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空气捕集二氧化碳技术研究进展

直接空气捕集(DAC)二氧化碳技术作为负碳排放技术的一种,可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是一项极具发展前景的碳捕集技术。本文简述了DAC的发展历史与现有DAC项目的运行及发展情况,介绍了碱性氢氧化物溶液、胺溶液、氨基酸盐溶液/BIGs与碱度浓度变化四种液体DAC技术,以及固体碱(土)金属、固态胺、金属有机框架MOFs材料及变湿吸附等固体DAC技术。对各种DAC技术的工艺流程及相关设备进行了综述,详述了各种DAC技术的原理、二氧化碳捕集方法及吸附/吸收剂再生方式,重点分析了每种DAC技术在吸附/吸收剂性能、再生温度、再生能耗及循环稳定性等方面的优缺点。指出需进一步研发低成本、高吸附/吸收性能且循环稳定性好的DAC吸附/吸收剂,优化或开发吸附/吸收剂再生工艺,同时开发适用于DAC技术的过程强化技术,为DAC的后续规模化与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基于SF_(6)/Ar的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干法刻蚀β-Ga_(2)O_(3)薄膜

使用SF_(6)/Ar混合气体作为刻蚀气体,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ICP)刻蚀方法,研究了不同激励功率和偏置功率对Ga_(2)O_(3)薄膜刻蚀速率的影响以及不同刻蚀时间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并观察了光刻胶的损伤情况以调整刻蚀工艺参数。实验结果表明,适度地增大激励功率和偏置功率可以提高刻蚀速率;合适的刻蚀时间可以在得到低粗糙度表面的同时不会过度损伤光刻胶掩膜。通过优化工艺参数,在激励功率为600 W、偏置功率为150 W、刻蚀时间为17 min下,可得到30 nm/min的Ga_(2)O_(3)薄膜刻蚀速率,刻蚀表面的垂直度高、粗糙度低,同时光刻胶掩膜形貌完好。

基于地基遥感和地表原位测量技术研究合肥地区大气温室气体变化特征

基于地基傅里叶变换红外遥感和地表原位测量两种观测技术研究了合肥市2016—2017年两年间大气CO_(2)和CH_(4)浓度的变化。观测结果表明:合肥地区大气中CO_(2)和CH_(4)浓度都有着明显的季节变化,其中CO_(2)浓度在2016年8月呈现一个极小值,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逐渐增加,到2017年4月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下降,在2017年9月初又达到另一个极小值;而CH_(4)在夏季和初秋浓度较高,冬季和初春浓度较低。2016年地基遥感测量XCO_(2)和XCH_(4)月均值的季节幅值分别为5.96×10^(-6)和0.047×10^(-6),而原位测量的CO_(2)和CH_(4)浓度月均值的季节幅值分别为31.46×10^(-6)和0.26×10^(-6),约为地基遥感测量对应值的5倍。对合肥站点大气CO_(2)与CO、CH_(4)与CO_(2)分别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到地基遥感测量的秋季XCO_(2)与XCO的相关系数R为0.75,XCO_(2)/XCO的值为79.5,强的相关性说明合肥地区秋季CO_(2)和CO多来自于同一个排放源。另一方面,地表原位测量的冬季CO,与CO、CH_(4)和CO_(2)的相关系数R均为0.80,CO_(2)/CO的值为52.2,CH_(4)/CO_(2)的值为0.0036,气体之间强的相关性说明合肥站点冬季人为排放是CO_(2)的主要来源,并且CH_(4)与CO_(2)部分来源于生物质燃烧。

基于DE-SARIMA方法的机组产出量预测

获得高精度机组产出量预测是维持钢铁企业库存量合理稳定的前提。受生产环境复杂多变和市场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机组产出量表现出一定波动。为此,提出基于差分进化——季节性自回归整合移动平均(DE-SARIMA)的机组产出量预测方法。为提高预测精度,设计带有分段迭代自适应变异策略和DBSCAN选择策略的DE算法对SARIMA模型的参数进行寻优。采用实际生产数据进行测试,验证了所提方法的有效性。

