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九歌》的诗体特征与屈原的独特贡献

楚辞《九歌》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诗体发展的一大飞跃。它以其独特的句式组合与章法结构,形成一种有别于《诗经》四言诗完全不同的诗体,展现了独特的节奏韵律之美。楚辞《九歌》是楚国王室的祭祀乐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了《九歌》的创作,并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将其提升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艺术典范。

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

《尚书·洪范》号称中国古代的“治国大法”,据说最初是由上天赐给大禹的,夏商两代世世传承,在周初由箕子口述记载下来。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是战国以后所作,由此解构了它的经典价值。但是通过考古发现,近年来学界已经重新认识到传统说法的可靠,无论是《洪范》本身的内容,还是“五行”“五纪”“稽疑”“庶征”等观念的产生,都证明它与夏商两代文化思想紧密相关。从《洪范》一文简洁的表述、明晰的文本形态来看,它经过了商周史官的精炼加工,具有中华文明早期书写的鲜明特点。这说明以“尊天”“敬人”“道德垂范”为核心思想的“洪范九畴”,的确是自夏商两代以来先民们总结出来的治国要义,也是后世君王必须遵守的治国准则。而古人之所以将其说成是天赐大禹,它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王权国家得以成立的文化思考,代表了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殷切期望,因此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也是其成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所在。

《春秋》的“早期书写”特征与中国史学精神

作为中国现存传世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虽然仅有2万余字,以极其简要的文字辑录了春秋时期242年的历史大事,但是因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内容,被列入儒家“六经”。它以“元年,春,王正月”为开头的大纲式书写,包含了自三代以来形成的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意识。《春秋》简明扼要的书写形式,包含着中华民族从早期书写中所积累的丰富的写作经验,在长久的实践中所形成的高度的思想认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它那“笔则笔,削则削”的书写原则和文字技巧,蕴含了丰富的《春秋》大义,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史学精神。

多维度提升新时代高校中层干部胜任力

作为高校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高校中层干部群体需要适应新形势,不断提升胜任力来推动高校的发展,为实现民族复兴、推进“双一流”建设和高校内涵式发展作出贡献。针对目前胜任力提升存在的问题,高校中层干部既要加强理论学习,坚定信念,也要提高才能和道德修养,更要加强教育培训,从政治方向、自身努力、智力保障等方面全面提升自身的胜任力。

脂肪干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共培养复合脱细胞基质材料修复兔尿道缺损的实验研究

目的本实验拟探讨应用脂肪干细胞(adipose-derived stem cells,ADSCs)和血管内皮细胞(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VEC)体外共培养,联合脱细胞基质材料构建人工尿道修复兔尿道缺损的效果。方法体外分离培养、扩增获得兔脂肪干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分别将ADSCs、VEC以及二者共培养细胞群与脱细胞基质结合。将48只雄性成年新西兰兔阴茎腹侧尿道制作成缺损长度为2.0 cm的动物模型,然后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无细胞对照组:单纯应用异种脱细胞基质修复组。ADSCs组:脂肪干细胞复合异种脱细胞基质手术修复组;VEC组:血管内皮细胞复合脱细胞基质手术修复组;ADSCs与VEC共培养组:ADSCs与VEC共培养后复合异种脱细胞基质手术修复组。分别于术后第1周、2周、4周、8周取各组实验动物的重建尿道组织,进行组织学及免疫组化观察分析。术后第8周观察各组动物排尿情况,记录有无尿瘘和尿道狭窄。结果体外培养扩增的ADSCs呈梭形生长,VEC形态多样,呈铺路石样;两者共培养7 d时部分细胞仍保持原有的梭形,另外一部分细胞呈多角形,巢样分布,14 d时观察可见细胞间存在许多相互连接的突触,并且部分细胞可融合成团块状。术后4周、8周分别对各组兔子尿道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分析,可见ADSCs与VEC共培养组上皮血管内皮细胞因子(VEGF)、平滑肌肌动蛋白(a-SMA)明显多于无细胞对照组、ADSCs组、VEC组。术后8周无细胞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75%(9/12),ADSCs组为41.7%(5/12),VEC组为33.3%(4/12),ADSCs与VEC共培养组为16.7%(2/12),四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914,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无细胞对照组与ADSCs与VEC共培养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3)。无细胞对照组与ADSCs组、无细胞对照组与VEC组、ADSCs组与VEC组、ADSCs组与ADSCs和VEC共培养组及VEC组与ADSCs和VEC共培养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083)。结论ADSCs和VEC经体外共培养后可作为种子细胞应用于组织工程尿道的构建和尿道缺损的修复。VEC可诱导ADSCs向上皮细胞方向转变,并增加尿道组织血管的发生。

CA125、HE4及ROMA、CPH-I值在卵巢肿瘤辅助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比较CA125、HE4及ROMA、CPH-I值在卵巢肿瘤中的辅助诊断价值。方法:分析501例卵巢肿瘤患者血清CA125、HE4水平及ROMA、CPH-I值。结果:CA125、HE4水平及ROMA、CPH-I值在卵巢肿瘤良性、交界性、恶性组水平依次增高(P<0.001)。95%特异性下,ROMA和CPH-I值在诊断上皮性卵巢癌中的敏感性均显著高于CA125(P<0.05);ROC曲线表明,HE4、ROMA和CPH-I值诊断早期卵巢癌和交界性肿瘤患者的AUC显著高于CA125(P<0.05)。ROMA与CA125、CPH-I值诊断交界性和恶性早期卵巢肿瘤敏感性相当,但显著高于HE4;HE4用于诊断早期卵巢癌的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准确性与ROMA、CPH-I相当,但显著高于CA125。结论:CA125、HE4水平及ROMA、CPH-I值对卵巢癌诊断有较高的敏感性;HE4和ROMA的诊断价值相当且优于CPH-I和CA125。

