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栽方式对烤烟生长及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为筛选出适合贵州镇远县特色优质烟叶生产的移栽方式,本研究探索了5种移栽方式(常规移栽、井窖式移栽、膜下小苗移栽、鸭嘴式移栽、营养块移栽)对镇远县黄壤类型下烤烟幼苗成活率、农艺性状、病虫害、干物质积累、根系性状、经济性状以及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营养块移栽方式下烟苗成活率最高。从农艺性状来看,移栽后45 d和60 d营养块移栽方式下烤烟的生长趋势较好,鸭嘴式移栽次之;移栽后75 d,各处理之间无明显差异。移栽后75 d的干物质积累以及根系发育以营养块移栽、井窖式移栽表现较好,鸭嘴式移栽次之。鸭嘴式移栽、营养块移栽抗花叶病效果较好,常规移栽抗烟青虫效果较好。从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看,细菌多样性指数和丰度指数以营养块移栽方式下最高,井窖式移栽、鸭嘴式移栽次之,膜下小苗移栽方式较低;真菌多样性指数和丰度指数以鸭嘴式移栽最高,常规移栽次之,膜下小苗移栽较低。从经济性状来看,鸭嘴式移栽方式下烤烟的产量、产值、上等烟比例最高,效益最好。综上,鸭嘴式移栽是最适合镇远县黄壤的移栽方式。

基于景观形态的城镇与山地交互作用及其灾害效应——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文章从城镇山地交互区的景观形态视角,利用景观格局指数反映交互区的边界形态,然后分析形态指数与地质灾害发生强度之间的关系,识别关键因子,最后基于GAM模型拟合灾害发生强度与景观格局指数的函数关系,揭示城镇与山地的交互特征及其引发的灾害效应。研究显示:1)大湾区城镇山地交互区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香港地区,面积分别为131.8、81.6、58.5 km^(2),主要分布于丘陵浅山区占比较高且城市发展较快的地区。2)深圳、香港地区相较于其他地区,各景观格局指数较高。江门、肇庆、佛山、惠州景观格局指数普遍较低。3)景观格局指数地质灾害频率相关性方面,7个呈正相关,2个呈负相关,其中连接性指数呈现出最高的相关性为0.84(P<0.01),分离度指数呈现高度负相关为-0.84(P<0.01),拼块面积、边缘面积比呈现较弱相关性。4)边缘指标、形状指标、聚散性景观指数中,多数与地质灾害频率之间为线性关系,地质灾害频率随景观形状指数与分离度指数的增加而递减,随回旋半径、形状指数、分维数、边缘面积比和相关外接圆指数的增加而递增。5)城镇山地交互区面积越大形状越复杂,边界长度越长,交互区形状越不规则其接近圆的程度越小,交互区斑块越破碎,核心斑块占交互区总面积的比值越高,发生崩塌滑坡灾害的概率就越高。综上,从小片区的单体工程建设角度出发,对山体开挖的范围越大,工程切面越曲折、形态越复杂,引发滑坡、崩塌的概率越高。对于大范围连片的建设工程,切面相互之间连接的越紧密,团聚程度越高,核心工程所占的面积越大,越可能引发地质灾害。

韧性视角下城市社会脆弱性评估及优化策略——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从防灾减灾角度研究珠三角城市群的社会脆弱性,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策略。首先,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社会组织保障等4个方面构建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基于客观赋权的信息熵法,建立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定量评价模型,计算珠三角城市群社会脆弱性指数,分析各城市社会脆弱性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最后,基于韧性视角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建议。结果表明:2010—2020年,各大城市的人口脆弱性增加,经济脆弱性呈先增后减趋势,基础设施脆弱性增加,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降低,社会脆弱性呈先增后降趋势;广州、珠海和深圳社会脆弱性相对较低,肇庆和江门相对较高;经济脆弱性和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是影响整个城市群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应从科学制订城市空间规划、开展城市韧性水平科学评估、推进城市韧性系统建设、促进蓝/绿/灰防灾基础设施融合、构建城市群防灾韧性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升韧性城市建设,以整体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防灾减灾能力和城市韧性水平。

