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六枝平桥锂资源热液成因锂绿泥石的发现及意义

贵州省六枝平桥是贵州省地矿局113地质大队近年在二叠系龙吟组地层中发现的一个罕见中-大型锂资源远景区,氧化锂储量(平均品位:0.4%)初步估计超过4万吨^([1]),且外围锂矿化信息强,锂成矿远景优越。然而,该区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十分薄弱,锂富集成矿机理尚不清楚。本团队近期在承担贵州省科技厅重大科技工程项目“六枝平桥外围锂矿成矿规律与找矿预测”研究过程中发现,平桥矿区锂主要赋存形式为锂的独立矿物——锂绿泥石,首次发现在赋矿地层(二叠系龙吟组钙质泥岩)方解石脉中分布有较多锂绿泥石,多呈他形浸染状,与细粒石英和重结晶黄铁矿等矿物共生,大小在50μm×40μm~10μm×8μm之间,成群分布于方解石脉中(图1)。

“互联网+”背景下重症医学研究生《急危重症医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基于“互联网+”背景下,医学高校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深化学校管理和教学改革,提高医学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提升医学高端人才培养质量,学校了提出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互联网+课程思政”教学具有传统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其优化了课程设置及教学模式,加入了思政元素,完善了教学设计,有效地做到了每门课程在立德树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新时代高等医学院校教育发展的要求与趋势。《急危重症医学》是医学院校重症医学专业研究生重要的专业课,为充分发挥此门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文章从重症医学《急危重症医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课程思政构建存在的问题以及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索等方面,对重症医学研究生专业课程融入课程思政进行了探索,旨在提高《急危重症医学》课堂教学效果及课程思政建设,最终实现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结合。

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法禁令的检视--兼论《公司法司法解释三》

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一百零五条是反映资本维持原则的核心条款,延续了原《公司法》关于公司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不得抽回其股本”的禁止性规定,充实了股东和董监高的民事责任。但股东抽逃出资禁令无法反映“公司向股东返还财产”的实质,在术语上应予调整,在解释上应与“公司不得返还股东”保持一致。抽逃出资禁令反映了资本管制思想,与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收购或回购股权、股东与公司之间关联交易、股东权利限制和失权、返还出资、赔偿责任等相互关联,已经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巨大的超级条款。在适用该禁令时,应当根据不同的给付方式,施加必要程序和数额限制,强化董监高的职责,合理关注股东的资产收益权。

全面注册制下投资者保护的制度逻辑与发展方向

证券法无论采用发行核准制抑或注册制,都以保护投资者为立法宗旨。不同于核准制下的父爱主义保护元素,注册制表达的是“卖者尽责”下的“买者自负”理念,提高了资本形成效率,弱化了前端行政审核。全面实行注册制下投资者保护的制度逻辑发生转变,需要根据证券发行市场化的特点,结合证券发行、交易和责任的逻辑关系,重新梳理投资者保护的制度体系,明确投资者保护制度的发展方向:在前端,应当以证券发行信息披露为核心,强化发行人在信息披露中的第一责任人地位,避免证券监管机关过度介入证券发行,督促保荐人等中介机构切实履行“看门人”职责;在中端,应当引入“证券市场透明度”目标,形成“身份透明”“交易前透明”和“交易后透明”的交易机制,夯实证券市场公平交易的基础;在后端,则应完善证券执法结构,提升证券执法效率,提升民事救济措施的有效性。

核用锆合金管氧化过程中光谱发射率特性研究

发射率在锆合金管非接触测温的准确性和失水事故情况下的传热分析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集了SZA4、SZA6和ZIRLO 3种锆合金在400,500,600℃下氧化100min过程中4~12μm内的光谱发射率数据,分析了温度、氧化膜厚度和合金组分对材料光谱发射率特性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3种锆合金在氧化过程中发射率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组分差异导致在发射率的数值和振荡特性上略有差别。通过建立薄膜干涉模型,解释了光谱发射率在波长方向上的振荡现象,并结合振荡极值与干涉效应原理计算了合金表面氧化膜厚度,在0.6~8μm范围内测量精度达到±0.3μm。

