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抑志,何以扶志?论数字化背景下机会不平等对个体志向的影响

从外在社会环境层面挖掘影响志向形成或变化的潜在因素,可为“扶志”政策的制定与优化提供多视角的设计思路,以有效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基于数字化背景,利用2014—2018年三期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志向水平”和“志向差距”双重维度实证检验机会不平等对个体志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机会不平等抑制了个体志向的提振,即机会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地区,个体志向越低,且这种负向影响在不同居住地区、年龄段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中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机会不平等对个体志向的消极作用,即数字技术发展的总体效应是积极的。因此,为有效激励个体志向提振乃至长期维持,相关部门可着力消除劣势环境因素对机会平等的阻碍,同时也可借助数字化发展的优势弱化机会不平等的不利影响。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本研究为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机器人应用与农民工劳动供给

从劳动供给视角出发,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IFR)数据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实证考察机器人应用对农民工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并没有产生严重挤占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现象。机器人应用水平提升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劳动参与,同时显著降低农民工劳动供给时间。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通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主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工资率影响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异质性分析显示,机器人应用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存在地区、代际、性别、流动时间和技能水平差异。同时,基于就业身份和职业类型的不同,进一步考察了农民工劳动供给的结构性差异。

机构养老模式的医疗费用和健康结果评估研究——基于价值医疗视角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家庭养老能力的降低,机构养老的需求量不断攀升。本文基于价值医疗视角,采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机构养老模式的医疗费用和健康结果进行评估。研究发现:机构养老模式有利于降低医疗费用;机构养老模式通过减少问诊就医和住院治疗进而降低老年人的医疗费用,通过规范老年人生活方式、提高医疗效率进而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但机构养老模式缺乏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不利于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机构养老模式的医疗控费效果在轻度失能和中度失能老年人中更为明显,且机构养老模式明显降低了失智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本文的研究对于实现价值医疗目标的同时提升机构养老服务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ssets and Poverty Trap of Rural Households

Based on the micro-panel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from2008 to 2012,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dynamic path of asset accumulation to test the existence of a poverty trap in rural 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households escaping poverty through asset accum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declining into poverty through asset depletion.The estimated dynamic asset accumulation paths display the concavity and assets converge to a stable equilibrium.It means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multiple equilibria poverty trap in rural China.The variables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asset growth.When negative shocks are coming,labour opportunities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absorb some negative effects.The increase in access to the financial marke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duc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s declining.

数字经济、税收努力与税收增长

本文主要探讨数字经济对税收领域的影响,并揭示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层面,一般来说税收努力对税收增长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数字经济对税收努力的影响可能表现为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所以数字经济对税收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两种可能。在实证层面,笔者基于我国2010—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和税柄法分别测度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税收努力程度,探讨了数字经济、税收努力和税收增长三者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抑制了税收增长,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同时此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的抑制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此外,作用机制的分析显示:税收努力是数字经济阻碍税收高速增长的重要机制。因此,要重视税收体系的完善和税收征管水平的提升,以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契机,创造出税收收入的红利。

“双碳”目标下提升生态效率与促进家庭收入增长研究

基于“双碳”与共同富裕并行发展的目标背景,对我国的生态效率进行了评价,并依据宏观和微观匹配数据分析了生态效率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生态效率平均水平良好,但存在区域间及区域内部生态效率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随时间推移,生态效率差距问题没有改善迹象;提高生态效率不利于部分家庭总收入增长,且提高生态效率对家庭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存在差异,对家庭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和财产收入为负向影响,对家庭转移收入和家庭其他收入起到提升作用;另外,生态效率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城乡和试点政策异质性,提高生态效率将降低东部地区家庭、农村家庭和低碳试点省份家庭的收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生态效率对收入水平较低群体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大,且影响程度随时间推移并没有减轻的迹象。虽然提高生态效率可能会不利于部分家庭的收入增长,但该“阵痛”可以通过学历教育和非学历培训减弱,由此促进“双碳”与共同富裕两个目标的共同实现。