植被增渗效应对花岗岩残积土浅层滑坡的影响机理研究

华南地区台风暴雨诱发的滑坡往往呈浅层、流态化、群发性等特征,大量调查发现植被增渗效应对花岗岩残积土滑坡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但目前研究大多探讨植被根系对土体渗透性的影响,未能揭示植被增渗效应对浅层滑坡的影响机理。基于此,以“2019.6.9”广东省龙川县群发性滑坡灾害为例,通过大量现场勘查,查明滑坡区域地质环境条件与植被发育情况,分析植被对浅层滑坡的增渗效应;采用“双环入渗法”测得不同植被样地的入渗速率,分析其下渗过程和渗透规律;选取典型滑坡剖面,建立地质模型,运用Geo-Studio软件对强降雨条件下浅层滑坡渗流规律和土体应力-应变特征进行模拟;最后结合模拟结果和现场调查情况,分析强降雨条件下植被增渗效应对浅层滑坡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植被能够有效地增强土壤渗透能力,渗透能力大小依次为针叶林地、灌木林地、裸土地;在植被增渗效应影响下,雨水入渗到根土复合层底部会发生滞水现象,浅层土体迅速趋于饱和,土体中孔隙水压力及渗流力瞬时剧增,土体饱水使得残积土发生软化,同时边坡自重增加,最终导致斜坡失稳。研究结果可为华南地区暴雨群发性滑坡的形成机理、预警预报等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包覆与掺杂对富锂锰基材料的改性研究及产业化进展

随着碳酸锂价格一路飙升及镍、钴价格的高居不下,层状富锂锰基材料以高比容量(≥250mA·h/g)、高电压、低成本、高安全等多重优势引起新能源行业的关注。然而该材料存在不可逆的氧化还原、过渡金属迁移及结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电压和容量衰减严重、首次库伦效率低等问题,因此能稳定、量产富锂锰基动力电池的企业较少,阻碍了其商业化进程。掺杂、包覆是提高富锂锰基材料电化学性能的常见有效策略,通过阐述富锂锰基材料的改性策略以及改性机理的同时分析富锂锰基材料的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了富锂锰基材料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1)全面探究富锂锰基材料的失效机制;2)借助先进设备探究富锂锰基材料的失效机制;3)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基于Apache Spark 机器学习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法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往往是通过对各类环境因子不同层次、不同深度的分析以生成规划结果,少有学者直接对生态安全格局与环境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通用模型。利用大数据计算框架Apache Spark机器学习库的Logistic Regression(LR)模型对佛山市高明、三水和顺德区已有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数据与岩性、土壤、用地类型、NDVI、海拔、坡度、道路距离、河流距离、年均降雨量、人口密度等多个变量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训练学习,得到回归模型,用以预测广东省生态安全格局,结果显示:1)基于Spark-LR的保障生态安全格局模型(GSPM)精度达到90.58%,其预测的广东省保障安全格局高概率区比例为50.56%,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2)总体上GSPM预测的生态安全格局分布与已有规划类似,但是模型容易受到样点分布均匀性的影响;3)GSPM预测结果更加切合生态资源保护的需求,而常规方法构建的结果则需要进一步优化;4)Spark-LR机器学习对生态安全格局中城市扩张的预测具有一定的优势。

厦门市同安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以厦门市同安区为例,运用遥感生态指数开展生态质量评价,并基于多期数据判断生态质量稳定性,识别生态源地;选取土地覆被、植被覆盖、地形坡度和距水域距离等因子构建生态阻力基面,并采用夜间灯光数据修正人类活动对生态阻力值的影响;进而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生态阻力面,识别生态缓冲区、廊道和节点,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表明:1)2006、2010和2015年同安区RSEI指数分别为0.577 3、0.664 8和0.6329,生态质量均处于良等,但在2006—2015年间出现先上升后略微下降的变化。2)同安区生态安全格局由生态源地高、中、低3级缓冲区,44条源间廊道和20个生态节点组成。其中,生态源地总面积为293.19 km2,占全区总面积的44.12%。高、中、低3级缓冲区面积分别为478.81、99.52和83.36 km2,分别占全区面积的72.36%、15.04%和12.60%。3)提出以生态安全格局为基础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廊道—基质"的生态保护框架,为城镇开发提供参考。基于遥感生态指数综合识别的生态源地,具有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高生态敏感性,分布与重要生态功能区基本一致,可为生态安全格局源地识别方法提供参考。