中低位直肠胃肠间质瘤伊马替尼术前治疗的疗效分析

目的探讨伊马替尼术前治疗联合外科手术治疗中低位直肠胃肠间质瘤(GIST)的疗效。方法2005年1月~2021年12月本院收治经术前伊马替尼治疗的原发性中低位直肠GIST病人18例,统计其性别、年龄和首发症状;对术前治疗前后肿瘤直径、肿瘤下缘距齿状线距离,术前治疗疗效、是否完整切除、是否保肛、术后并发症以及短期和长期预后进行分析。结果6例病人首发症状为便血,4例为腹泻便秘,3例为肛门胀痛,3例为体检发现,2例为下腹部疼痛。术前伊马替尼治疗前、后肿瘤最大径分别为(7.5±2.9)cm和(4.6±2.0)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肿瘤下缘距齿状线距离术前治疗前、后分别为(3.2±1.5)cm和(4.3±1.5)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全组病人术前治疗后均达部分缓解,获最大疗效中位时间为6个月(3~10个月)。18例病人均达R0切除,保肛率为83.3%。全组病人无围手术期死亡,术后住院时间为(9.0±2.5)天。术后3例发生并发症,经保守治疗后均好转。18例病人术后均继续行伊马替尼治疗,1年、3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100.0%和87.8%。结论中低位直肠GIST病人行伊马替尼术前治疗耐受良好,利于肿瘤降期,增加完整切除率。

合并COPD的BPH患者尿流动力学特征研究

目的探讨BPH合并COPD患者的尿流动力学特点。方法选择78例BPH患者,分为合并COPD的BPH组(43例)和无合并COPD的BPH组(35例),分别检测2组患者的前列腺体积和尿流动力学参数。结果与无合并COPD的BPH组患者相比,合并COPD的BPH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降低、最大尿流率时的逼尿肌压下降、膀胱收缩指数减少(P均<0.05)。2组BPH患者的年龄、前列腺体积、残余尿量、尿道阻力因子、梗阻指数压力和膀胱出口梗阻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合并COPD的BPH患者具有膀胱逼尿肌收缩乏力的尿流动力学特征。

内侧前额皮层−伏隔核环路在决策冲动中的作用:基于动物模型的研究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行为控制不足与决策冲动密切相关,后者受内侧前额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与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NAc)调节。为调查ADHD决策冲动与mPFC-NAc间功能耦合的关系,研究采用ADHD模型SHR(spontaneously hypertensive rat,SHR)大鼠,结合延迟折扣任务和在体电生理,研究发现,与对照Wistar(WIS)大鼠相比,SHR大鼠对延迟大奖赏的选择百分比降低;WIS大鼠mPFC-NAc的Theta频段相干值表现为延迟选择时显著大于立即选择时、首次选择时大于连续选择时、转换试次时大于连续试次时,而SHR大鼠在上述条件均低于WIS大鼠。回归分析发现mPFC-NAc的相干差值与延迟大奖赏选择率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mPFC-NAc间功能联系减弱是ADHD决策冲动缺陷的重要环路基础,该缺陷与其深度信息加工以及策略转换能力受损有关,扩展了ADHD决策冲动的认知和神经机制的认识。

基于马尔可夫相似性增强和网络嵌入的社区发现

社区结构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各种复杂网络中,是网络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社区发现算法可以识别网络中的有用信息,有助于分析网络的结构和功能,被广泛应用于社交网络、生物和医学等领域。文中针对目前基于局部相似性的复杂网络社区发现算法精确度不高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马尔可夫相似性增强和网络嵌入的社区发现算法。首先,受马尔可夫链思想启发,提出了一种马尔可夫相似性增强方法,通过对初始网络的马尔可夫迭代状态进行转移,来获取稳态的马尔可夫相似性增强矩阵,根据马尔可夫相似性指标对网络进行初始的社区划分。然后结合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网络嵌入,提出了一种新的社区相似性指标,将初始社区结构中的小社区与其连接紧密的社区合并,得到网络社区结构。在7个真实网络和可变参数的人工网络上,通过与其他5个知名社区发现算法的比较,证明了所提算法具有良好的社区发现效果。

