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专业能力培养的关键

以解决问题方式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孙施文(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本学术对话主持人):当前规划教育和知识学习面临几个趋势:一是规划内容和知识领域在不断扩展,而且内容广泛;二是互联网资源已经成为学生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三是ChatGPT之类的AI工具可以被广泛使用;四是实施大类招生和基础教育导致专业教学课时受到压缩,有些院校正在准备调整学制等。

高品质空间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逻辑关联、响应路径与关键维度

研究目的:探索高质量发展目标与空间规划的逻辑关联,明晰空间规划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响应路径,提出高品质空间规划应当注重的若干关键维度。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阐明高质量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要义在于提升社会总生产的使用价值,相应要实现空间使用价值的有效提升与交换价值的合理增长。(2)指出高质量发展对空间规划的需求,以及空间规划在要素配置、空间协同、创新引领、场景营造和政策供给等方面的总体响应路径。(3)提出高品质空间规划尤其要重视若干关键维度,包括尊重科学规律、前瞻战略引领、主动弹性应变、以人为本、价值活力提升等。研究结论:空间规划是统筹发展要素配置与实体空间建设的公共政策,将多维度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融入空间规划,有利于形成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紧密融合的高品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新时代中国区域协同治理解析与关键议题探讨

面向新时代全球资本的“再地方化”转变,产业链、供应链发生近域重组,区域治理被赋予新的时代价值。基于区域协同治理的“客观响应+主动作为”双向驱动机制,重新解析其在时代大背景中的演变历程,揭示区域协同治理已逐步成为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可控的重要保障。总结国际成熟经验,立足本土实践反思,提出新时代中国区域协同治理面对“竞争”与“合作”、“上层”与“下层”、“政府”与“市场”的3个关键议题,倡导转向共建共治共享共赢的发展观念,建立打破行政藩篱的双层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形成政府与市场双轨驱动的区域协同治理模式。

创新企业的中微观集聚特征及邻近性机制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4座典型城市的实证

在创新型经济重构空间使用逻辑的背景下,以解析城市内部创新要素的集聚和选址为出发点,构建创新企业集聚的邻近性框架,运用中小型创新企数据以及问卷调查数据,对长三角上海、南京、杭州、苏州4座典型的创新型城市进行研究,透视创新在空间利用上的新变化和新需求。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集聚趋势。在我国内城更新与新城开发同步推进的城镇化语境下,创新企业的集聚兼具回归城区和近郊生长的双重动力,而且低密度、品质高的新兴园区与创新人才的需求形成了较好契合。(2)结构演化。创新企业的集聚结构与城市的空间转型、功能演化形成紧密互动。城市的区域职能分工、空间结构对企业的集聚有深刻影响。创新企业的集聚强度由中心向外围衰减,形成半径为1~3 km的核心-边缘结构。(3)区位逻辑。除政策、产业等传统因素外,创新企业不仅侧重于向“年轻集群”和应用导向的科研集群集聚,而且呈现出明确的生活指向,品质、氛围等软性因素成为不可忽视的高阶需求。

青年人才在网红村运营中的作用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许多地区的乡村物质环境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这些美丽乡村普遍面临同质化严重、依赖政府财政投入、闲置资源无法有效盘活等难题,亟须借助乡村运营来突破发展瓶颈。基于行动者网络的视角,以浙江安吉红庙村“深蓝计划”项目为例,对青年人才引导下的行动者联盟构成及作用机制进行解析。研究表明:青年人才作为特殊行动者,引导村集体、村民、政府、游客、网民和社交平台等异质行动者,在虚实网络空间中通过转译完成了村庄存量资源到“现金流”资产的蜕变,展现出更好的内生性、灵活性和创造性,但同时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帮助青年人才等有为精英更好地“嵌入”乡村治理,壮大以村集体、村民为核心的内生力量将是乡村运营的重要议题。

乡村公共服务市场化的非对称风险困境研究——以江西省婺源县为例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与企业合同契约的方式,推进乡村某些领域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然而在政企合作中也存在着潜在的结构性风险,如何构建乡村公共服务可持续治理模式成为难题。基于非对称风险理论视角,以江西省婺源县乡村垃圾市场化处理为案例,深入剖析乡村公共服务市场化下各主体的角色与面临的困境。由于公共服务市场化合同难以将权责一并打包给企业,导致市场风险向乡镇基层政府转化,加之村民主体性缺乏,整体表现为非对称性风险格局。因此,需要在乡村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过程中构建风险—收益对称的格局,摆脱不平衡的“刚性兑付”,促进责任下放与风险转移同步推动,积极推动村民参与风险共担,激发村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意识。

典型都市圈空间结构与功能网络联系的演变研究

推动都市圈发展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趋势和必然要求,研究从形态、功能空间结构以及网络联系对我国典型都市圈展开演变分析。结果表明:(1)均为发展型的国家级都市圈表征出差异化的空间结构,如南京都市圈呈现均衡化形态空间,福州、成都、西安都市圈为单中心集聚,而长株潭都市圈呈多中心空间布局。(2)各都市圈配套功能设施供需匹配不足,资源要素分布不均。(3)多数都市圈呈现近中心城区的向心性网络联系趋势,区域网络协调初步形成。最后,基于研究分析,文章探索都市圈空间格局优化策略以及相应政策建议,推动我国都市圈高质量发展。

