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城市战略与空间规划前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2023年10月13日,王世福教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首席专家以“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与制度创新”为主题组织第十二届“设计城市”圆桌研讨会,并邀请来自规划、海洋、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探讨海洋城市在海洋命运共同体中的战略支点作用以及空间规划创新需要。在凝练与会嘉宾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笔谈形式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围绕“海洋城市战略与空间规划”进行论述,期望为未来海洋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王世福认为对于我国海洋城市建设而言,立足港城关系的规划和注重海陆统筹的战略,有助于在全局视角上认识和响应从港口大国到海洋强国的战略跃升。王兴平等提出建设海洋城市组群是内陆城市经略海洋的重要方式,港口城市与腹地陆域中心城市可通过交通设施网络、多种“流要素”、区域涉海功能与跨界协同治理四个维度的一体化措施构建联系密切且分工合理的海洋功能圈。马向明认为海洋城市战略不应仅局限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应从促进海陆文明交流融合的视角出发,积极应对海洋生态挑战,大力发展文化交流和综合创新功能。海洋城市空间规划应强调陆海功能协调性,从而保证海洋城市健康发展。陈天结合海洋城市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海岸生态系统保护的统筹与修复、沿海城市防灾韧性体系构建和基于气候适应性的沿海城市品质提升三方面,提出沿海高密度城市防灾韧性建设与空间品质提升实施路径。王建军系统论述目前海洋城市战略推进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和堵点,并从四个层次梳理当前海洋城市战略核心要解决的问题,即开展陆海资源全要素综合调查与评价、构建陆海统筹的海洋城市发展格局、做好向海而强的资源要素保障以及在更广阔的深远海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文超祥等以海洋中心城市作为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提出科学谋划境内外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布局,并结合我国沿海各省市开展的海岸带空间规划实践总结出:处理好陆域与海域关系、协调好城市与区域发展关系、谋划好陆海发展的战略空间。郑斌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新港城对推动大湾区海洋城市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并提出在设施建设、制度建设和推动港口与产业融合发展三方面推进大湾区新港城建设,实现海洋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发展。赵渺希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区域化趋势日渐发展,应把握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近岸化趋势,拓展新发展格局下沿海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规划原理,并进一步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出厘清大湾区的全球网络链接机制、解析大湾区区域网络协同机制、大湾区双循环网络发展的规划响应。程遥认为陆海统筹规划是一个全域全要素统筹的系统问题,且最终将落实到陆域的功能与设施规划建设上。陆海统筹导向的国土空间规划在陆海域、邻域、海岸带三个层面对应的规划层次、内容、深度应该是差异化的,并且海域应建立相较陆域更系统的跨界规划管控体系和更严格的传导体系。邓昭华提出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建设,可施行“以陆促港”策略,从“港产联动”以固港、“两丝枢纽”以稳港、集聚资源以强港三方面拓展港口腹地纵深,助力港口实现其陆域的现代化,并通过技术输出助力当地工业化与扩大港群布局稳固其腹地根基。郭海认为我国应提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海洋理论,以海洋作为中国维护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手段,以海港作为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重要抓手,并提出需处理好贸易与军事、国家利益与系统利益、外交功能与经贸功能之间的三对矛盾。刘铮认为海洋城市相关规划具有明显的创新型规划特征,提出应进一步开展海洋城市规划创新并实现对创新目标的制度安排,且需从连通性、支撑性、撬动性三方面思考规划创新的突破点,激活海洋城市战略支点作用。