瑞派替尼治疗晚期胃肠间质瘤疗效与安全性分析: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目的探讨应用瑞派替尼治疗复发转移或不可切除的胃肠间质瘤(GIST)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4月至2023年1月间湖北省三家医疗中心应用瑞派替尼治疗的晚期GIST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诊疗情况,包括治疗线数、疗效、停药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等。结果共纳入29例晚期GIST患者,服用瑞派替尼时的中位年龄60(28~85)岁。瑞派替尼作为四线治疗15例,三线治疗11例,二线治疗3例。29例GIST首次评估中,获部分缓解(PR)5例,病情稳定(SD)16例,疾病进展(PD)8例,客观有效率(ORR)为17.2%,疾病控制率(DCR)为72.4%。共25例患者发生不良反应,其中1~2级不良反应23例,3级不良反应2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7.9(1.1~23.3)个月,14例患者死亡。全组患者1年总生存率(OS)为56.4%,1年肿瘤相关生存率(CSS)为62.1%。11例患者停药,1例因消化道出血停药,10例因经济原因停药,其中4例出现疾病进展后医师建议加量服用瑞派替尼,患者选择停药。相较于停药患者,持续用药组患者1年OS率(69.6%vs.36.4%,P<0.01)、1年CSS率(80.4%vs.36.4%,P<0.01)均显著延长。结论瑞派替尼可以有效控制一线或多线治疗失败的晚期GIST疾病进展,且不良反应轻微、患者耐受性好。相较于停药患者,持续用药组患者具有更显著的生存获益。

亚热带退化森林不同恢复方式对土壤团聚体胶结物质及稳定性的影响

退化森林的恢复一直是林业和生态学研究的热点。良好的森林土壤结构有助于林木生长发育,作为土壤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土壤团聚体组成和稳定性是衡量土壤肥力和质量的重要指标,其团聚结构的形成依靠土壤胶结物质。然而,土壤胶结物质与团聚体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尚不确定。为探明亚热带退化森林的不同恢复方式对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以自然恢复的次生林为对照(CK),选取了亚热带三种常见的人工林:一代杉木林(P1)、二代杉木林(P2)和黄山松林(P3),测定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及其胶结物质的含量,并分析了各胶结物质对团聚体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森林恢复方式显著影响了土壤pH值、碳氮比、速效磷含量、团聚体的组成和稳定性。所有森林类型中,三种人工林的团聚体稳定性显著高于CK,P2的大团聚体所占比例最大,团聚体稳定性最高。恢复方式显著影响了土壤游离氧化铁含量、菌根密度和易提取球囊霉素相关土壤蛋白(EEG)含量。团聚体稳定性与游离氧化铁含量、菌根密度呈正相关,但与EEG含量呈负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亚热带退化森林的人工恢复比自然恢复更有助于增强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土壤游离氧化铁、菌根密度和EEG是显著影响团聚体稳定性的胶结物质。

基于双激光雷达的带式输送机煤流量检测系统

带式输送机煤流运输过程中由于堆积角的存在,使得煤流形状呈近似三角形,易出现检测盲区。针对该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双激光雷达的带式输送机煤流量检测系统。将2个单线激光雷达分别放置在带式输送机上方左右两侧,各测量半个区域内的煤流外轮廓特征点,通过融合算法对左右区域内的煤流外轮廓特征点进行融合,再通过最小二乘多项式拟合算法解算出整个区域内的煤流外轮廓,从而实现对煤流轮廓的无盲区测量。使用光电编码器实时检测输送带运行速度,采用梯形面积累计法计算煤流断面面积,采用面元积分法计算带式输送机的煤流量。现场试验结果表明:无煤料偏置时,单/双激光雷达扫描结果基本一致,系统测量误差为2%~3%,满足煤流量检测要求;有煤料偏置时,基于单激光雷达的系统误差较大,无法满足煤流量检测要求,而基于双激光雷达的系统测量误差依然能够保持在2%~3%。提出了单/双激光雷达选择判据,得出存在煤料偏置或大块煤料的工况下,基于双激光雷达的带式输送机煤流量检测系统更加适用。

