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目标转型: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二元结构治理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有关文件中关于“将城中村改造与保障性住房建设相结合”的精神,构建包容性城中村改造的4.0模式,为新市民提供可支付健康住房,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破解新二元结构,实现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进而为新时期新型工业化提供丰裕的人力资本和高品质的空间支撑,最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论城中村对市民化的双重作用机制——“阶梯效应”和“藩篱效应”

城中村作为我国发达城市新市民的主要聚居空间,它对新市民租户的市民化究竟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在学界长期存在争议。本文提出,城中村既具有促进新市民市民化的阶梯效应,也存在抑制新市民社会流动的藩篱效应。基于广州石牌村、棠下村的田野调查和对24位新市民租户的深度访谈,系统解析了城中村阶梯效应和藩篱效应的产生机制,研究发现:城中村的低成本居住空间、资本的合作型嵌入和“村改居”是阶梯效应显现的关键媒介,而公共服务缺失、建筑环境、社会隔离、资本的竞争型嵌入以及基层“共谋”现象是藩篱效应显现的主要机制。同时,城中村的上述效应在不同的新市民群体——“生存主义者”和“发展主义者”中存在差异。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了城中村难题难以破解的原因,并对城中村更新提出建议。

从“造住房”到“造生活”——大都市东京住房规划建设政策制度演变、成效和启示

梳理东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住房规划建设政策制度的演变,发现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摸索期、从散到合的形成期、从量到质的稳定期、从公向私的过渡期、从宅到居的发展转型期等5个阶段,总体呈现出住房供给主体多元协同、住房供给对象全面包容平等、住房供给法规先行行政保障、住房规划体系完善和住房更新行动持续升级等5大特征,最终形成充足稳定均衡的居住用地配置、与城市发展结构相契合的住房分布以及集约多样富有品质的住房供给等3大发展成效。对我国大城市住房发展有3大启示:从住房供给治理机制、住房规划、调查制度等方面完善住房规划建设政策制度,从“造住房”转向“造生活”,以及充分均衡地供给居住用地和住房类型。

特大城市城乡结合部村庄分类研究与特征分析——以广州市农村地区为例

快速城镇化地区的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需要一种有效的村庄分类工具,以帮助规划师更加便捷地了解城镇化的影响程度,把握村庄的差异性,并提出相匹配的规划目标、政策和实施工具。但是,已有的村庄分类方法,或者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与案例分析,需要通过深入分析寻找规律,但在村庄规划编制和实施中不易操作和掌提;或者基于经验判断和村庄的区位进行分类,但是缺乏客观事实依据,难以进行动态调整。本文基于二元结构理论,通过分析农村地区村庄二元结构转型的难易程度,将快速城镇化地区的村庄分为三类:刚性二元村、弹性二元村和一般远郊村。并以广州市农村地区为例,以村庄中外来人口比例和村集体建设用地比例作为核心指标,将村庄进行分类。然后,再深入比较按此分类不同类型村庄在产业结构、集体经济、村庄建设、居住环境等维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该分类方法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快速城市化地区村庄之间在人口、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分异,并作为编制村庄规划的依据。

城市治理研究范式转移与一般分析框架创新

我国存在城市治理的两种研究范式:实践研究范式和理论研究范式。前者强调问题导向,重部门利益,轻城市公共利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者强调公共利益导向,重城市治理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现实重大问题缺乏系统关注和回应,“仰望星空”却难“脚踏实地”。这两类研究范式相互脱节,均难以满足我国新时代城市高水平治理的需要。论文建构“4W”城市治理一般分析框架,促进实践研究范式转移,使其由部门利益导向转向公共利益导向;完善理论研究范式,使其直面城市治理重大现实问题,强化其对实践研究的引领和指导;最终形成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研究范式,希望以此引领新时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范式转移。

建立“三足鼎立”的城乡规划学科结构

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经过近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近40年的发展,随着国家需要、市场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城市建设实践的不断纠错,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学科领域,整合了极为庞大的知识内容,主流呈现基于建筑学、地理学和公共管理学发展起来的城乡规划学三管齐下、多头并进的开放格局。但是,由于学科架构缺乏深入的学理研究,各类知识融会贯通不足,具有明显的拼贴叠加特征。从城乡发展趋势、国家战略需求、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才培养出发,建立"三足鼎立"的城乡规划学科结构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城乡规划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包容性城中村更新与社区营造