城市游径网络的非连续路段识别及空间活力推演

自组织游径网络的活力提升是城市更新规划的重要目标。由于老城区游径网络存在不连续性和断头路现象,居民游憩活动的舒适性受到了挑战,而游径网络的自组织性意味着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模式难以匹配市民需求。如何自下而上地推演游憩规划的空间活力,进而识别潜力地块,是提升城市游径网络品质的重要命题。文中以广州市老城区为案例,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游径网络的非连续性和空间活力测度指标;以GPS轨迹数据识别既有游径网络的非连续区段,定量探讨了基于市民游憩行为的非连续路段空间的识别和城市更新改造项目的活化作用,推演更新项目实施带来的潜在影响。游径网络的非连续性分析表明,当前广州市老城区游径路段的非连续度总体较低,连接程度较好,但由于区位和历史遗留问题,仍有部分路段存在明显的非连续现象。城市游径网络的空间活力推演结果表明,城市更新项目对自组织游径网络会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可依据推演分析来判定城市游憩品质提升项目的实施计划和日程。本研究从规划和交通维度出发,对城市的自组织特性进行了有益探索,弥补了“自上而下”式规划对城市自组织游径网络考虑不足的缺陷。

水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热带雨林地区的蓝绿空间评价——以五指山市南圣河为例

热带雨林地区因特殊的气候特点及空间特征,河流蓝绿空间面临的雨洪压力与人类社会活动压力较大,其韧性建设对于整个生境具有关键性影响。国内外研究聚焦于韧性承洪实践与韧性评估量化,鲜有基于不同生态压力冲击对河流蓝绿空间开展多维韧性评价。文章以南圣河为对象,基于雨洪等自然灾害的脉冲式压力与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施加的慢性压力两类情境,构建水生态系统的“压力-脉冲-韧性”模型,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叠合双维承压评价―解析吻合/冲突点―探析韧性策略”的逻辑方法实现特定地域蓝绿空间的评价与优化。研究发现: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越高,调节功能越高,蓝绿空间韧性越强。2)突发性脉冲方面,在极端日降雨量增加情景下,河流水系的缓冲半径与水源类型密切相关,水库受到水安全威胁的风险大于河流,地表的径流曲线数值(简称CN)一般与历史经验相关。3)慢发性压力方面,韧性压力与城市人口密切相关,人口越密集,韧性压力越大;且不同季候的游憩密度与丰枯期存在分异,丰水期雨洪威胁大,游憩密度低,枯水期雨洪威胁小,游憩密度高。

数字中国网络协同的区域规划响应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和劳动力区域重构,城市群、都市圈成为促进我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主体形态,但数字基建的区域经济效能不一、数字资源城乡分布不均加重了欠发达地区、中小城镇的数字鸿沟趋势。本文从东中西部、大中小城市、城乡层面对数字时代下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进行研判,引介数字变革下的区域协同网络模型,以助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并阐述“多中心、网络化”的区域协同发展理念和“数字基建-产业经济-公共服务”的区域协同网络支撑体系构建,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区域协调规划策略的响应和调整优化进行探索。

新型全球化下国际枢纽海港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以深圳港为例

深圳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深圳港是世界级集装箱枢纽港。将深圳港打造为国际枢纽海港是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与海洋强国的重要举措。结合新型全球化背景,剖析建设国际枢纽海港内涵与任务,分析深圳港基础与优势,进而指出深圳港目前存在交通转换机制不畅、港口内外竞争挤压、高端航运服务业明显不足等三大问题。最后,基于深圳港现实条件与发展困境,从完善对外航运网络布局、推广区域组合港模式、优化市内港口分工及交通组织、深化航运服务提质增效和推动港口智慧绿色转型升级等五方面提出应对思路,以期为深圳建设国际枢纽海港提供参考。

企业更替耦合土地发展的城市更新策略——以广州海丝城为例

基于企业发展与土地整备来推动城市空间有效更新是重要的实践和学术议题。研究基于“问题—对策”的分析框架,以广州海丝城为研究范围,利用ArcGIS和营商主体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企业更替状况、行业发展趋势和土地资源配置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区域内在业企业年龄结构较年轻,但整体企业生命周期与土地供地期限不匹配;诸如数字经济试验区和开发区等政策型区域的企业迭代趋势显著;总部经济的集聚对区域发展产生多重外溢效应;用地空间破碎和国有集体权属混杂使城市更新的难度加剧。基于企业和土地数据的分析模型,提出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灵活化土地出让、构建总部生态圈、鼓励土地混合利用和建立差异化土地供应机制等城市临港区域更新策略。

