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略性均衡:新双轨政治下村委会协商民主行为的内在逻辑——基于A村人居环境整治案例的研究

村委会是乡村社会的政治中心,加强对村委会协商民主行为的研究对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新双轨政治下村委会协商民主行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通过A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案例对该分析框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受自上而下行政权力和自下而上民主权力的约束,村委会会对政府任务模糊性和村民利益冲突性进行调适,进而使得其协商行为在“行政主导式”“社会主导式”“双向调和式”以及“自由放任式”中游走;这种钟摆行为是村委会追求策略性均衡的结果,该结果建立在新双轨政治制度、村委会“经济人”属性和自由裁量空间之上,其对乡村治理有利有弊。未来,应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和加强信息技术应用等方式来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协商民主行为,进而提高基层自治能力。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研究进展与展望——基于热点可视化的探析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念日趋成为全球共识,对于大健康时代的卫生治理及人群健康公平与促进均具有重大意义。运用CiteSpace软件,对Web of Science和CNKI两大平台收录的有关“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HiAP)”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归纳国内外该主题研究的关注点及发展脉络,发现21世纪以来国内外相关研究均历经了“萌芽积累”及“波动发展”两个时期,虽然HiAP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国内在发文数量、机构合作度及研究范畴等方面较国外均存在不足。未来,国内HiAP主题的研究者应在立足国情、借鉴国际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深化机构交流和跨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研究视角、加大中国自身经验的总结与宣传力度,助力“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现。

从资源分配到资源创造:再分配逻辑下的省内对口帮扶——基于广东的实践

对口帮扶是我国推进扶贫开发与区域协调实践中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政策。然而,省内对口帮扶作为对口帮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未被充分关注。广东是内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省份,无论是在扶贫开发还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广东都高度重视省内对口帮扶,在发展阶段的完整性和帮扶举措的系统化方面,广东均具有典型性。再分配是驱动广东省内对口帮扶政策变迁的基本依据,可以从再分配的层次、内容及目标三个方面全景呈现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发展趋势。从层次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区域再分配转变为以区域再分配引导城乡和阶层再分配;从内容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单一的资源再分配转变为资源与制度再分配;从目标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资源分配转变为资源创造。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引领下,省内对口帮扶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仍将持续发挥作用。

福利分层:社会政策视野下的中国收入不平等

福利分层影响社会政策的再分配效应,是分析社会福利体系演化的工具。它具有法团主义福利制度式的“分层效应”和发展主义福利制度下社会安全网络建设的“内外现象”两种表现形态。新中国福利制度的发展起始于“社会身份本位”的劳动保险制度,受“政治分层”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形成社会福利的“内外现象”和福利分层。经过“发展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背景下的政策发展,现有社会福利体系的福利分层变得更为复杂。碎片化的社会保险领域体现法团主义式的“分层效应”,不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体现发展主义式的“内外现象”。“社会中国”的建设既要缓解社会保险领域的“分层效应”,也要克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内外现象”。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另一方面要把基本公共服务从其与其他制度的捆绑中分离出来,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

幼有所育:新时代我国儿童政策体制的转型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连续调整并取得积极成效,在“幼有所育”民生目标的指导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学前教育、儿童福利和家庭教育等四个儿童政策子领域发展显著。借鉴“政策体制”理论,对以上四个子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儿童政策体系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型:政策范式上,儿童养育责任已由“家事”转向“国事”;权力安排上,政府成为儿童政策的重要行动者,社会和家庭也逐渐发展壮大,责任被重新界定;组织架构上,儿童政策各子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新的政策范式和权力安排。在实施“三孩政策”、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完善国家—社会—家庭在儿童养育中的责任分担,集中力量促进重点领域发展,将是今后我国儿童政策努力的方向。

挤压当前还是保障未来:中低收入阶层养老保险幸福效应研究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1997年以来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一套广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皆在于保障老年人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尽管养老保险覆盖面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目前学界对于养老保险的保障功能却持有两种相反的意见。本文基于2017年广东省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养老保险缴费水平认知越低,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越强;养老保险待遇水平认知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不存在影响;相比没有参保,参加养老保险无法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幸福感。以上结论揭示出了中低收入阶层更加关注于养老保险的缴费而非待遇,反映了养老保险对中低收入阶层当前的基本生活水平、就业机会和工资福利水平造成挤压的同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保障未来养老的预期和功能。本文的发现为未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应对我国老龄化危机和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劳”无所依:平台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缺位的多重逻辑及其治理