健康社区是健康中国的微观基础。健康社区营造有三个递进的目标。第一,健康住房;第二,提高社区的韧性和自治能力;第三,通过社区场景的营造和公共空间来增进社会交往。今天和大家讨论的是第一个目标,让每个人在城市都有一个温馨的家。一、健康住房是健康社区的基础住房是人民美好生活首要的空间需求,我认为健康住房覆盖率是健康城市的核心指标。健康住房首先包含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厨房设施,并且能够完成家庭私密生活;居民应该享受社区的公共服务,能享受社区公共空间,并且享受房屋租赁权保护。健康住房覆盖率以户为单位,面向社会所有户数的健康住房覆盖率,应该成为健康社区规划的第一指标和首要任务。以健康住房覆盖率为基本指标的健康社区覆盖率,应该成为健康城市的基本指标。

家庭式流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深入探讨家庭式流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文化及行为维度融入进程滞后于身份认同及经济融入;家庭式流动总体上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式流动完整程度以及流入地家庭结构的完整程度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均具有正向影响,在流入地结构完整的家庭式流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促进作用最大;家庭式流动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不同维度呈现双向影响趋势,对身份认同及经济融入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对文化接纳和行为适应则相反;户籍是家庭式流动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

首都超大城市治理相关概念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型,是我国首都超大城市治理面对的重大课题。一、管理与治理规划治理是首都治理体系建设的前沿阵地。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提出:"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建设和管理好首都的重要前提就是规划好首都,要将首都建设和管理的目标落地,要建立统筹协调的空间资源分配机制。

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小儿重症肺炎的临床疗效观察

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应用于小儿重症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2018年5月-2020年5月收治小儿重症肺炎患儿96例,随机分为两组,各48例。对照组应用常规护理干预,研究组应用综合护理干预,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退热时间、肺啰音消失时间及咳嗽消失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干预后生活质量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针对小儿重症肺炎患儿实施综合护理干预,可以有效缩短患者症状恢复时间,提高治疗效果,有效促进患儿生活质量恢复。

城市非正规发展与治理

叶裕民(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学会城乡规划实施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学术对话主席):由传统城市化道路所决定,我国发达大城市边缘区普遍存在着"城中村环","城中村环"中存在有大规模的非正规住房是我国非正规空间的主体形态,并以此支撑了大量的非正规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各类城中村更新模式均具有“排斥性”更新特征,新市民在一轮轮城中村更新中不断向远郊区迁移,导致新的城中村不断诞生,城中村更新无解,新市民长期居无定所,市民化难以推进。

空间规划体系变革与学科发展

2018年3月17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组建自然资源部,要求整合有关部委的职能,统一行使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从中可以看出,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主要任务在于行使自然资源资产全民所有者的职责,行使国土空间资源管制以及生态修复的职责。新的部委,新的机制。如何看待城乡规划在新的体制下的任务和作用.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

共同探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中国道路郑筱津(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教授级高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总体规划专业委员会委员,本学术对话主持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城镇化有其独特性和艰巨性所在,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

氮化钒(VN)涂层在不同载荷下的摩擦磨损行为

采用真空阴极电弧离子镀方法制备氮化钒(VN)涂层,并研究了VN涂层的结构、力学性能以及不同载荷对摩擦磨损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VN涂层结构致密并呈柱状方式生长,其晶体类型为NaCl-型面心立方结构.涂层具有强的膜基结合力以及良好的摩擦学性能.随着载荷增加,VN涂层的摩擦系数降低,而磨损率增加.基于赫兹弹性接触模型以及摩擦产物的成分分析结果,发现载荷越大,界面接触应力越大,界面摩擦化学反应越剧烈,这有利于降低剪切应力并促进V元素氧化生成V2O5润滑相,导致摩擦系数降低.此外,因韧性不足、抗塑性变形能力弱等原因,随载荷增加,涂层磨损率增大.