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可及性:组固定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了多维贫困、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多维贫困由健康贫困、教育贫困及生活条件贫困三个维度构成,以多维贫困作为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代理指标。并结合分组固定效应模型与二阶段最小二乘方法,对由地方政府自主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比值表示的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及贫困进行省际层面平衡面板分析。结果显示:财政分权提高了公共服务可及性,但财政分权对贫困发生率及贫困脆弱性影响微弱;财政分权降低了多维贫困中的生活条件贫困,并没有使多维贫困中的教育及健康维度贫困下降;财政分权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对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提供没有显著影响,财政分权与多维贫困之间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纵向财政失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高生态福利绩效能够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义。但在地方政府存在纵向财政失衡的情况下,有必要探究纵向财政失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机制。本文应用中国地级市统计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析纵向财政失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纵向财政失衡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但利用分位数回归进行边际分析的结果显示,纵向财政失衡程度过低或过高均无法有效起到积极作用,甚至会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微弱的抑制效果。此外,纵向财政失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地区层面,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而言,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城市级别层面,省会和直辖市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程度高于一般地级市;从失衡程度分析,失衡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其纵向财政失衡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纵向财政失衡能够通过地方政府的国土开发行为和产业发展行为间接影响生态福利绩效。

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

基于中国扶志扶智政策背景,构建包含志向水平、家庭教育支出和人力资本的理论模型,分析确定和不确定两种情况下志向水平和家庭教育支出对个体人力资本的影响,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分析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果。理论结果表明:(1)过低的父辈人力资本会阻碍家庭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终使得子代落入贫困陷阱;(2)父辈人力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积极影响;(3)不管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均大于扶志政策,扶志扶智政策的联合减贫效应优于两者单独作用下的减贫效果;(4)不确定性使得更多个体落入贫困陷阱,此时扶志扶智政策发挥作用的滞后性更明显。实证结果显示:(1)父辈学历和家庭纯收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学历存在一定的代际传递现象;(2)志向水平可通过提高个体学习时间(努力程度)来提升其学业成绩;(3)扶智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个体学历水平,且对个体学历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4)扶智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更显著,对极低收入群体(收入在0~20%分位数的家庭)的学历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扶志政策实施,改善扶智政策实施效果,提高低收入群体发展能力,促进乡村振兴与扶志扶智政策的深度融合。

基本公共服务能否缓解机会不平等--引入私人投资视角的考量

机会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阻碍,基本公共服务能否发挥其促进机会公平的效果亟待探讨。文章首先基于家庭和生产两部门理论模型,推导私人投资变量条件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影响机会不平等的差异化结果,然后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中2014年和2016年两期微观数据予以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与当地机会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这一结论在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拆解为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三类支出后仍然适用;同时,此种非线性影响会因城市的区域分布和行政等级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此外,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私人投资既存在“挤入”也存在“挤出”效应,这取决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规模,由此进一步引致了机会不平等的变化。因此,当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家庭需求,进而弱化私人投资效用并抑制其投资积极性时,或许会更有利于机会平等乃至共同富裕长远目标的实现。

贫困存在社区邻里效应吗——基于多层回归模型的分析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数据,使用多层回归模型对贫困中的社区邻里效应的存在性、非线性以及门槛特征进行分析,并探索社区邻里效应影响个人贫困的机制。结果发现:贫困存在显著的社区邻里效应,并呈现出非线性(倒U型)和门槛特征;社区邻里效应能够通过教育机制和收入机制显著影响个体贫困。因此,扶贫过程中,应当关注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尽量提升社区整体的学历水平以及收入水平,降低社区贫困率,为个体脱贫提供良好的社区环境。

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反贫困瞄准:以低保为例的ROC方法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基于代理工具测试模型(Proxy means testing,PMT)并结合ROC曲线方法(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s)研究低保的反贫困瞄准问题.结果显示:城市单个贫困指数以卫生间类型、电脑拥有情况来衡量较为有效,农村单个贫困指数则以户主年龄、冰箱拥有情况来衡量较为有效.更改贫困概率门槛值会影响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贫困瞄准结果,对于一个较低的贫困概率门槛值,其对应的覆盖率(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覆盖贫困人口)和漏损率(非贫困人口被纳入公共预算转移支付)都比较高.当政策制定者把对覆盖贫困人口和排除非贫困人口的目标赋予同等权重时,城乡贫困概率门槛值约为0.5左右.当贫困率较低且使用与贫困率相同的瞄准率时,基于PMT模型的贫困瞄准较差.在贫困率给定的条件下,随着受益比率(包含率)的增加,贫困瞄准的精确性在提高.使用全覆盖所需预算的百分比下降时,覆盖率和漏损率也都呈现下降态势,贫困率逐渐上升,预算中做覆盖之用的比例上升,而预算中漏损部分的比例下降.贫困线的变动会影响覆盖率、漏损率.

