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垄断分析与反垄断监管

平台经济是由互联网平台协调组织资源配置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随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其潜在的垄断倾向不断显现,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进。本文首先从垄断和平台经济的基本概念、理论发展入手,总结平台经济的典型特征及其与垄断形成的逻辑关系;其次,基于平台经济的外部性,指出其对垄断分析带来的挑战,以及理论研究的争论焦点;再次,针对当前的算法控制、价格操控、合谋协议、客户挟持及过度并购等突出问题,分析平台经济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最后,聚焦平台经济相关市场认定、监管框架和反垄断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不足和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与绿色金融:机遇、挑战与启示

双碳目标和绿色金融发展政策融会贯通,双碳目标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难得发展机遇,而绿色金融也将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在分析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内涵、现状和积极效应基础上,针对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在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绿色金融政策机制、标准规范有待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与绿色产业不匹配,绿色金融配套基础设施薄弱;绿色产品创新不足,疫情影响绿色产品的市场化运作;绿色理念有待提升,绿色金融主体参与度不高等困难和挑战,借鉴国际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基于我国经济现实提出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优化各部门协调合作,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支撑,加强绿色金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绿色金融相关技术手段、提升绿色金融实践能力等建议。

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框架、要点与措施

为推动金融控股公司规范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有效监管尤为重要。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不断积极探索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监管模式和措施,并适时出台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美国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便开始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监管政策也经历了"放松-严格-再放松"几个阶段。本文首先对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历史沿革以及当前的监管框架进行梳理,然后从设立条件、业务范围、高管任职资格、关联人要求、退出机制和数据治理六个方面探究美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要点,再针对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率监管、关联交易监管这三个重点环节的监管经验进行总结分析,以期为中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控股公司统筹监管提供政策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对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产业链冲击与对策研究

“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的爆发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不仅对全球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巨大威胁,也对全球的金融经济发展形成重大挑战。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使得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面临挑战与机遇。通过采用产业链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互联网消费金融带来的产业链冲击:金融监管资源有限容易滋生监管套利与金融风险;平台竞争激烈,形成经营恶化与结构分化的双重困境;融资渠道日益收缩,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难以破解;线下消费场景不足,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端对接困难。对此,有针对性地从监管端、平台端、资产端与资金端提出对策建议,即提升互联网消费金融监管效率,有效防范监管套利与金融风险;强化科技助力疫情防控,助推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高质量发展;发展场景消费金融,深化消费场景与互联网消费金融的融合;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有序推进互联网消费金融资产证券化。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化问题研究

金融业危机管理是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初步建成危机管理的制度体系,但仍需在金融领域加以完善。金融业危机管理具有不同于其他领域危机管理的特点,包括附属性、跨国性、常规性和长期性等,其法治化也面临诸多挑战。金融业危机管理法治化建设应坚持公开透明、合理化、责权利效相统一以及尊重经济规律与商业习惯的原则。危机管理各参与主体应在法治化框架下参与危机管理活动,尤其是金融监管部门应不断提高危机管理的科学决策水平,引导各参与主体共同提高金融业危机管理能力。

数字货币的“不等边三元悖论”与监管治理——基于卡—梅框架视角的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大量新型数字货币的涌现对传统法定货币与监管产生了冲击。区块链技术驱动下的数字货币带来了创新性的变革,促进了货币的数字化与多元化发展,大幅提升了货币发行与运营的综合效率,但也衍生出“不等边三元悖论”,即它不可能同时实现币值稳定、信用载体以及去中心化的三元目标,极易引发不等边的法律风险、金融风险与技术风险。根据法经济学的卡—梅框架,从私人数字货币透视“不等边三元悖论”下的具体风险,可发现全球典型国家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治理主要有三类: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法系国家秉承财产规则,采取开放性监管政策;以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秉承责任规则,强调整体福利的法律保障;以韩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恪守禁易规则,严格禁止数字货币交易。当前,我国亟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货币监管治理体系:采取分类监管原则,明晰数字货币的法律属性;创新金融监管体制,推进行为监管与智慧监管;深化技术监管应用,促进数字货币的稳健发展。