城中村更新治理40年:学术思想的演进与展望

运用4W分析框架,提炼城中村更新治理目标(Why)、治理对象(What)、治理主体(Who)和治理方式(How)4个关键要素,解析城中村更新治理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发现迄今研究可划分为3个阶段。1993-2002年为起步阶段,学界集中探讨城中村的内涵特征与形成机制,并通过介绍海外城市更新经验探索治理方式;2003-2008年为发展阶段,学界重点关注城中村更新模式,并在增长导向下构建了“政府-开发商-村民/村集体”的治理结构,主张采用市场化更新路径;2009年至今为转型阶段,学界对城中村的价值判断出现深刻转变,开始倡导空间、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多元化治理目标,新市民等利益相关者进入学者视野,治理方式的研究强调自主更新、微更新和包容性治理。在解析学术思想发展阶段性的基础上,总结分析已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新时代首都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体制机制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首都治理确立精治、共治、法治基本理念与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成为我国其他超大城市治理学习的典范。《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指明了首都治理的目标、治理结构改革和治理方式现代化。

ZnO全光控忆阻器及其类突触行为

本研究基于ZnO制备了一种全光控忆阻器,短波光照射可增大器件电导,长波光则可降低电导,并且电导态可以长时间保持。因此,通过改变施加光信号的波长,可实现忆阻器电导的可逆调控。基于以上特性,该器件可以模拟突触基本功能,包括长程增强与长程抑制、光功率密度依赖可塑性、频率依赖可塑性以及学习-遗忘-再学习的经验学习行为。与电相比,光具有高带宽、低串扰、速度快等优势,并且不改变器件微结构,因此全光控忆阻器有望应用于类脑智能系统的构建。

前景理论视角下城中村村民更新意愿研究——基于广州市25村问卷调查

村民更新意愿是城中村更新的首要因素,其本质是风险决策行为。借鉴前景理论,基于广州25个城中村的685份村民问卷数据,运用定序Logit模型对更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宅基地的确权能够显著提升更新意愿,而房屋层数对更新意愿具有负面影响,二者作为资产性因素发挥作用;村民对政府、市场与村集体的信任以及"村改居"情况对更新意愿具有促进作用,它们作为预期性因素产生影响;同时,村庄类型变量对宅基地确权情况发挥显著的调节效应。基于访谈结果,论文对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展开讨论,建议城中村更新对宅基地全面颁证确权,培育村民的正向信任,推广"村改居"政策,并对刚性村与弹性村分类施策。

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研究——以成都市战旗村和运城市蒲韩乡村社区为例

在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新的乡村合作治理模式在实践中涌现。本文基于已有精英分类,充分考察普通村民的上升性和治理主体间的流动性,构建“体制内精英—体制外精英—潜在精英”分析框架,增加“领导型—参与型”维度,以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和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蒲韩乡村社区为比较案例,分析两类主流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研究认为,尽管拥有较强的社会资本,但受历史传统、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不同治理主体拥有的资源及占据地位存在差别,集体经济发展良好、传统政治权威较强的乡村表现为体制内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集体经济发展滞后、传统政治权威较弱的乡村则表现为体制外精英主导的自下而上治理模式,但均以有效协商、联合行动及共同体构建作为主要治理路径。需根据村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合作治理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降低治理成本。

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纵向配置逻辑与执行偏差研究

研究目的:从中央—省—市三层级政府的关系切入,分析中央到省、省到市的纵向指标配置逻辑对指标执行偏差的影响,以期为国土空间规划的指标配置与执行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研究结果:(1)中央基于区域均衡偏好往省的指标配置对省级执行偏差的影响没有得到证据支持;(2)省往市的策略性分配能够减轻省级执行偏差,但与经济体量不相符的指标错配会加剧市级执行偏差;(3)省级政府在央地关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中间政府作用,中央的指标配置能通过省级的策略性分配来减轻偏差,但省级的指标配置则面临着更少的容错空间。研究结论: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指标配置与执行过程中,应强化省级政府基于本地信息优势的策略性分配能力,加强指标配置的科学性,此外,应进一步向省分权并制度化,在推动指标高效利用的同时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