我国社会保护再分配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对由社会保险、就业市场项目、社会救助计划(这三个领域合称为公共转移支付)及私人转移支付四领域构成的社会保护系统在再分配方面的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特困户、低保、五保户等项目的累进性较高;社会福利的获得主要来自于瞄准效率而非规模效率;公共转移支付使得贫困率下降10%左右,基尼系数下降7%左右,养老金有最大的减贫效应;养老金减少城镇贫困和不平等的作用强于农村。最后,分别模拟了养老金变动和低保只流向最低收入水平家庭时,再分配及收入-成本比率的变化情况。

志与智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志”“智”与贫困之间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关系,通常认为贫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是个人志向的因,但同时也是个人志向的果。“智”可视为一种内源因素影响个人志向的形成,同时亦能对贫困状态的改善起到直接作用。从相对贫困视角切入,分析了志向和智力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的内源与外源因素作用,并在志向形成因素中重点阐述了外部约束中的收入不平等以及内部因素中的教育对其的影响。之后探讨了志向与智力影响相对贫困的可能机理,同时基于“志向差距”的概念、皮格马利翁效应以及贯穿于志向、智力形成要素中的“教育”,来分析推测“志”与“智”的相互作用以及对相对贫困的交互影响。最后对分析结果进行总结,以期为开展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并为我国接下来“双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政策启发。

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受到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平均水平较低且家庭间差距较大;家庭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创业决策和教育支出单条路径的中介作用在高和低贫困线下的作用有所不同;医疗保障水平在两条贫困线下都显著。建议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为农户创业、教育投资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减缓贫困脆弱性作用的发挥。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

2024年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开启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为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公共财政研究》邀请专家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主题撰写笔谈文章,以飨读者。

相对贫困、再分配与财政获益:税收和转移支付的作用如何?

相对贫困将成为继绝对贫困之后未来反贫困工作的重点,探寻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合理财税政策工具值得关注。文章在相对贫困视角下,从税收和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角度出发,对我国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收入再分配和财政工具致贫、获益水平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结果显示:全国和农村相对贫困和再分配状况有所改善,城市相对贫困有所加深;个税和社保缴费会加深相对贫困,而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有利于降低相对贫困,转移支付再分配效应大于社保缴费和个税总体的再分配效应,且个税、社保缴费和转移支付对城镇和农村减贫和再分配的贡献有所差异;财政工具给居民带来的财政致贫可能会被财政获益所掩盖。财税工具对相对贫困和再分配的意义重大,且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治理存在一脉相承的政策可行性,因此要重视财税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为再分配和相对贫困的改善助力。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

文章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利用面板固定效应、DID、PSM-DID模型对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进行研究,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影响个体志向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公共转移支付能有效提高政策靶向群体的志向水平,且该扶志效应在长期更加突出。(2)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通过改善家庭消费水平、资产水平等经济福利提高政策靶向群体的个体志向,也可以通过提高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程度等主观福利发挥扶志效应。(3)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存在异质性,一是与民生性转移支付相比,生产性转移支付具有更强的扶志效应;二是公共转移支付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低收入群体、青年和老年群体、女性群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群体的志向水平;三是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在东部地区更加突出,与农村地区相比,公共转移支付更能提高城市地区政策靶向群体的个体志向。因此,只有进一步完善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结构和制度设计,加强政策的落实和监督,改善政策实施的外部环境,才能充分发挥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人贫困的影响有多大

社区邻里效应是造成个体长期贫困以及贫困集聚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中国的社区邻里效应现象有助于解决中国的贫困集聚问题。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5年的数据,检验了社区邻里效应的存在性,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概率的影响大小,探究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长期影响以及对个体贫困时长的影响,最后还计算了社区邻里效应能够解释个体贫困、学历水平以及收入水平差异的百分比。结果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社区邻里效应,同时社区邻里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良好的社区邻里环境使得个体贫困概率显著降低、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女性和城市个体的贫困状态更易受到社区邻里效应的影响,不可观测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学历和收入的作用;社区邻里效应对个体贫困的影响具有长期特征,对个人贫困时长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个体贫困状态差异的1/4、个体学历水平和收入水平差异的1/5可归因于社区邻里效应。因此,扶贫过程中应当关注社区邻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