小城镇住区更新的“规划-自建”协同机制探索--基于广西马山县天地楼住区的实证

在快速城镇化时期,小城镇常采用“规划-自建”模式以适应持续高涨的住房需求。文章以广西马山县天地楼住区为实证,解读了“规划-自建”二重性的产生背景、制度原型和互动效应。并通过实地踏勘、问卷调查、资料收集等手段,深入剖析“规划-自建”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研究发现:(1)“规划-自建”模式既是推动小城镇增量建设的主要动力,又是困扰小城镇存量更新的掣肘因素;(2)“规划-自建”需要重新构建“政府-居民”的伙伴关系,才能更好地服务存量更新的治理需求;(3)据此,可通过放管结合、社会主导、以人为本、艺术介入等策略,让小城镇的“规划-自建”模式在存量时代中重新走向有机协同。

社会资本如何参与城市更新

社会资本如何参与城市更新——基于江苏的观察与思考。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引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为财政投入和国企平台提供有效补充,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新型城市开发建设机制是重要问题,在当前地方财政吃紧的情况下更具时效意义。从城市更新的项目实践看,社会资本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均有不足。

选择性激励视角下历史地段自主更新集体行动——基于南京市“小西湖”的实证

人本理念揭露历史地段更新改造中土地-产权、公共-私人、更新-保护、搬迁-留下等多组冲突集合,暴露出以往城市更新政策与经验的局限,新路径亟需探索。基于南京市“小西湖”历史风貌区更新的实证研究,发现新理念下历史地段更新需同时具备民生改善、历史保护和自主更新的三重使命。在项目实施中,政府、产权人、项目方和社会各界形成往复博弈的集体行动,取代了“增长导向”下规避博弈的机会主义运动;构建搬迁、利益引导与自主更新“小利益群体”和物质与非物质组成的“选择性激励”,渐进地化解各类冲突,推动更新政策创新与各类项目落地,形成有章可循的历史地段自主更新路径选择,并突出新路径中探索经营性空间长效运营与统筹分配的策略重点。

计及调峰市场交易的储能-新能源-火电多目标优化调度

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对电网调峰提出挑战,如何在提高新能源上网率的同时兼顾调峰资源的经济效益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该文提出电力市场环境下考虑弃风、弃光的储能-新能源-火电多目标优化调度方法。首先,根据现行调峰政策设计储能-新能源-火电调峰市场交易机制,并建立以弃风率、弃光率为基准的新能源交易功率模型、报价模型和依托现行调峰规则的火电报价模型;然后,通过开展新能源与储能、火电之间的双边交易,以新能源中标功率和系统调峰成本为多目标进行出清,优化得到火电机组出力、新能源中标功率、储能充放电功率及出清价格;最后,采用算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所提出优化调度方法在降低新能源弃风弃光率的同时能够显著提高参与调峰市场主体的经济效益。

土地混合利用及其规建管一体制度创新

随着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及人群需求的升级,土地混合利用在提升城市活力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得到广泛认可,是城市建设开发的重要方式与方向。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规划编制中的技术性探索和实践过程中的政策性引导。然而,土地混合利用不仅仅是规划编制的技术问题,具体到落地实施中还涉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密切配合与系统跟进,亟待在规划管控层面形成整体性改良思维。本文在探讨土地混合利用现实需求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地方实践总结其演进趋势;进而梳理土地混合利用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与主要政策矛盾,并据此提出面向土地混合利用需求的规划管控制度创新路径,以期为土地混合利用的实施推进提供参考。

北京城市空间增长-收缩并存的特征与机制

城市收缩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与问题。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收缩存在着局部与增长共存的空间特征,以及政府与市场并轨的内在机制。以此为切入点,构建了政府与市场双轨作用下的城市增长与收缩模型,从中归纳出扩张增长、集约增长、扩张收缩、集约收缩4种空间类型,并利用夜间灯光遥感数据、LandScan人口密度数据和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建立了不同空间类型的判别矩阵。在实证部分以北京市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增长与收缩的空间格局与时间演变,并聚焦4类空间类型的具体案例,解析其背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路径。结果表明,政府与市场间的互动行为对于城市空间的增长与收缩具有塑造作用,而在政府干预策略调整与市场要素流向改变的影响下,增长与收缩存在着相互演替的可能。针对城市增长与收缩并存的现象,需要建立增长-收缩动态耦合的规划思维,促进政策与市场的相向而行,实现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