基于推拉理论的内蒙古特色小城镇发展潜力评价

随着特色小城镇在服务城乡发展战略中角色地位的攀升,对其发展潜力的评估工作正成为学术热点。研究引入推拉理论并建立包括“推力”“拉力”和“弹性力”的城镇发展动力模型,基于此构建评价体系对内蒙古12个国家级特色小城镇的发展潜力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内蒙古特色小城镇的发展潜力不均衡,新城子镇和土牧尔台镇属于潜力最低的Ⅲ级镇,其他10个城镇均具有一定或较高的发展潜力,罕台镇的潜力得分最高;影响城镇发展潜力的强势指标集中在推力和拉力方面,薄弱的村镇现状基础制约了城镇发展。在坚持自身产业及资源禀赋“特色立镇”、加强与外部环境联系的同时,夯实村镇基础以提高发育程度是内蒙古特色小城镇的主攻方向。研究为制定差异化的特色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了依据。

企业交易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特征研究

利用企业货物交易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及有向加权网络分析等方法解读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企业交易网络多对一的供需结构突出,国有企业带动上下游资源汇聚特征明显。(2)同城货物交易特征突出,城际交易形成以北京为核心,天津、石家庄为次核心,沧州、唐山、保定和廊坊为重要节点,其余为一般节点的等级结构。(3)整体网络以核心辐射为主,核心外围的层级式联系突出,水平多向联系的网络化程度不高,北京—天津、北京—石家庄联系最强;不对称性主要体现为石家庄对省内邻近京津的地区供给,京津与廊坊、保定等有较密切的双向贸易联系。(4)交易联系受城市间地理邻近、技术邻近、产业邻近、经济邻近、制度邻近及人口规模因素的影响。

半城镇化地区意象认知分异与社会关联探讨——以广州沙湾古镇为例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要求地区在发展中尊重社会民俗并保护历史风貌,以本地居民需求为主导的建设有利于实现城镇的人文复兴。以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古镇为例,运用认知地图圈域法、问卷调查及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创新性地建立“意象要素-认知网络-影响机制”的研究路径。通过村民认知地图的要素关联来构建功能性意象认知网络,并根据网络派系划分来剖析村民社会网络的构建逻辑,进而解析典型半城镇化地区的社会关系特征与变迁机理。发现意象认知过程中个体间的互动进而产生社会关系;城镇化中的产业转型影响村镇整体土地利用格局,进而影响村民主体的意象认知;半城镇化地区空间意象变化和核心功能外迁使异氏异村村民的认知边界在村镇发展中逐渐消弭,社会网络呈现多元关系协同的趋势。将社会网络理论引入到城市意象的研究领域,为半城镇化地区的历史意象保护与基于人文社会网络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科学参考和依据。

城市滨水空间的活力测度及影响因素检验

城市滨水地区是城市景观特色的重要载体。通过手机信令数据测度空间活力,基于回归方程解析滨水活力的影响因素,可为滨水空间规划布局提供科学依据。基于中山岐江河的研究发现:手机信令数据表征的滨水活力整体呈现“背水”趋势,距离岸线1500m范围内是主要活力来源区域。区别于既有成果,通过地理加权回归(GWR)厘清影响滨水活力的共性因素和异质性因素:滨水地区绿地和居住用地比例、公共服务设施多样性及居住人数属于促进空间活力的共性因素;不同地段商办用地比例、路网密度等因素对滨水活力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建议基于滨水空间活力特征及共性因素和异质性因素制定针对性的规划策略。