监管科技(RegTech)的理论基础、实践应用与发展建议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供给创新层出不穷,在有效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和可得性的同时,金融风险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这些新型金融风险倒逼监管改革,因此监管科技适时地被引入讨论和应用。监管科技应被视作在整个金融系统中,帮助企业处理监管合规和风险控制等相关问题的各种信息技术应用和解决方案。监管科技的潜在价值远大于降低金融机构合规成本,它将有助于建立一套金融运营实时监测,风险识别、评估及处置的监管体制。我国监管科技起步晚,基础较为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进步空间,因此应从顶层设计角度及早谋划我国的监管科技产业布局,制定监管科技发展长期规划,提高金融监管的质量和效益,增强我国金融业核心竞争力。

数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路径与对策

数字金融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在扩大居民消费、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创新创业,以及提高金融服务效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有效提升了宏观经济应对外部不利冲击的韧性。但是,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数字金融在城乡、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数据安全与治理问题突出,金融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金融风险不确定性上升,“创新—稳定”权衡难度加大等。我国应当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完善个人征信体系,推广公益金融活动,助力数字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机理与建议

金融科技应用对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推动作用。金融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好的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升国内金融市场需求,在保障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推动对外开放。当前,金融科技助力双循环建设还需防范新技术运用导致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信息泄露风险及垄断问题等。我国应继续加强对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支持,提升保障金融科技安全、高效发展的监管能力,注重金融科技人才培养,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支持。

韩国“监管沙盒”机制:政策框架、政府职能与启示

随着互联网金融与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韩国政府将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韩国“监管沙盒”形成了由流程设计、组织架构、准入标准、评估机制、消费者权益保护和退出机制等组成的一套完整的运作模式和制度体系,韩国政府也不断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给予支持。我国可在充分借鉴韩国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制定“监管沙盒”发展长期规划,明确准入制度,评估反馈机制、退出机制与风险补偿制度,培育“监管沙盒”协同发展生态圈,提升我国金融科技的国际竞争力。

泰国的监管沙盒:框架、机制、评估与启示

泰国曾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泰国,国内资金流失、股指下跌、泰铢贬值等一系列问题给予泰国金融业灾难性的打击。近年来,泰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恢复本土金融行业的活力,在当下全球金融科技创新的浪潮中,金融科技创新成为泰国的可供选择之一。为了平衡好金融科技创新与可能面临的风险,泰国吸取了英国、新加坡的经验,于2016年正式提出构建"监管沙盒"的计划,随后泰国银行制定了较为完备的监管沙盒框架,在监管沙盒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政策引导作用。泰国监管沙盒由泰国银行担任总设计师,从制定相关法律、审批测试项目、监管项目运行、提供相关辅导等,到配合泰国财政部等其他监管部门均发布了一系列金融科技领域的配套政策及法规。

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演变与监管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快速发展,少数金融控股集团集聚了较大的金融风险,可能带来跨机构、跨市场和跨行业的风险累积与传染。本文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历史缘起、理论基础和具体模式做了详细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本文梳理了现阶段中国金融控股公司面临的风险和监管挑战,并对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和核心内容进行了对比总结,以期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系提供借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应尽快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制,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原则,构建全方位的审慎监管体系,健全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化处置机制和破产重组机制,加快推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政策建议。

FinTech Can Prevent the Formation of Zombie Firms:Evidence from China

The interplay between financial technology(FinTech)and real economy firms has garner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FinTech and corporate zombification using the data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firm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FinTech significantly inhibits firm zombification,and FinTech breadth and depth both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straining firm zombification.Mechanism exploration indicates that,on the one hand,FinTech reduces friction in the financial market,inhibiting firm zombification by improving firm investment efficiency,especially alleviating under-investment.On the other side,FinTech indirectly affects the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production,and operation of firms,thereby inhibiting firm zombification by increasing their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Heterogeneity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FinTech on corporate zombific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for non-stateowned firms and small-sized firms,as well as those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high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novel evidence on evaluating the effect of FinTech on firms and also offers new insights for efficient governance of zombie firms.