创新驱动的大都市近郊功能转型与规划应对——基于南京紫金山科创带的实践探索

大都市近郊地区的功能演变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随着大都市空间结构的加速调整,近郊地区成为优化空间结构、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推动产业转型的重点区域。目前针对这一特定区域的研究多聚焦于特征、功能、问题及其动力机制的静态解析,缺少历时性视角的动态讨论,且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空间规划应对策略的探索不足。回溯大都市近郊地区功能演变的总体历程,结合城市区域化发展和创新型经济崛起的双重时代背景,指出当前大都市近郊地区已经呈现出从边缘空间到创新空间的功能演进;进而以南京紫金山科创带为例,从空间发展战略、空间营建模式、空间管控体系3个维度提出大都市近郊地区空间规划思维的转型方向和相应的规划应对策略,以期为新时期城市边缘区的转型发展提供探索性实践。

人本视角下的城市发展动力与治理创新--基于南京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基于人本视角建设一个发展更加充分、均衡的城市,是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充分保障,新时代城市规划亟需向"人本规划"转型。本文首先基于历史维度,分析了西方和中国人本规划思潮的演进过程与规律;针对中国城市发展模式正在发生的四大转型,以南京为实证,提出"人"是城市发展动力的核心问题;从"安居""乐业"两方面基本需求出发,对不同收入家庭群体、不同层次劳动力群体进行了调查,进而提出人本视角下城市发展动力转化提升的路径。

调整型“穿孔”：开发区转型中的局部收缩--基于常州高新区黄河路两侧地区的实证

城市的收缩与相应的社会经济情景密切相关,中国的城市收缩研究应该基于特定的转型语境。工业园区诞生于改革开放以来急速的工业化过程,而在转型发展的新阶段中也将率先面临尤为严峻的收缩压力。当前经济环境与政府治理的转型特征,决定了中国工业园区的收缩现象往往并不是单纯的衰退。在空间表现方面,收缩与增长的现象共生拼贴;而在驱动因素方面,收缩很可能是政府主动推动转型发展的结果。本文以常州高新区黄河路两侧地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开发区局部收缩的特征,解析了驱动收缩产生的政府干预作用,并将此类局部收缩现象界定为调整型"穿孔"。政府基于特定发展意图的干预行为,将增加局部收缩的产生概率与收缩程度。虽然局部收缩并不意味整体衰退,但政府仍然应该不断优化治理方式,寻求理性"收缩"与积极"再生"的协同路径。

追求善治与善政的统一——杭州“最多跑一次”规划实施管理改革经验与启示

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为追求"善治"和"善政"相统一的过程。本轮规划实施管理"放管服"改革应超越简单的"简政放权",准确定位为追求善治与善政相统一的过程。本文以杭州"最多跑一次"规划实施管理改革探索为样本,在分析传统规划实施管理的关键问题基础上,从管理结构、运行机制、工作方法和外部协调等四个方面,引介和探讨了"杭州样本"的改革方法论、创新举措和有关经验,以期为后续的改革深化和全国同类地区改革探索提供启示。

面向创新需求的城市空间供给与治理创新

创新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空间生长、利用的基本逻辑。面对创新型经济形态的新需求及城市空间发展的新逻辑,通过空间供给体系和治理方式的改革来促进创新活动与功能的蓬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创新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本文解析了创新企业、创新网络、创新人才三类创新要素对城市空间的新需求特征,进而结合近年来的典型地方实践探索,提出城市空间供给与治理创新的主要策略,包括探索适应创新不确定性的分层控规体系,鼓励促进功能混合的用地管控方式,完善吸引创新项目的土地精准供给方式,支持促进持续创新的存量空间盘活方式,建构促进创新交往的共享空间营建方式,为城市创新发展转型及创新空间的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超越增长:应对创新型经济的空间规划创新

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貭动力,也是一个国家、城市保持竞争力的核心。与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有着巨大差别,创新型经济将重构空间使用与空间规划的基本逻辑。本文试图基于创新型经济构成要素的空间特性,建构创新型经济和空间规划的互动关系。文章,解折了创新企业、创新网络以及创意人群的空间特性;从空间管控、空间组织、空间营造等方面,探讨了超越于增长导向的规划思維;进而提出应对创新型经济的3个空间规划重点:以柔性管控激活创新空间,以创新网络链接创新集群,以创意生活集聚创意人群。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构应该注重对创新型经济的积极适应:在治理目标上强调创新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统一,在治理方式上强调国家意志与地方智慧的统筹,以空间规划的系统性创新推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从产业新城PPP透视城市治理结构的变迁——基于增长联盟的视角

治理现代化理念的提出,在城市治理领域意味着要实现政府与市场间角色与关系的新变革。近年来在城市新的发展建设环境中, PPP模式的广泛出现标志着市场主体正逐渐取代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政府与市场合作正在构建新的关系格局,但也暴露出利益失衡等显著弊端。文章以南京市湖熟产业新城PPP项目建设为例,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合作的PPP模式对传统增长联盟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和关系的颠覆及其在城市治理中引发的新矛盾。在城市治理的增长联盟中,无论由政府力量主导还是由市场机制主导,都面临难以持续的治理困境。明确城市建设与治理中政府和市场各自的权利底线及行为边界,并积极引导第三方社会主体的参与,构建多方参与的城市决策机制与治理模式,是实现城市良性治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