期的启动可能会伴随着债券市场的调整。本文认为,从企业盈利、实际库存等角度看,下半年补库存周期的开启时间与上升斜率均存在不确定性。相较库存周期的变化,需求端的边际变化才是利率定价的核心因素。下半年长端利率能否见底尚需观察,而库存周期的变化可以与利率的走势相互印证。

欧美银行风险事件的冲击、应对与启示

在欧美央行持续加息的背景下,欧美银行风险事件频发。为阻断风险传染,欧美监管机构迅速应对,但应对方式存在明显差异。针对以硅谷银行为代表的问题银行,美国按照市场化程序实施破产。针对瑞士信贷银行风险事件,瑞士则以政府担保的形式促成瑞银集团收购瑞士信贷银行。上述方式的差异既与问题银行自身特征存在差异有关,也与欧美监管规则不同有关。欧美银行风险事件的爆发及应对为未来银行危机处理提供了案例,其后续风险值得各方继续关注。

从各国房地产税政策中探寻中国模式

房地产税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本文对美国、德国、巴西和印度的现行房地产税政策进行了梳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房屋评估、税率确定、减免税政策、央地权责以及征缴制度等几个方面,就我国房地产税政策的安排提出了相关建议.

世界经济面临的增长挑战与政策应对转变

疫情以来,全球宏观范式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杠杆的“三低一高”范式,过渡到高通胀、高利率、高杠杆、低增长的“三高一低”范式。各国经济走势呈现分化,主要与其资产负债表表现相关。资产负债表改善的经济体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表现更好,而资产负债表恶化的经济体实际GDP增速表现不佳。美国经济表现超预期,经济接近“软着陆”,但在通货膨胀、房地产市场等方面仍面临结构性问题。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符合预期,但增长动能较弱,主要由于外部需求、美元利率、中美关系、宏观政策等方面压力。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仍将维持滞胀格局,延续时长主要取决于全球地缘政治冲突走向以及能否找到新的重塑全球增长的方式。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逆风有望转为顺风,不利因素或将逐一缓解,不过宏观政策力度仍有待强化,以帮助经济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度过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点。下一阶段世界经济主要存在三方面潜在风险点:一是美国企业债市场风险,特别是高收益企业债即垃圾债市场风险;二是美国房地产市场风险,尤其是商业房地产市场风险;三是未来主要国家政府债务压力将会显著攀升。

如何渡过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水域?

2018年11月29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举办的"如何渡过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水域?"主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两个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如何认识负利率政策及其影响

2019年12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承办的“2020年全球与中国经济展望与对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负利率议题成为讨论焦点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余永定研究员建议讨论“负利率的形成机制和技术细节、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的负利率比较”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姚枝仲研究员建议讨论负利率的后果,尤其是当作为短期刺激政策的低利率和负利率变成了一种长期状态时,会不会出现严重的负面效果。

Concurrent Depreciations of the RMB and the US Dollar:Insights and Implications

Since March 24,2023,the renminbi(RMB)has depreciated against the US dollar,recording a drop of 5.74% by June 30.Simultaneously,the volatility in the US dollar's strong momentum was marked by two periods of decline from March 24 to April 26 and from May 31 to June 21,both of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RMB's depreciation.Typically,there is a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RMB against the US dollar and the US dollar index.

估算中国的IFDI和OFDI——来自“避税天堂”与返程投资的证据

本文梳理了现有文献对离岸金融中心导致的直接投资头寸统计偏差进行修正的方法,详细比较了直接投资头寸数据集的优劣差异,并以CDIS宏观数据集为基础,引入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作为重要补充,对直接投资的动机按避税目的和境外上市目的进行区分,以此估算我国的IFDI和OFDI存量。结果表明:(1)估算后,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IFDI调减1.1万亿美元,其中超过80%是出于避税目的进行的返程投资;(2)考虑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的影响后,返程投资占比增长至近37%,规模约1万亿美元,其中VIE架构境外上市企业贡献了16%;(3)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经过“避税天堂”进行中转的现象,其中最终投向英属维尔京群岛的OFDI存量约占1/4,是我国实际OFDI的最主要投向地。

中国经济基本面、央行干预与人民币汇率预期

本文采用随机波动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与央行干预,对人民币汇率的市场整体预期和机构个体预期异质性的时变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对汇率预期的影响相对有限,而央行干预冲击持续性更长,会显著强化汇率预期。在以外推或适应性预期参与者个体为主导的外汇市场,宏观经济基本面对个体预期异质性的影响不显著。央行干预则通过在市场释放维持汇率稳定的信号,使市场参与者统一形成单边预期,降低了预期异质性。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降低外汇市场干预,使人民币汇率波动反映更多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基于欧央行与英格兰银行的经验

本文分析了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以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提供借鉴。不同于欧央行和英格兰银行,中国央行主要是数量调控为主、价格调控为辅。结构性货币政策是中国当前最优选择,但未来中国央行在价格调控、货币政策传导和货币政策工具创造方面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政策选择与2020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与政策选择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我的发言题目是《我为什么支持余永定教授增速保6的观点》。支持“保6”有六个理由。现在大家对于“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很多反思,我们知道它的目标是好的,但实际执行效果呢?尤其是“去杠杆”,知道它是某种紧缩性政策,即便是通过减税降费的降成本,标准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中国的执行效果却变成了紧缩性。因为在去杠杆的条件下,税收收入不断下降,必然会导致政府投资更快地下降。因此我们看到大量投资流产,中途停止,经济下行时却还执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这是不是不合适?所以我主张更应该在“补短板”这一点上做得更好一些。

国际大宗商品供需分析框架:全球视角与中国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及“碳中和”目标对国际大宗商品供需格局产生突出的影响。本文梳理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三类大宗商品的全球供需分析框架以及金融市场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理论机制,讨论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机制和波动因素,并深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碳中和”目标、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宏观政策及地缘政治关系对后疫情时代大宗商品供需结构的影响。基于上述事实,研判中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的角色,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大宗商品定价遵循供需逻辑,但决定不同产品价格的核心变量存在差异;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宗商品供需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三是“碳中和”目标对相关大宗商品供需格局产生持续的影响,能源需求持续增长而供给受限,其中传统能源产能下降、新能源生产技术受限、供需错配导致涨价压力持续;四是后疫情时代,货币政策收紧、财政政策结构分化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上涨乏力但细分产品呈现结构性分化走势,经贸环境和地缘政治风险不确定性上升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幅度加剧。

IMF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主要内容、问题及启示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成为很多沿线国家的重要双边债权方。随着中国对外贷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围绕中国是否会损害沿线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国际争议愈演愈烈。因此,如何识别、管理和防范国家的债务风险已成为国内外共同关心的重要话题。目前,在国际上最为权威和广泛应用的主权债务风险评估方法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所提出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ebt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DSA)方法。本文重点介绍了如何在这一框架下对外部公共债务风险进行评估,并对该方法的优缺点展开了系统性讨论。从DSA 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所面临的挑战出发,我们对该方法提出了两点拓展性改进建议。第一,为了使现有DSA 方法能够更好地为改善债务可持续性的政策实践提供参考,应增加政策有效性测试,对旨在降低债务风险的政策措施进行评估和比较。第二,为了促进债权方之间的国际协调,应增加债权方影响分析,以帮助债权方明确自身对债务国风险的贡献。本文认为,中国应积极参与或主动开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债务风险评估,推动现有评估规则的改良,进一步完善投资风险监督和管控体系,以及加强与其他债权方之间的国际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