喉癌患者社会疏离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喉癌患者社会疏离感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郑州市某三甲医院2023年1—12月收治的219例喉癌患者,采用一般疏离感量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疾病接受度量表和家庭关怀指数问卷对患者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喉癌患者社会疏离感影响因素。结果喉癌患者社会疏离感得分(41.96±7.27)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性别、疾病接受度总分、自我感受负担总分及家庭关怀度总分是喉癌患者社会疏离感的影响因素(P<0.05),共解释总变异64.9%。结论喉癌患者社会疏离感处于中等水平。医护人员应重点关注年轻、女性、疾病接受度低、自我感受负担重、家庭关怀度低的患者,采取个性化干预措施减轻患者的社会疏离感。

高温气冷堆主氦风机变阻力工况调试方法

高温气冷堆主氦风机调试期间,由于一回路阻力低于设计工况,因而主氦风机无法完成全转速范围性能测试。基于主氦风机的理论特性与相似原理开发主氦风机不同阻力工况调试参数的推算方法。结合主氦风机单体试验工况点,准确推算主氦风机冷态与热态性能试验的工况点参数,并指导完成高温气冷堆主氦风机全转速、满功率性能测试。通过对主氦风机调试与出厂试验结果的对比分析,验证本推算方法的可行性,并给出空气介质与氦气介质工况转换的修正因子。通过主氦风机调试与运行数据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提供的主氦风机调试工况具有足够的包络性,能够覆盖高温气冷堆运行期间主氦风机的所有运行工况,证明了本文提供的变阻力工况主氦风机调试方法满足高温气冷堆主氦风机性能验证需求,可用于指导后续高温气冷堆的主氦风机调试工作。

以培育促进协同:社会生产理论视角下协同治理的变迁逻辑——基于广州市社会应急力量发展的研究

在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是协同治理得以实现的前提。社会生产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的协同治理实践及其深层次逻辑提供理论参照。基于广州市社会应急力量发展的经验观察,协同治理经历了社会自生产下的弥散型协同、社会被生产下的整合型协同和社会共同生产下的共生型协同等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阶段,国家对治理环境的变化进行回应,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形式下通过促进社会生发、释放社会活力、实行力量整合,推动协同主体的生成、协同活力的激发和协同秩序的建立,体现了“以培育促进协同”的逻辑,推进了协同治理的实践进展和理论演进。

流空间再造:中国低空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流空间理论强调要素流动对空间的形塑作用,为空间由场所本体转为关系本体提供了更为动态的理解视角。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是信息流、物流、人流、资本流在三维空间中动态交互的产物,对社会经济互动模式具有深刻塑造作用。低空空域的尺度化和不同规模要素间的流通与互动为低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流空间秩序。低空经济通过动能提振与治理效能增强有助于克服空间碎片化问题。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在国家主导下推动流空间共治,从制度、市场、技术等方面完善治理机制,以新型生产关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风电和光伏发电功率联合预测与预调度框架

随着多区域互联电力系统的发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大规模并网,风电-光伏功率的联合预测和协调调度是必然趋势和迫切需求。为此,从风电-光伏发电的时空相关性分析出发,对风电-光伏功率时空耦合、风电光伏联合预测建模、风电光伏联合预测模型参数优化、考虑风电-光伏联合预测的电力系统预调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讨论。首先,研究揭示风电-光伏功率在时间-空间上的交互影响机理,提出面向多时间尺度的风电-光伏功率时间互补性分析方法,建立风电-光伏发电空间相关性量化模型,构建基于多阶图卷积神经网络风电-光伏发电时空耦合模型;基于此,研究提出了融合异构图神经网络的风电-光伏联合预测方法,建立了风电-光伏联合预测模型参数优化模型,构建了新能源有功功率预测误差矢量评价体系,为风电-光伏联合发电系统的协调调度和控制提供决策支撑;在风电-光伏联合发电预测的基础上,采用风电、光伏发电时间互补、空间互济的思路探讨了风电-光伏联合的电力系统预调度策略和方法,对不同时间尺度风电-光伏的协调调度策略进行了剖析,建立了电网-区域-集群-场站空间递阶的风电-光伏联合发电系统分层调度框架。最后,展望了未来风电-光伏联合预测与预调度方面应研究的方向。