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平台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缺位形成巨大反差。平台企业规避社会保险费缴纳、规制新型雇佣关系的法律滞后、从业者职业风险担责主体模糊以及缺乏制度化的权益表达渠道等因素不同程度地损害了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缺位的背后是政府对新业态的包容态度、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和原子化从业者就业的现实需求,多元主体的理性选择相互作用,导致从业者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政府应主导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努力实现灵活性和保障性的平衡,平台企业和从业者自身也要扮演好各自在承担社会责任、强化维权意识与能力方面的角色,从而形成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的合力。

社会政策视域下的国家与家庭关系:一项实证分析

在对福利多元主义进一步探索的基础上,从"社会政策的整体变迁""社会政策的服务供给结构"以及"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三个层面,构建国家与家庭关系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国家与家庭关系在社会政策变迁中呈现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整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承担了过重的福利负担,为应对压力、风险以及社会政策带来的影响,家庭被动地做出了"理性"的应对策略。对于不合理的国家与家庭关系,源于国家的自我考量、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我国的社会政策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家应摒弃功利主义思维和对家庭的错误理解,构建家庭政策体系来支持和回应家庭。

福利污名对瞄准偏差感知的影响研究

本文构建了福利污名对瞄准偏差感知影响的解释框架。基于2018年全国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了作为文化结果的福利污名及个体污名、社会污名和制度污名三者的交互效应对瞄准偏差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斥性偏差感知和内含性偏差感知普遍存在;个体污名和制度污名会强化个人瞄准偏差感知,对穷人生性懒惰的刻板印象会增强排斥性偏差感知;社会污名会强化个体污名对内含性偏差感知的影响,以及强化制度污名对排斥性偏差感知的影响。据此,文化相容性应包含于具体的社会救助政策中,在低保对象识别上既需要考虑瞄准效率,也应避免片面追求瞄准精度对申请人带来的污名损害,防止福利申领因附属性权利所导致的身份特权和不公平现象,以保证瞄准机制的有效性。

全民基本服务:基本理念、主要依据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以来,西方出现了一些挑战现有福利体制的政策主张,其代表之一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2017年,在对UBI的质疑声中,一个更新更大胆的主张——“全民基本服务”(Universal Basic Service,UBS)登场。作为UBI的竞争者乃至替代者,UBS构想了实现人类福祉的新方案,即通过扩大免费公共服务的范围,使每个公民都能过上更充实的生活,获得更加可持续的安全、机会和参与。本文旨在系统介绍UBS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及其理论依据,探讨UBS与人类福祉间的关系及其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以期为我国的社会政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

生，还是不生——全面二孩时代生育配套政策调整的公众态度研究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制定和完善生育配套政策受到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但各界对于应该如何保障新人口政策的落实存在着不同观点。借鉴西方福利态度的理论成果,本文以公众对生育配套政策的诉求为切入点,通过对广东省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的分析,探讨生育配套政策的公众支持度。研究结果显示:生育政策瞄准的育龄女性群体对配套政策,特别是医疗卫生和儿童照顾政策的支持度非常高;而其他群体对配套政策的支持度相对较低,仅倾向于支持教育政策。这表明,一方面生育目标群体对各类配套政策的需求强烈,另一方面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尚未形成,普通公众仍倾向于将生育和养育视为家庭责任。从短期来看,生育配套措施需要以育龄女性和家庭需要为本,缓解其经济和照顾压力;从长期来看,需要重塑新型家庭关系和性别平等理念,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提高生育意愿。

体系整合:中国卫生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三明和深圳改革的分析

如何实现全民健康是现代国家卫生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城市和农村二元社会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带来了挑战,但我国也存在独特的制度优势。割裂和碎片化是卫生体系绩效低下的主要原因,为实现"病有良医"这一目标,我国不能照搬西方经验,必须从国情出发,建立有效的卫生治理体系。从体系整合的不同模式、形式、程度,分析和总结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明和深圳改革经验发现,整合是卫生治理的基础,卫生治理相应地促进整合。以满足美好生活健康需要为导向,以加强顶层设计为统领,以治理结构、过程、要素等整合为手段与策略,一条卫生治理的中国道路正在形成。当然,这种整合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改革范式,需要不断探索前行。