国土空间规划变革下城乡规划学科内涵再认识

我国的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工作伴随国家城镇化实践而展开,其以规划设计和城市研究为学科建设主要内容,形成了空间品质、公共政策、社会实践并重的学科内涵。当前,应生态文明建设和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改革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行业从规划目标、方法、内容等方面对城乡规划学科建设及跨学科交叉融合提出了新的挑战,行业变革引发了空间规划规则重塑和人才需求的综合问题。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学科建设需要回答“可以做什么”这一基本问题,并根据行业变革促进学科教育进行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的“内优”,在与相关学科拓展交叉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并实现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外融”。文章从“内优”“外融”的视角对城乡规划学科的内涵进行再认识,以期促进规划人才培养并为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持。

村镇聚落网络联系的手机信令探索——以中山三乡镇为例

村镇联系的结构形态是城乡经济社会复杂关系的综合反映,如何测算村镇聚落联系、构建村镇聚落发展模式是研究村镇聚落体系规划布局的重要议题。以中山三乡镇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测算村镇聚落的多层级网络联系,并结合自容性、群集性、网络效率等指标分析村镇聚落的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三乡镇呈现簇群式的空间联系结构,具有自上而下的垂直联系和多层级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特征;行政边界对村镇聚落联系的约束作用较小,而自然地理环境、道路交通条件、土地混合程度等对聚落联系的影响更大;作为沿海发达的半城镇化地区,工作日聚落联系的群集性较高,反映案例村镇联系不再是向心式的单一指向而呈现出网络化的水平多向联系;节假日村镇联系降低,整体网络效率、群集性也更低,但与中心城、外镇的联系比例增加,村民休闲消费的空间跃迁现象明显。

基于企业网络的长三角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演化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本研究从企业网络的视角来分析巨型城市区域多中心的变化规律,重点探索跨越行政边界的网络交互过程,并测度和比较了2001年、2008年、2017年长三角空间组织网络要素的演化过程。结果表明,从2001年到2017年,长三角联系网络无论是联系密度,还是地理范围,增长迅速,整个区域都被密集的城镇化网络所覆盖,范围更广的非中心城市在功能上越来越一体化;同时,以市场为导向的功能多中心、跨行政边界的网络交互成为区域发展的趋势。

基于多维数据的特大城市建设用地类型识别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普及,城市规划编制技术也面临着进一步升级,如何将多维数据应用到城市规划成为当前的热门议题。试图利用网络开放的地址解析数据和传统的现场踏勘校核结合的方式,通过快速的计算分析得到城市各类建设用地的功能强度测定,进而实现城市各类建设用地性质的综合评定。以广州市天河区为实证案例,选取百度开放平台数据、新浪微博签到数据和企业名录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源,以现状道路中心线形成的街坊作为主要空间落位单元构建工作底图,利用熵值赋权法和均方差法实现对天河区现状建设用地的功能强度测定和用地性质的综合评定。

淘宝村城镇化转型的社会网络植入与演替机制——以广州市里仁洞村为例

伴随互联网向村落空间的快速渗透,"淘宝村"这一特殊的乡村产业聚集模式不断完善,并成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城镇化路径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多数集中于村落的空间环境层面,很少提及近郊型淘宝村的社会网络植入与更替过程及其演化机制。以广州市里仁洞淘宝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探索社会网络变迁与其发展兴衰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部分城郊村落演化为流动人口高度集中的淘宝村,潮汕社会网络的"链式迁移"特征在早期有效促进村庄产业发展,并在城镇化过程中成为淘宝村高强度再开发的重要诱因;随着增量开发难以为继,潮汕社会网络的"排外"特征反而成为阻滞淘宝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原住村民物业惜租/选择住户等行为导致里仁洞村日渐转向同质化的居住功能。消解植入型电商群体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分离状态,是确保淘宝村产业融入本地社区网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互联网+”时代的村镇商贸物流发展初探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型村镇商贸流通模式,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进一步支撑传统物流向智慧物流转型升级,村镇商贸物流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从需求端和供给端分析居民消费升级和村镇商贸发展模式转变;基于城乡双向商品流通体系的诸多困境,结合实际案例,总结具有推广借鉴意义的新兴村镇商贸发展模式和第三方参与的智慧商贸物流服务体系,提出未来村镇商贸发展应充分利用技术革新优势,有效整合各类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适应差异化、多样化的居民消费需求,形成具有特色的村镇社区商贸价值链创新模式和商贸物流综合服务平台,营建宜业宜居的“乡村生活圈”,借助信息技术”在线不在城“缓解农村空心化趋势,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数据挖掘的建设用地承载效率研究--以珠三角为例

