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协议对员工持续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当前,员工持续创新行为激发机制是创新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以往研究主要聚焦持续创新能力塑造或情感变化的单方面作用,综合考虑动机、情感和组织环境等多层面因素激发作用的研究较为欠缺。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利用48个企业348名员工多时点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HLM),探讨个性化协议对员工持续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跨层次分析结果表明:个性化协议对持续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创新激情在个性化协议与持续创新行为间发挥中介作用;差错管理氛围调节个性化协议与创新激情的关系,也调节个性化协议通过创新激情对员工持续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结论可为企业管理者从员工动机、情感和组织氛围等方面激发员工持续创新行为提供理论参考。

SiC超结MOSFET的短路特性研究

SiC超结MOSFET设计基于N/P柱的电荷补偿效应,在保证耐压的同时具有较低的导通损耗和更快的开关速度,因此对SiC超结MOSFET可靠性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器件工作机理,为更好地应用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基于TCAD Sentaurus模拟软件,对1200 V电压等级的传统SiC MOSFET结构和SiC超结MOSFET结构进行建模。首先对比了2种器件的基本电学参数,然后重点分析了短路特性差异,在相同短路条件下对器件内部的物理机理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SiC超结MOSFET可以有效地提高器件的击穿电压和导通电阻,同时表现出更好的短路可靠性。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的偏置电压下SiC超结MOSFET的短路特性,结果表明,随着外部施加偏置电压增加,器件的短路耐受时间减小,同时短路饱和电流也会相应增大。

福建海岛型新石器遗址出土陶片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福建平潭是华南地区新石器时期海岛型遗址的主要分布区之一,也是南岛语族从福建向南太平洋岛屿传播的关键区域。该时期典型遗址出土的陶器作为最直接的文化遗存,对于研究区域内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有重要作用。基于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福建平潭海坛岛北部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和龟山遗址出土陶片为研究对象,分别测试了10件典型陶片和52个土壤样品的地球化学元素,以此为基础分析区域内不同文化时期的史前文化交流特征。同时结合闽东沿海地区的地理环境演化和史前人类活动,探讨这一文化交流特征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①陶片化学元素组成分析显示壳丘头、龟山、东花丘3个遗址的陶土原料和产源地离散性弱,说明3个遗址在制陶取土环境上存在相似性;但龟山遗址D01号陶片化学元素组成与剩余陶片和遗址土样存在较大差异。②主成分和聚类分析结果指示出自壳丘头文化期至黄瓜山文化期平潭地区有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和文化交流增加的趋势。③海平面波动、史前人类文化的延续和陶器烧制技术的提高是福建沿海地区文化交流增加的原因。

罗源湾表层沉积物植硅体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海湾及近海沉积物中的植硅体组合是恢复河流流域古植被和古环境的有效指标,然而目前对海湾特别是半封闭性海湾沉积物中植硅体的来源和迁移规律的了解还十分有限。通过分析罗源湾表层沉积物的植硅体组合、浓度和不同类型植硅体的分布规律,揭示海湾中植硅体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罗源湾表层沉积物植硅体浓度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浓度高值区出现在海湾西北部和中部等沉积环境稳定的区域,东部和南部等水动力较强的区域不利于植硅体沉积。海湾中不同形态的植硅体呈现出特定的分布规律,较小的短鞍型主要分布在沉积环境较为稳定的海湾西北部,而扇型和长方型等较大的植硅体主要分布在海湾中部和东部可门口等水动力较强的区域,河流输入和海湾水动力及其形成的沉积环境可能是影响罗源湾表层植硅体分布的主要因素。海湾植硅体的现代沉积过程研究将有助于提升利用植硅体重建古气候与古环境的准确度。

画眉草亚科和芦苇短鞍型植硅体形态对比

植硅体是一种新兴的植被、环境和气候代用指标,被广泛应用于古生态学和考古学中,其作为古植被和古气候指标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植物植硅体形态研究。例如,画眉草亚科(Eragrostoideae)植物和芦苇(Phragmites australis)均能发育成形态和大小相近的短鞍型植硅体,迄今为止有关其详尽的形态对比研究比较少。本研究描述了5种画眉草亚科植物和芦苇的茎叶和花穗产生的短鞍型植硅体的形态,并测量了植物不同部位产生的短鞍型植硅体的长度和宽度。结果表明:除小画眉草(Eragrostis minor)花穗短鞍型植硅体无凹边外,大部分短鞍型植硅体形态相似;进一步引入形态参数区分,画眉草亚科植物茎叶短鞍型植硅体的底长平均为(11.9±2.3)μm,鞍长平均为(8.1±1.9)μm,宽度平均为(12.2±2.7)μm,芦苇茎叶短鞍型植硅体底长平均为(11.9±2.2)μm,鞍长平均为(7.9±1.1)μm,宽度平均为(11.2±1.6)μm,表明画眉草亚科植物和芦苇茎叶的短鞍型植硅体形态测量数据重合,且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然而,小画眉草花穗短鞍型植硅体底长平均为(8.3±1.0)μm,鞍长平均为(5.3±1.0)μm,宽度平均为(6.3±1.0)μm,远小于芦苇,因此可以将具有这种形态特征和参数的短鞍型植硅体划分为画眉草亚科。本研究旨在探索两种亚科植物短鞍型植硅体的区别,完善其在地层或沉积物中的鉴定,这对提高植硅体的古植被和古环境重建精度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5052铝合金阳极氧化料基材边部“发白”分析及对策