国外城市非正式绿色空间研究进展与思考

【目的】存量发展背景下,城市公园等正式绿色空间增量困难、服务功能日益局限,而数量较多的非正式绿色空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未充分发挥价值。探究非正式绿色空间的独特价值与利用方式,可为用地约束下人居环境提升与绿化功能创新提供线索。【方法】对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登载的47篇典型文献进行了分析,从识别技术、游憩价值、生态价值和更新模式四方面,系统探知国外非正式绿色空间研究进展。【结果】非正式绿色空间具有触发多样游憩感知、满足多元使用需求、提升绿地获取公平性等游憩价值,以及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调节能力等生态价值。同时,国外实践表明,运用公共政策、政府支持、社会推动的综合策略可助力实现非正式绿色空间更新改造。【结论】结合国情并借鉴国外理论与实践,建议运用主动响应居民需求、创建地理信息数据库、创新规划管理范式三大策略优化国内城市非正式绿色空间建设,以期公平、生态、节约地推进城市绿化建设。

产业共性技术跨组织合作研发激励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了一个由高校院所进行基础研究和制造企业负责后续商业开发的共性技术跨组织合作研发激励模型及其选择问题。本文将政府支持与合同激励放在同一框架,运用博弈论方法为制造企业设计产出导向单一激励模型、产出导向+过程监控激励模型及“政府支持+”综合激励模型以激发高校院所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同时解析了激励模型选择、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支持+”综合激励模型是三种激励模型中的占优模型、产出导向+过程监控激励模型优于产出导向单一激励模型;双方收益分享系数具有促进和抑制高校院所认真履责行为的双重作用,且对其机会主义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企业后续商业开发行为及预期收益有“倒U型”影响;高校院所基础研究的影响系数在双方收益分享系数对制造企业后续商业开发努力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高校院所和制造企业的合作研发行为具有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惩罚系数可有效抑制高校院所的机会主义行为。

城市治理现代化中的空间尺度

我国的城镇化转型面临国土空间布局的重构及其带来的深层次治理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结束时指出:“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用得好就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更大优势,用不好也可能成为掣肘。”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城乡空间发展日益复杂,城市治理的核心指向了空间治理。空间治理蕴含着深刻的组织方式和权力架构,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空间治理单元的变革和重构体现了尺度的特性,涉及不同层级间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以及治理模式之间多元化主体的行为特征与内在逻辑。

城市创新的概念缘起、主题分布及其政策推动——基于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案例文本的分析

城市创新作为城市集体行动者为应对内外环境变化所作的创新性探索,对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意义。在对城市、创新及其二者之间关系梳理的基础上对城市创新概念框架进行构建,以此获悉城市创新的概念缘起。以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2010-2018年共四届参与评选的1015个案例文本内容进行主题建模分析,得出城市创新实践所关注的30个主题,通过对主题的空间与经济社会分布状况的描述性分析,刻画城市创新的时代特征。城市所具有的聚集性为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创新的诞生提供条件,这也是城市创新实践关注的领域;城市所具有的高密度、高规模带来的资源环境恶化、经济不平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拉动城市以创新的方式进行应对,资源与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社区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也是城市创新重点关注的领域,显示出其人本精神,推动城市的转型升级。

权变理论视角下的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基于广州全域服务治理试点的分析

随着城市的迅猛发展,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市民的诉求日益多元化,城市面临的问题、难题层出不穷,超大城市治理面临复杂的挑战。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开展了城市基层治理创新探索。基于权变理论的视角,聚焦广州正在进行的全域服务治理试点改革,从治理的“复杂性、动态性、多样性”多维度机理出发,探求我国超大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发现,该试点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倡导闲置公共资源转化和产业导入,通过多元主体合作构建“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民参与”的模式,调动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及市民的积极性,推动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增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总结超大城市基层治理创新的理论意义。