在城镇化过程中,提升建设用地的承载效率是城市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本研究试图以数据挖掘的方式,获取城市建成区居住、产业、休闲等各类行为的活动强度特征,实现建设用地的承载效率测度。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作为实证案例,选取企业数据、电商网购数据和新浪微博数据为基础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地址解析,并与建设用地数据叠合,探索珠三角地区建设用地的承载效率。实证研究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计算城市分项活动的绝对活动强度,通过数据挖掘和地址解析,对产业、居住、休闲等三类行为的活动强度进行测度;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综合赋权,对建设用地中三类活动的承载强度指标进行权重计算,形成建设用地承载效率的综合评定。研究结果显示,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的建设用地有着多中心的功能活动承载特征;广州、肇庆等城市建设用地的承载强度则呈现出过度集中于城市中心区的特征。研究也发现,惠州大亚湾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活动强度均未有明显提高,建设用地的承载效率有待提高。

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呼包鄂城市群空间扩张特征及驱动力研究

为了揭示呼包鄂城市群时空演化特征和主导因素并明确其所处发展阶段,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城市群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5个时期建成区轮廓,运用规模扩张指数、重心偏移模型和景观格局指数对其扩张过程、扩张方向和空间格局特征进行量化描述,在此基础上构建驱动力模型,探究其时空扩张驱动力。结果表明:(1)呼包鄂城市群呈现“先快后慢、先强后弱”的中心圈层式扩张的空间形态演变特征;(2)扩张方向上呈现“顺势转移、逐心而动”和“大幅东进、加速南移”的空间重心迁移特征;(3)空间格局上呈现核心-边缘分布以及“由极化转向集聚”的组织结构特征;(4)动力机制上以行政力和内源力平行驱动为主,市场力和外向力对城市群空间扩张影响作用依次递减。区域城镇化进程较快,总体处于快速发展的低级一体化阶段。

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项目组针对广州市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建设的需求,通过系统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着“构建超大城市CIM数字底板、搭建CIM基础平台、开发智慧城市CIM+应用”的研究思路,建立了广州CIM标准体系,主编国内第一部CIM基础平台技术导则及其修订版,规定CIM基础平台的定位和功能、数据汇聚与管理等要求,创新性的构建CIM分级分类体系,解决多维度数据和多尺度模型高效融合及汇聚的问题,研发了高效渲染、服务聚合分发、施工图BIM智能审查技术等关键技术,解决海量多源异构数据的高效渲染和定制化服务场景快速调用等问题,实现80%混凝土结构的可量化强条的自动审查,引领性的完成智慧工地、城市更新等20多个场景应用示范。自广州CIM基础平台和施工图BIM审查系统上线以来,各类服务调用次数累计超过7000万次,超过400家单位参与BIM报审,报审面积达3326万平方米,政府重复投资和企业工程成本大幅节省,效益显著。

本期导读:新时代乡村发展

由于历史、地理因素的影响,我国乡村地域性差异极大,不少村镇存在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公共服务设施效率低下、乡村规划方法技术不足等问题。我国城镇人口在2019年超过全国人口的60%,彻底了告别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乡村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对地理空间限制的消解,为重塑区域格局、促进乡村发展提供了契机,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以多源数据揭示乡村社会特征及服务需求、把握村镇生活消费与产业发展趋势、支撑乡村规划技术创新、促进乡村规划公共参与等,成为乡村研究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