5052-H32阳极氧化料边部发白是氧化料基材生产中一个比较难彻底解决的问题。针对5052-H32铝合金基材边部发白部分,采用粗糙度仪检测表面粗糙度,采用金相显微镜观察缺陷微观形貌并选用扫描电镜进行形貌分析和能谱化学成分分析。分析发白色差部分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实际生产情况以及实验进行验证。通过对卷材存放条件、轧制油品、清洗过程以及退火工艺等方面的改进,使双边部发白色差缺陷卷出现的概率大幅降低,效果显著,基本解决了发白色差对氧化料生产过程的影响。

坐标机测量超声波探伤试块法测量结果不确定度分析

超声波探伤试块是用于校准超声探伤设备常用的一种计量器具。本文介绍了采用三坐标测量机对超声波探伤试块进行误差校准的方法,并对该方法进行了不确定度的分析,得出U=0.013 mm,k=2。

不同茶树品种鲜叶多糖的理化性质和抗氧化活性比较研究

选取来自同一茶园且具有代表性的黄金桂、铁观音、祁门种、六堡茶、大红袍、槠叶齐、龙井43、白叶1号、中黄1号和福鼎大白茶10个茶树品种鲜叶为原料,直接进行微波干燥固样,通过水提法制备10个不同茶树品种的多糖,采用化学分析、高效液相色谱、红外光谱、凝胶色谱层析、扫描电镜、测量粒径和Zeta电位等方法比较分析10个茶多糖的主要理化性质,并测定其1,1-二苯基-2-苦肼基(DPPH)、2,2’-联氮-双-3-乙基苯并噻唑啉-6-磺酸(ABTS)自由基清除能力和铁离子还原能力等体外抗氧化活性。理化性质结果表明,茶多糖是一类水溶性的酸性糖蛋白,主要由糖醛酸、中性糖、蛋白质和多酚构成;10个茶多糖的单糖组分主要由半乳糖醛酸、葡萄糖、半乳糖和阿拉伯糖组成;主成分分析(PCA)表明,白叶1号和龙井43与其他茶树品种在多糖的基本组成上具有较大差异。体外抗氧化研究表明,不同茶树品种多糖的体外抗氧化能力存在显著差异,但均随其浓度增加而呈线性增加,其中白叶1号多糖的抗氧化活性整体表现最为优异。理化性质与抗氧化活性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不同茶树品种多糖的抗氧化能力可能与其所含的多酚和蛋白质含量有关。

福建汀江流域新石器—青铜时期聚落遗址分布特征及其环境背景

加强区域文化与环境演变之间的关系研究对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文明进程、发展规律及其对于环境变化的响应具有重要意义。汀江流域是客家文化的分布集中区之一,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东南海洋文明的交融区,在研究文化的传承、融合和衍替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本文整理了汀江流域新石器时期到青铜时期574处聚落遗址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探究了该区域聚落遗址点的分布特征,分析了各自然地理因素对遗址分布密度的影响程度以及与环境演变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汀江流域新石器时期和青铜时期聚落遗址主要分布在200~500 m的高程范围内;新石器时期遗址在坡向分布上以偏北为主,青铜时期以西和西南为主;两个时期遗址在坡度选择上偏好于3°~7°之间的缓坡;在濒河性方面,各时期遗址均具有逐河而居的特征。(2)在地理探测过程中,自然因素不同的分类办法、分类数量以及不同地理因素对遗址分布的决定力q值产生不同的结果。任意两个地理变量的交互作用对遗址分布所产生的q值,都要大于其中某一变量的作用,表明古人类聚落选址是考虑各自然因素的综合决策结果。(3)区域地貌特征是影响流域聚落遗址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多数遗址分布于流域内的河谷地貌区内。在以全新世“大暖期”为基调的气候背景下,区域气候存在冷暖交替变化特征,这与汀江流域以及福建地区新石器时期以来的人类活动、文化演替等具有密切联系。研究初步建立了区域文化发展序列,并为揭示史前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闽江流域史前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影响因素