煤炭快速定量装车站精准装料控制系统设计

为解决目前定量装车站存在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不高、人工操作强度大、装车效果不精准等问题,设计了一种快速定量装车站的精准装车系统,该系统包括车厢编号获取的控制技术、定量仓阀门控制技术以及溜煤槽控制技术。通过可编程控制器PLC对不同设备进行信息采集与处理,实现设备的控制,完成快速定量装车站精准装车。并设计出一套车厢残余煤炭量检测方法,主要是通过二位激光雷达扫描待装车厢的内表面并生成点云数据,对点云数据处理得出车厢内煤炭的三维图像,图像进行滤波处理后得出车厢内残余煤炭质量,实现非接触称重。最后,在国家电投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矿对快速定量装车站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该研究内容可为露天矿火车快速定量装车系统研发提供依据。

突发性耳聋合并耳鸣患者疾病不确定感与心理痛苦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究突发性耳聋合并耳鸣患者疾病不确定感与心理痛苦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2年6月本院收治的145例突发性耳聋合并耳鸣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患者进行调查,分析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心理痛苦的相关性。结果不同文化程度、听力受损程度、耳鸣主观分级突发性耳聋合并耳鸣患者中文版疾病不确定感患者量表(mishel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 for adults,MUIS-A)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137例突发性耳聋合并耳鸣患者DT得分为(6.20±1.45)分,其中74例(54.01%)处于中度痛苦,58例(42.34%)处于重度痛苦。低文化程度、听力受损程度严重、耳鸣主观分级较高、DT得分较高均是影响突发性耳聋合并耳鸣患者疾病不确定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突发性耳聋合并耳鸣患者疾病不确定感(MUIS-A总分)与心理痛苦(DT总分)呈正相关(r=0.483,P<0.05)。结论心理痛苦对突发性耳聋合并耳鸣患者疾病不确定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临床工作者可通过降低患者的心理痛苦来降低疾病不确定感。

2021V1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胃肠间质瘤诊疗指南更新解读

胃肠间质瘤(gastrointestinal stromal tumor,GIST)是胃肠道最常见的间叶源性肿瘤。近20年来,随着对GIST生物学行为认识的不断深入,靶向药物的广泛应用,以及分子病理学、影像学及外科手术等的进步,基于多学科诊疗模式下的GIST全程化管理显著改善病人预后[1]。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制订的《NCCN肿瘤学临床实践指南》是全球肿瘤临床实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指南之一。

欧洲大国介入印度洋:特点、动机及影响

近年来,欧洲大国明显加大介入印度洋局势,纷纷推出本国“印太战略”,在印度洋地区加强军力部署和安全介入,加大区域机制参与力度,深化海上安全合作,旨在扩大自身经济利益、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助推大国战略。欧洲大国的介入导致印度洋地区进一步军事化,扩大了印度的战略优势,协同了美国的“印太战略”。上述政策也面临一系列制约,包括资源投入有限、多个战略方向难以兼顾、战略协调成效不足、各战略支点面临复杂挑战等。因此,短期内欧洲大国在印度洋地区将难有大的作为,虚实结合的综合策略会得到更大重视,扶持印度来维持地区均势将成为欧洲大国的主要策略。