自我效能联合自我管理干预在喉癌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目的探讨自我效能联合自我管理干预在喉癌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根据干预方式的不同将105例喉癌手术患者分为对照组(n=52)和观察组(n=53),对照组患者术后接受常规干预,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接受自我效能联合自我管理干预。比较两组患者的自我效能感[中文版癌症自我管理效能感量表(C-SUPPH)]、营养指标[白蛋白(ALB)、前白蛋白(PAB)、转铁蛋白(TRF)]、负性情绪[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生活质量[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量表(EORTC QLQ-C30)]。结果干预后,两组患者C-SUPPH、EORTC QLQ-C30各维度评分均高于本组干预前,SDS、SAS评分及ALB、PAB、TRF水平均低于本组干预前,观察组患者C-SUPPH、EORTC QLQ-C30各维度评分及ALB、PAB、TRF水平均高于对照组,SDS、SA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自我效能联合自我管理干预应用于喉癌术后患者,能够提高患者的自我效能感,改善患者的营养状态、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组建和运行规则

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有利于降低现代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致的代理成本。新《公司法》已经引入审计委员会,但需填补审计委员会组建的规则,以保障审计委员会发挥预设的监督效果。审计委员会成员资质是审计委员会组建及履职的基本前提,包含独立性和专业性两项要素。独立董事是审计委员会客观公正监督的逻辑起点,应从任职全过程视角评判其是否具有独立性,同时涤除其获取信息的障碍。专业性要素应根据新《公司法》中审计委员会兼具财务和业务监督职责作扩张解释,即不再局限于财会知识,而是一种保障公司良好运行的能力。此外,还需要同步调整选任职工董事和独立董事的前置程序,削减控股股东对选任职工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绝对控制力。

论股权估价之法律介入与公平价格判断

我国《公司法》区分设置了股权收购请求权与股权估价请求权。实践中,异议股东估价请求权是一种显性的权利,而在股份回购、夫妻股权分割、替代司法解散公司的股权转让等领域,另有隐性的估价请求权。估价请求权内含了对公平价格的要求,意图达成权利人与股权受让方的权益平衡。在对股权进行估价时,不能简单依靠会计准则或资产评估,还应当兼顾股权的成员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公平价格的判断应当关注股权估价的前提、假设与形成过程。其中,计算意定价格需要考虑显失公平制度与基准日提前的补充调整方法,并遵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利润分配等强制性规定,不能当然转化为对其他股东而言的公平价格。在缺少意定价格而采用通行估价方法时,人民法院应当明确净资产法、市场比较法、现金流量贴现法等估价方法的适用条件,并结合流动性因素对少数股权折价问题分情况予以讨论。

迎接消费者权益保护事业发展的新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颁布于1993年,并于2009年和2013年进行了两次修正。《消法》搭建了我国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伴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消费者保护的法治建设不断取得成功经验,消费者权益保护理论获得长足发展。

经理的扩权现实与公司法因应

法律规范与社会实践之间始终存在张力。新《公司法》显示出立法者弱化经理职权的倾向,然而,经理在我国公司治理中则呈现出明显的权力扩张现象。这种现象与美国“经理中心主义”的背景存在不同,在我国具有特殊成因。基于产权划分的治理模式深刻影响到现代经理的权威塑造,“谁投资谁所有”的内在逻辑形成了经理扩权的外在表象,而《公司法》事实上赋予了经理作为公司信息汇集节点的地位,变相地推动了经理扩权。在此背景下,应当正视经理权力扩张对公司治理造成的潜在风险,并对其采取妥当的规制立场。新《公司法》对于经理职权和地位的规范无助于消弭风险,强制性的安排难以适应现代公司治理的多元现实,因而需要对经理扩权的现象采取特殊监管措施。对此,域外主要采用两种类型的规制方法。显性方法是约束董事长兼任经理的现象,缓和公司内过高的权力集中度。但这种方法过于刚性,难以适应复杂的公司实践。隐性方法是细化经理的信义义务,通过报告义务、服从指示和勤勉义务等内容的具体配置,使经理处于董事会的领导下。该方法旨在解决董事会与经理的代理成本问题,更为灵活、具有适应性,适宜我国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