闽江流域是我国东南沿海史前文化遗址的主要分布区之一,是我国海洋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区域内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存为该地开展史前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本文系统整理了闽江流域旧石器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遗址,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与区域环境演变的关系。研究表明,闽江流域旧石器时代至战国—秦汉时期,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呈现出“喜高—下山—临江—向海”的总趋势。具体表现为:(1)除旧石器时期外,不同时期聚落遗址的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均呈正相关。海拔分布高度逐渐降低,坡度选择以<3°的平缓地形为主,距河距离逐渐扩大,自然环境对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的制约度逐渐减小。(2)不同阶段的遗址主要分布在既靠近水源又便于抵御洪水的河流阶地上。闽江流域上、中游多山地丘陵,受河流侧向侵蚀与堆积,形成适于古人生存的宽谷和阶地,遗址多沿河流分布;下游史前遗址的空间分布,除受到河流展布影响,还随区域海岸线变迁和海平面波动发生变化。(3)遗址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古人类生产力水平和自然环境变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其中秦汉之后遗址数量的骤降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影响的结果。(4)闽江流域的人类活动在全新世早中期,受地形和环境因素影响,生产方式以采集、渔猎为主,耕作农业零星分布。在全新世晚期,有意识的耕作农业生产方式占据主要地位,尤其是距今2 ka左右,区域海平面逐渐趋于现代海平面,稻作农业逐渐成为该流域主要的农业生产方式。

闽江下游黄岐屿遗址的光释光测年

为了更好地理解闽江下游的连江县黄岐屿遗址的环境背景和考古年代,在已有AMS14C年代学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黄岐屿遗址的T2剖面进行年代学样品采样,在室内运用中颗粒石英的单片再生剂量法进行光释光年代学研究。结果表明:黄岐屿遗址地层的OSL埋藏年龄范围为8.5±0.5-4.4±0.2 ka,属于早-中全新世阶段的沉积/文化地层。其中2019118样品的年龄为4.4±0.2 ka,属于昙石山文化,与AMS14C年龄相当;2019117样品年龄为5.7±0.3 ka,可能存在年龄的高估;2019119样品的年龄为8.5±0.5 ka,受采样环境的影响,该地层的OSL埋藏年龄可能指示遗址底界的最大年龄。对比黄岐屿遗址所在的福州盆地地貌和环境演化过程以及区域史前人类活动发现,该遗址对应6 500-4 000 a B P的大暖期气候和相对高海面时期,该时期福州盆地发育了众多的同时期的史前遗存,区域内产生了繁荣的昙石山文化和昙石山下层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4.2-4.0 ka气候突变的冷事件、4 000-3 000 a B P太平洋两岸热带-亚热带地区的气候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北方吴越文化的侵入可能是造成该遗址缺失后续文化遗存的原因。

槽栅型SiC MOSFET器件单粒子响应特性研究

利用TCAD Sentaurus模拟仿真软件,研究分析了三种不同结构的槽栅型1200 V SiC MOSFET单粒子响应特性,器件包括传统单沟槽MOSFET、双沟槽MOSFET和非对称沟槽MOSFET结构。仿真结果表明,双沟槽MOSFET的抗单粒子特性优于其它两种结构器件。通过分析可知,双沟槽MOSFET结构的优越性在于有较深的源极深槽结构,有助于快速收集单粒子碰撞过程产生的载流子,从而缓解大量载流子聚集带来的内部电热集中,相比其它两种结构能有效抑制引起单粒子烧毁的反馈机制。

多频飞行时间相机实时深度补偿算法研究

针对多频飞行时间相机在曝光时间内物体运动以及相位融合中产生的偏差,提出一种基于光流以及空间核密度估计的实时补偿算法。首先获取原始的多频相位图像,计算出不同频率之间的相对光流,获得每种频率下的补偿相位;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频率的相位做出可信度假设并利用空间核密度估计对其进行排名,获得最终的相位融合图并生成对应的深度图。实验部分,使用Kinect V2相机获取的原始多频相位图对算法进行验证,同时利用GPU进行并行加速;结果表明该算法可以实时对物体平行于光轴运动的相位融合偏差进行补偿,有效地提高了深度图像的精度和稳定性。

汽车内饰材料雾化测试中重量法和反射法结果相关性研究

为验证雾化测试的两种方法是否存在相关性,根据ISO6452-2007标准测试一批汽车内饰材料,将重量法和反射法的测试结果按材质分类统计,使用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Coefficient(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检验对测试结果分析后得出结论:发泡、毛毡、塑料、真皮材质的重量法和反射法结果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橡胶和皮革材质的两种测试方法相关性不显著。