数字时代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逻辑、现实向度与中国方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在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不但需要主动适应数字技术的新诉求而实行内涵式变革,而且应该借助数字技术全面提升其现代化水平。在现实向度上,既需要通过“治理好”数字技术规避资本无序扩张、侵犯数据隐私、网络攻击等风险隐患,也需要通过“利用好”数字技术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依法治国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等国家治理主要领域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应进一步按照自己的逻辑语境和评判标准设计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两者之间全面融合的方案,以多元协同推进国家治理共治化,以高效精准推进国家治理科学化,以信息透明推进国家治理廉洁化。

金融科技发展能提高农村家庭幸福感吗?——基于幸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愈加强烈,"幸福"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议题。在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幸福感,其中金融科技的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幸福感的提升最为重要。机制分析发现,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创业提供支持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金融科技发展提高农村家庭幸福感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发展对农村家庭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在家庭人员结构较为年轻、负债水平较高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新时代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新思路。

竞争规避与银行金融创新扩散——基于同质化视角的实证检验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同质化背景下的竞争策略对于银行的金融创新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式探寻了不同"并驾齐驱"型银行群组之间金融创新扩散的变化趋势和驱动变量,揭示出"竞争规避"机制在不同银行群组间的创新效仿行为中的关键角色。应用中国银行业的微观数据,本文发现传统信贷市场竞争度的提升会加快金融创新业务的扩散,且竞争的加剧会强化金融创新在相似银行之间的扩散效应。本文还发现尽管整体上在传统信贷市场具有强市场势力的银行创新强度明显弱于其他银行,然而这些银行仍然会对与其同质化水平较高银行的创新行为作出明显反应。本文通过分析银行同质化竞争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银行开展金融创新活动的动机,揭示银行间金融创新扩散的机制等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化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研究——来自数字消费信贷市场的微观证据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深刻改变了金融市场结构与金融运行特征,对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率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2020年国内某头部助贷机构的数字消费信贷微观数据,首次实证考察了中国货币市场利率在数字消费信贷市场上的传导效率。研究发现,数字化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利率能够有效传导至数字消费信贷市场,表明该市场具有正规金融的属性。异质性分析发现,货币市场利率对数字消费信贷市场高信用借款者、贷款期限更长产品的利率影响更大,表明该市场具有明显的信用溢价和违约风险溢价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以中期借贷便利为代表的中期政策利率以及货币政策利率处于货币政策紧缩期对数字消费信贷利率具有更高的传导效率,数字消费信贷市场同样存在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本文研究对疏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健全现代货币政策框架以及对微观市场的监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大科技金融:概念、发展与挑战

具有数字技术优势的大型科技公司,在多重供需因素的驱动下正向金融领域大范围渗透,逐步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独特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通过在支付、信贷、保险和货币市场基金等领域的扩张,大科技金融正从机构、流程和生态多个方面不断重塑金融业的市场格局并带来了诸多风险挑战。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本文旨在形成一个关于大科技金融的框架性认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法治生态系统的调查与建议

一、互联网金融概述(一)互联网金融基本概念1.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互联网金融源于美国,但因为在美国未形成独立的金融业态,所以并不直接使用'互联网金融',而是采用'电子金融''电子银行''网络银行'等多种称谓,从概念上看,其外延要大于互联网金融。[1]在国内,谢平(2012年)最先提出'互联网金融'概念,认为互联网金融是涵盖从传统金融中介和市场到一般均衡所应该对应的无金融中介和市场之间的所有金融交易和组织形式,它是一个谱系概念。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与机制探索性研究

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前很多传统企业的战略选择。然而,已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内在机理缺乏深入研究。借助科技给予与意义建构理论视角,通过对典型企业——双星集团的案例研究,文章对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内在机理进行了探索性分析。文章发现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包含转型发起、形成共识与转型实现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由行为主体和数字化技术形成的二元结构是数字化转型给予形成(即阶段性转型认知)的社会基础。文章进一步揭示了支撑企业转型的四种数字转型给予,包括:数字化战略给予、共享的数字化战略给予、数字化业务战略给予与数字化业务战略实现。意义建构是促进转型给予形成的主要机制;意义解构和意义给赋是高层次主体影响低层主体意义建构的主要方式,也是实现过程转换的主要机制。文章打开了数字化转型过程黑箱,对IT驱动的组织转型研究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有效补充,也为我国传统企业转型与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