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御史监察制度的反思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被视为传统政治结构中皇帝最成功的权谋术之一,是伴随皇权的强化不断发展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统治经验,在君臣百战的权力利害冲突中,通过位卑权重的监察官员加以平衡。自秦代监察制度正式建立后,中国历代监察机构多有沿革,但背后一元化的权力结构模式基本相同。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制实践和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来看,庞大的监察权力系统未必是实现制度理想的最有效方式。监察制度体系的构建不仅要具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和专门性,更要保证其运行机制的独立性、有效性和稳定性。中国传统监察制度的经验应引起我们对当代监察制度改革具体路径的思考。

再议“六法全书”及旧法体系的废除

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形成的“六法全书”及以之为基础的法律体系和法制体系是国民党统治的集中体现。自废除“伪法统”“伪宪法”的提出,到《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这一正式废除六法体系的文件发布,再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将废除六法体系上升为宪法性要求,以及之后进行的旧法改造和司法改革,这一系列过程之间都存在必然、合理、正当的逻辑联系。设身处地地看待这一历史历程,辨证地对待特定历史条件与人的主观意愿的互动关系,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与把握当下。

新中国法律史学科70周年记——以人大法律史学科发展历程为观照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新中国最先设置法律史教研室的法学院系,其法律史学科发展在新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人大法律史学科的初创、恢复、壮大和升华历程,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律史学科发展状况的局部生动写照。以人大法律史学科发展为线索,观照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新型法律史学科70年发展历程,可以认为:1949—1978年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初创期,从确立全盘苏化的学科发展模式到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这一时期的法律史学科发展缓慢而曲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法律的重视,法律史学科得以恢复重建,并迎来了快速发展和走向繁荣的新时期;21世纪以来,法律史学科发展进一步迈入传承与升华的新阶段。在此期间,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得以从法律史研究对象中剥离,学科内容日益具有独立性,学科建设日渐成熟,学术研究更加科学系统。展望未来,法律史学科一方面要发扬学科自省精神,树立学科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要注重学科间的交流和学科内的传承,从而为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唐律》关于动物致损责任主体的立法特点——与《民法典》相关条文的对比

《唐律》以畜“主(临时专制亦为主)”为动物致损责任主体,体现了颇具特色的立法逻辑。其一,“主”字的运用体现了“详略相辅”的布局性。“详”是指以解释阐述、举例说明等方式较为详细地界定了“主”的核心含义;“略”是指在相关的、变化的情形中仍以“主”为责任主体,并未随着变化了的新案情而另用他词。其二,“主”字的运用体现了“一以贯之”的体系性。在动物致损、赃物返还、田产交易等众多领域中,均可见以“主”为相关责任主体的用法。在贯彻“专制即主”的价值取向方面,各领域中“主”的含义具有统一性,但基于具体案情的不同,各领域中“主”的含义又有细节性调整。其三,“主”字的运用体现了“执其中”的立法方法论追求。立法以“专制”因素为判断责任主体的核心根本点,在此基础之上为司法人员留有裁量余地,其追求“相对统一”而非“绝对确定”。《民法典》相关条文及法学理论所体现的逻辑与此殊为不同,两相对比之下,更能凸显《唐律》的立法特点。“主”的运用,更有利于高效统一地解决实践纠纷。

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苏联专家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创建与发展(1950-1957年)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创建伊始,经苏联专家的指导与帮助,在教学、研究生培养、科学研究、行政及思想教育方面建立了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为参照的运作体制。这也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为全国其他文科院校,尤其是政法院校学习的范本。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在师资培养、教材编译等方面也积极支持帮助全国各其他高校,逐步确立了其在法学领域的学科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古代良法善治的思想源流、制度表达与当代传承

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实现良法善治的不同治理方式。自秦以降,历代统治者在吸收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对良法善治的追求。在良法善治的制度表达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体现传统伦理等级的立法创制,追求慎刑与恤刑的司法实践,重视社会教化与调处息讼的治理经验。古今对良法善治的追求有共通之处,在当代的法治实践中,应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古代良法善治的经验与智慧,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aw:Concepts,Systems,and Expressions

Legal practices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have shown that law is closely related to language and writing.To compensate for the inherent uncertainty of language and writing,current laws use relatively sophisticated textual expression structures.Most of the lofty slogans and principle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is nothing but a vain name and brings substantial harm.The concepts,systems,legislative techniques,and legal texts of traditional law have specific critical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legislation.It is especially significant for us to be vigilant about the reflection of traditional law on legal modesty.

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法院工作的指导及其对当代的影响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惩治土豪劣绅成为法院工作的主要任务。1927~1937年间工农民主革命政权时期法院逐步建立,但肃反委员会和国家保卫局等特殊审判机关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事化时期的独特司法机构。1937年之后到新中国建立之前,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院建设与工作则逐步成型,镇压汉奸消灭土匪成为法院工作的中心。1949~1956年间,中国共产党逐步建立了新式正规的司法机构,但依然延续了革命时期的经验做法。2002年以来,'保障社会和谐,有序推动司法体制改革'成为党领导人民法院工作的新方向。而司法为民的革命传统成为当前法院工作的又一重心。

“阿云之狱”及其现实启示

"阿云之狱"是宋代极具影响力的案件,也是中国传统法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本文通过对于阿云之狱的审理过程的梳理,阐明阿云之狱在宋朝朝廷审理辩论的过程中皇帝和大臣等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其中最高统治者能够善加吸取意见,群臣对于法律知识的掌握水平较高以及对于法律及其价值相当尊重等特点,尤其值得当下借鉴。

北魏卖女葬母案之再思索

北魏卖女葬母案是《魏书·刑罚志》中所记载的一起案件。该案案情并不复杂,但却在北魏的朝堂引发了不小的争论。从群臣议论的过程及案件处理的结果当中,可以看到朝议在案件处理及案件上升为成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传统司法体制如何应对由"律所不载”而引发的疑难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