关于布氏硬度计算公式的探讨及相关理论分析

本文从布氏硬度计算公式出发,经过相应的理论推导,将布氏硬度与压痕直径的关系转化为布氏硬度和压痕深度的关系。根据工作经验和相应的理论分析,如果布氏硬度通过测量压痕深度给出,可有效地避免一些外在因素对测量过程的影响,进而提高测量精度。

昙石山文化时期种植农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基于昙石山遗址的植硅体证据

昙石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东南沿海的代表性文化之一,长期以来由于植物大遗存证据的匮乏,研究者对昙石山文化种植农业的面貌一直缺乏了解。继2019年在闽江下游流域的白头山遗址首次发现昙石山文化时期稻旱混作的植硅体证据后,为进一步了解种植农业在该时期的发展以及传播情况等问题,我们对昙石山遗址2004年和2009年两次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四份来自该时期三个遗迹的土壤样本进行植硅体分析,其结果同样发现了水稻和黍类作物种植的证据。研究昙石山文化时期种植农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了解福建地区在稻、黍类作物向台湾地区、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地区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也为了解昙石山文化后期的演变和去向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影响1100铝带材织构及制耳的关键因素

介绍了“1+4”热连轧生产1100铝圆片料的主要流程以及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通过调整化学成分、均匀化工艺、终轧温度及加工量,对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结构和制耳情况演变进行了研究,找到了1100铝圆片产品制耳率偏大的原因,最终制定了符合客户使用要求的生产工艺。实验结果表明:在1100合金中,增加热轧均匀化温度和提高热轧终轧温度,坯料组织可达到完全再结晶状态,为后续的成品退火提供了更加细小的形核中心,有利于制耳率的降低。同时适当增加Fe含量、降低Si含量及增大加工率均有利于制耳率的降低。

全新世中期郑州地区古代农业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郑州地区地处中原腹地,是我国旱作农业起源和稻作农业早期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区域性系统植物考古研究较少,目前全新世中期郑州地区古代农业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仍不清晰。文章在郑州地区选择位于不同地貌部位、不同等级规模的13处裴李岗-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系统采样,通过植硅体分析和AMS 14C测年,揭示出郑州地区在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中晚期均属于以黍为主的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其形成得益于全新世适宜期暖湿气候下的稻作北传。裴李岗时期,黍粟旱作分布在浅山丘陵区的黄土台塬沟谷地带,稻-旱混作仅存在于冲积平原,农业模式的选择主要受地形和水文因素影响;仰韶中晚期,粟和稻的比例显著提高,稻作不再局限于冲积平原和大型聚落,在台塬沟谷和中小聚落也有分布,标志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和作物结构的优化,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开始打破自然条件限制,为郑州地区农业社会的建立和文明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植硅体14C测年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

文章回顾了植硅体14C测年发展的历史,对当前其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述,对近年来其研究的争议进行了梳理。植硅体测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如污染和老碳效应等)在其他材料测年过程同样存在,不能基于少量现代植物植硅体测年的异常数据而完全否定其意义。大量的测年数据显示,并不是所有的植硅体年代都偏老,相反地层中的植硅体年代与同层位其他材料的年代重合或接近。因此,在一些缺少其他有机质测年材料的地层,植硅体14C测年仍然是一种极具潜力的年代学方法,在构建一些重要环境和考古文化时间标尺上将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闽江下游白头山遗址稻旱混作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稻作和旱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植物考古和农业考古研究中的热点,闽江下游地区农业开始的时间及其发展过程对农业向南及向台湾传播的路径和时间研究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缺少详细的植物考古学工作,迄今为止关于该地区稻作和旱作农业开始的时间仍然是不清楚的。文章对闽江下游新发掘的闽侯县荆溪镇白头山遗址进行了系统的采样,通过考古学研究和14C测定确立了年代框架,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植硅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白头山遗址主要包含闽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末期的遗存(约5000~3000 cal.a B.P.),该遗址中植硅体类型丰富,自昙石山下层文化时期至黄瓜山文化时期,均发现有水稻特征型植硅体,黍子稃壳植硅体首次出现于昙石山文化层,说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稻作农业已经传播到了闽江下游,距今4700年左右的昙石山文化时期地层中黍子的出现则说明旱作农业的传入,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原始农业格局。结合闽江流域及台湾地区其他的植物考古学工作,认为闽江是稻旱农业向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研究结果为深入了解闽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构特征提供新的认识,为稻旱混作农业南传的时间及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