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生态网络评价及其生态修复建议

以广东省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源地,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析潜在生态廊道,通过增加河流与高速公路廊道形成综合生态网络(CEN),并利用α指数、β指数、γ指数和成本比对CEN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由潜在生态廊道构成的基础生态网络(BEN),α、β、γ指数分别为0.54、2.02和0.70,说明其能使广东省自然保护区结构复杂化并形成有效链路;将河流廊道加入BEN形成河流生态网络,其结构更加完善,但因河流本身是两岸基质连通阻力较大的因素,其α、β、γ指数均比基础生态网络有所降低,分别只有0.33、1.64和0.55;由自然保护区、潜在生态廊道、河流廊道、道路廊道、生态节点组成的综合生态网络,α、β、γ指数分别达到0.68、2.34和0.79,说明道路生态廊道的加入,可以弥补河流生态网络的弱点,使网络形成良好回路,对生态网络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在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背景下,建议建设、修复生态廊道47条、生态节点52个,以改善自然保护区孤岛化,促进自然保护区之间的物种交流,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为广东省的生态修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核心框架。

不同音色言语训练对人工耳蜗植入儿童言语康复的效果分析

目的探讨中文开放式言语评估系统(mandarin speech perception,MSP)中三种不同音色言语训练形式对人工耳蜗植入儿童言语康复训练效果。方法选取40例单侧人工耳蜗植入的先天性语前聋儿童,根据MSP系统训练形式的不同随机分为4组:青年女声(播报形式)组(训练A组)、女声(标准化已验证录音材料)(训练B组)和童声(卡通人物故事形式)组(训练C组)、对照组,每组各10例。对照组儿童仅接受重庆市聋儿康复中心提供的言语训练方法,A、B、C训练组儿童在接受聋康中心言语训练的同时分别再单独使用MSP系统三种训练形式之一,训练时间均为90天;各组训练前后进行封闭式言语测试,比较各组言语感知水平提高程度。结果训练A、B、C组训练后封闭式言语测试正确率(分别为49.58%±14.49%、55.41%±14.43%、55.0%±13.28%)较对照组(47.08%±16.46%)显著提高(P<0.05)。结论在常规言语康复的基础上加入不同音色言语训练可提高人工耳蜗植入儿童言语的感知力;MSP系统中的多种言语康复形式易于被儿童接受,可作为常规康复方法的有益补充。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Han Subgroup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A total of 126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were selected for research to analyze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Han subgroup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e spatial analysis with G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were distributed compactly, which was similar to that in other provinces; on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scale, the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Meizhou, Qingyuan, Zhanjiang, and Zhaoqing, showing a central distribution; on the regional scale, they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northern Guangd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dicating an unbalanced distribution; their densit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a provinc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0.59 per thousand km^2 and the highest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2.14 per thousand km^2; there were four gathering areas accommodating many traditional villages, namely Meizhou-Chaoshan area, Guangfo-Dongguan area, Leizhou in Zhanjiang, and Lianzhou in Qingyua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which presented a pattern of hot spot—sub-hot spot—sub-cold spot—cold spot, had a significant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areas in similar sizes were tending towards gathering;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Guangdong belonged to the Cantonese-speaking group and Hakka-speaking group with a density of 0.59 per thousand km^2 and 0.48 per thousand km^2 respectively, and Han subgroup with the highest distribution density was the minority areas of 1.31 per thousand km^2, followed by Shaozhou dialect area with a density of 1.00 per thousand km^2.

广东省山洪灾害分布特征及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已发山洪灾害数据,首先探讨山洪灾害的空间分异规律;其次基于山洪灾害形成的地形、物源、水动力条件,选择相对高差、坡度、水系密度、地层岩性、多年平均24 h降雨和距水系距离6大主因子,定量分析山洪灾害与各因子之间的数量和概率相关关系。基于ArcGIS将广东省划分为179801个网格,按网格分别统计每个因子中山洪灾害的数量和发生概率。结果表明:广东省山洪灾害数量和灾害密度最大的流域为韩江流域;行政区划上,梅州市山洪灾害数量最多,而潮州市山洪灾害密度最高;相对高差、坡度、水系密度与山洪灾害发生概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用y=a1eb1x+a2eb2x模拟;地层岩性、多年平均24 h降雨和距水系距离与山洪灾害发生概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用y=aebx模拟。研究成果可以为广东省山洪灾害防治提供依据。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自然灾害综合承灾能力评价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城市自然灾害日益频繁,城市综合承灾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基于城市人口、社会、经济、环境、交通等承灾体特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自然灾害综合承灾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客观赋权的信息熵法,建立城市综合承灾能力定量分析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综合承灾能力指数,分析各城市自然灾害综合承灾能力水平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综合承灾能力指数变化范围为0.1886~0.6615,广州和深圳相对较高,肇庆和惠州相对较低,各城市自然灾害的承灾能力和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造成大湾区城市群整体承灾能力的短板效应,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综合承灾能力建设,从整体上提升大湾区城市综合承灾能力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