印太背景下的印美海上安全合作:进展、影响与对策

印太战略是“重返亚太”的继承与发展,但其实质政策内涵仍处于演化之中。印太背景之下的美印两国进一步加强了双边或多边海上安全合作:双方高层特别是海军高层互访频繁,战略沟通进一步机制化;两国海军演习继续推进,双边与多边并举,特别侧重美印日三边合作;两国防务关系包括海军合作发展迅速。尽管如此,印太背景下的美印在海上安全领域仍有明显分歧:在印太的地理范围上,印度实际上更重视在印度洋的优势地位,美方则将印太局限于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地区;在主导机制上,印度有意淡化美日印澳四国协调机制,与美方存在差异;在政策方向上,印度更愿意凸显印太的“包容性”;在外交姿态上,美印的对俄与对华态度也有明显差异。印美海上安全合作进一步提高了印度的战略地位,扩大了两国战略机动空间;有利于印度增强海上安全实力特别是在东方水域的地缘优势;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复杂性并恶化了南海局势。中方可采取积极发展中印关系,稳妥应对南海争端,对不同版本的印太政策采取差异化策略,积极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综合措施,应对印太战略的挑战。

中印海洋安全互动:共同利益、分歧与对策建议

中、印两国同为新兴海洋大国,在全球与地区海洋问题上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双方在海洋领域的互动也成为地区安全的重要元素,对各自的海权发展有重大影响。两国在海洋安全领域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各种分歧。两国的共同利益包括:保持海上通道畅通,维护印度洋地区的总体稳定并化解风险,强化海洋治理,维护海洋秩序,发展蓝色经济等。中、印之间也有一系列矛盾和分歧: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提升影响力存在过度的焦虑,对中国海权发展,特别是与印度洋地区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疑虑很大。印度介入南海态势引起中方疑虑,大国势力挑动也成为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印度海洋安全战略对中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印度提升海上实力可能对中印关系形成挑战,牵制并排挤中国,使南海问题复杂化;同时,有助于缓解印度洋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局势,对中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对此,中国应全面提高认识,妥善应对:应积极培育共同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加强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加强对话交流,避免战略误判;有效处理海上分歧,缓和争端;在海洋领域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借鉴印度经验,稳健推进中国的海权建设。

印度海洋安全环境:新变动与新挑战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深受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后者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动性。近年来,印度海洋安全环境变动加速,主要涉及四方面:首先是印度洋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其次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大国角逐等传统安全问题回归;再次是非安全问题的战略重要性凸显;最后是地区治理结构破碎,多个海洋合作倡议呈竞争性发展,不确定性加大。这些环境变动促使印度对其海洋安全战略进行了较大调整,包括持续更新战略文件;积极确立新型海上安全观,主动回应新型特别是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进一步细化各子战略,全面回应新的海洋安全环境;积极推动海军国际交流合作,援引外力提升本国安全。

印俄海上安全合作的进展与困境

印度和俄罗斯建立了密切的双边海上安全合作,覆盖了军备合作、技术与培训合作、联合演习和机制性对话等。这是俄罗斯牵制美国战略进逼的重要手段,是其重返印度洋并提升地区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还带有稳定乃至锁定印俄关系、把握军火贸易大单、全面开拓印度军火市场的经济考虑。这一合作也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要一环,是其平衡对美、对华关系并从中扩大自主空间的重要元素,更是加强军备建设的重要推力。两国合作也面临各种机制性的问题,包括军备合作上的障碍,美印关系和巴俄关系的持续制约,以及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实效有限、进展缓慢等。

印度海权发展中的安达曼·尼科巴因素:现状与影响

印度是新兴海权国,位于东方水域的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对印度提升地区战略优势、维护外贸与能源供应安全等均有很重要的作用。印方认为这一地区既有大国角逐等传统安全风险,也有非法武装人员渗透、偷渡、武器走私、毒品贩卖、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挑战。21世纪以来,印方多次升级在该地区的安全部署,推出了三军演习、国际联合演习、国际联合巡逻等影响较大的安全行动,扩大了印度海权的战略空间,密切了与美日等大国的关系,提升了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协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压力。尽管如此,印方对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未来定位仍有众多不确定性,其未来发展取决于优先推动当地经济开发和优先提升安全力量部署这两种策略的动态组合。中方的应对策略应将冷静观察与软性参与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