新发展理念下粤港澳大湾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国际经验与路径选择

新发展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增强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竞争力、建设湾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政府政策议程的关注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致力于全球竞争力、全人类价值追求及卓越的社会服务。国际湾区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既呈现出各自特色,又表现出集聚发展、合作发展、多元发展、创新发展等共同特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分析框架及国际湾区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粤港澳大湾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理念先行、制度保证、协同合作,持续推动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创新,不断推进新发展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

专业人士的儿童观及其对中国儿童保护的启示:基于话语分析

“儿童”和“童年”是社会建构的概念。通过分析儿童观和童年观,可以更好地分析虐待儿童问题,进而有助于制定有效的儿童保护政策。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法,通过对我国法律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进行访谈,探求专业人士对“儿童”和“童年”的看法。研究发现,专业人士儿童观中有三种主流话语:发展中的儿童、没有能力的儿童和懂事的儿童;童年观则包含两种主流话语:无忧无虑的童年和消逝的童年。基于对专业人士的话语分析,可以发现专业人士的儿童观和童年观中忽视了儿童的能动性、多样性和可塑性。这种不全面的儿童观,不利于提高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保护能力。因此,需要倡导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保护政策,发展亲职教育,制定尊重儿童差异的法规政策,建设儿童友好型环境。

新中国社会政策70年的演进、成效与挑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政策70年的变迁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且呈现出与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相一致的特征。即不同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状况各不相同,因而社会政策发展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计生特征。本文尝试依据政策环境、政策目标、政策创新、政策特征和政策效果等维度,对这四个不同阶段的社会政策体系进行分析,力图宏观地展现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过程、变化的动力,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为了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了建设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我国的社会政策体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

贫困类型、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的变迁——世界贫困史的视野

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贫困现象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欧美化的悖论,在现代性危机中去认识该悖论的产生原理,是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学的基础性问题。从世界贫困史视野来看,贫困与反贫困的观念与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从个体文明与地方化到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从前现代世界到近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等因素作用下,反贫困从穷人道德的污名化取向转向社会经济问题治理取向;“国家”逐步取代宗教慈善以及家庭、社区、行会等,承担起反贫困全球化的主要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福利模式。进入当代世界,尽管反结构性贫困成为全球共识,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顺利实现西方式现代工业化目标,反而沦为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附庸。深刻反思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及反贫困实践依据,认真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理念、经验与模式,有助于真正推动第三世界具有主体性的反贫困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

中国工会改革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工会改革议题在群团改革的背景下重新受到关注,这是实务界和学界面对劳动关系深刻变化、国家治理方式转型这一事实作出的积极而审慎的思考。借鉴西方工会改革出现的"服务模式"和"组织模式"两条路径,结合以上海"工会购买服务"和深圳"工会促进工人有序组织化"为代表的工会改革实践,可以将"社会服务"与"组织动员"总结为目前中国工会改革的两种模式。探究这两种模式的理论内涵、形成缘起及其对中国工会改革的适用性和挑战,可以推导出未来中国工会改革的发展方向是一种"以组织动员为内核、社会服务为外延"的新时期工会改革模式。这种模式旨在服务于党政体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理论争论、实践进展与未来前景

从分割到整合是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既要满足卫生筹资目标,又要与医疗卫生体系的总体目标相互协调。尽管中国已经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制度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但是,由于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和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原因,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并未完全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继续完善制度设计和配套改革。考虑到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筹资水平和待遇水平差异较大,以及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存在明显差距,中国大部分地区在短时期内很难实现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尽管如此,政策制定者还需坚持正确的社会融合与公平理念,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的方向,尽力消除各种不合理的差距,从而推动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

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

近年来,中国儿童"照顾危机"日益凸显,为儿童、妇女、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照顾政策的梳理发现,我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经历了"建构—解构—部分重构"的变迁过程,并在党的十九大后进入重构的关键阶段。为有效应对人口结构和人口政策变化、社会经济转型、家庭变迁等多重因素带来的"照顾危机",应该重新认识儿童照顾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获得感增强的重要作用,建构由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的、普惠的儿童"混合照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