主持人语

主持人语百多年来,受"西学东渐"运动影响下的中国古代儒学文学关系研究被冷落了许多年。但无论如何,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统儒学对于中华文明的养成作用,是谁也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由此而言,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新高度来审视中国古代文化及文学研究,"儒学文学研究"这一研究领域理应受到重新重视。不过,要想在历史积淀颇为厚重的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六经”与中华民族早期知识和思想的形成

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史和物质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随着百余年来物质考古的重大发展,附着在其上的精神文明史也日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让我们了解到华夏早期的自然知识和天人观念何以形成,人文思想和艺术精神何以丰富。它们最早沉积在华夏早期物质遗存之中,展现在神话、传说等早期记忆之内,留存在彩陶、雕刻、绘画等原始艺术和符号之上,最终凝结在以“六经”为代表的早期书写里。因此,结合百余年来的考古学成果,开展对以“六经”为代表的早期书写研究,是我们进行中华民族文化探源的重要使命。

中國早期“三禮”的書寫與禮義文明建構

“禮”的傳承源遠流長,“三禮”中所描述的“禮”,不僅僅是周代之禮,更是自虞夏殷商始、甚至更爲久遠的中華古禮的總結與繼承,是自三代以來的中國早期禮學文明的歷史書寫。這使“三禮”的内容特别豐厚,是我們認識中華民族文化的淵藪。“三禮”所記載的主體雖然是周禮,但它也不是周代禮制的純客觀記載,而是在周禮基礎上的再創造,帶有很强的理想化色彩。“三禮”中包含了先秦思想家對於“禮”的深刻思考,立足於現實又要超越現實的執著的理想追求精神。“三禮”的書寫,體現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也體現了中國人的文化智慧。“三禮”是中華民族最早的禮義文明建構,到今天仍然是取之不盡的文化財富。

《尧典》何以为“典”——兼论中国早期文化记忆与经典的书写

就《尧典》的文本性质而言,它不是信史,也不是神话,而是在文化记忆基础上形成的经典。它的产生基础源自尧舜时代,是将事实的历史转化为记忆的历史,包含着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认同和后人对尧舜时代的政治想象。它最初由夏代的史官根据尧舜时代的文化记忆而生成,商周时代不断有史官的润饰和文化的累积,最后定型于孔子时代。它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文化记忆的书写与经典化过程。《尧典》之所以为"典",是因为它寄托了中华民族的社会理想——大一统之下的贤人政治。尧舜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圣人,选贤任能的禅让制也成为后世美谈。这使它不仅成为美好的文化记忆,而且是推动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的巨大文化力量。

《诗经》嗟叹词与语助词的音乐及诗体功能

《诗经》是歌唱的艺术,其语言的应用,首先是为了情感的表达和歌唱的需要。从歌唱的角度,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诗经》中的嗟叹词和语助词两大类型,它们在中国早期诗歌中均承担着重要的音乐功能和诗体功能,在声音的组合与四言诗体的建构中起着重要作用。从早期诗乐一体的角度出发研究《诗经》中的嗟叹词与语助词,不仅可以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也能促使我们对中国诗歌体式发展演变有新的认识。

加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建设和人文关怀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学遗产》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提供了一个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高端平台,扶植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引领了学术潮流,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源自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使古代文学研究从旧的阐释模式中解放出来,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

马克思主义与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传入中国,对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适应近百年来中华文化发展变化的大势,引导人们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思考,将古代文学研究的视角,由传统的重视教化之功与陶冶性情,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文学本体的认识,并建构了一个以“批判继承”为主导的阐释体系。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这对如何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学传统,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创新,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儿童腹腔镜肾盂成形术并发症的分析及处理

目的探讨腹腔镜肾盂成形术(laparoscopic pyeloplasty,LP)治疗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梗阻(ureteropelvic junction obstruction,UPJO)常见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及处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外科收治的243例行LP治疗UPJO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07例,女36例;年龄<12月龄46例,≥12月龄197例;体重<10 kg者55例,≥10 kg者188例;梗阻部位位于左侧206例,右侧37例。按术后有无并发症,将患儿分为并发症组(34例)和非并发症组(209例)进行对比分析,寻找发生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并建立临床模型预测小儿LP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危险,同时对术后并发症的处理方式进行探讨。结果本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4.0%(34/243)。按Clavien-Dindo分级系统分级:Ⅰ级12例(4.9%),Ⅱ级4例(1.6%),Ⅲa级9例(3.7%),Ⅲb级9例(3.7%)。Ⅰ级12例术后引流量较多,延迟拔除引流管。Ⅱ级4例术后出现泌尿系统感染,给予头孢类药物治疗。Ⅲa级9例中,5例拔除引流管后出现腹痛、恶心呕吐,腹部及泌尿系统彩色超声检查提示有腹腔积液及肾周积液,予行超声引导下腹部及肾盂穿刺置管;2例引流管未拔除期间出现腹痛,考虑引流管引流不畅,给予超声引导下调整引流管位置后症状缓解;2例拔除D-J管后出现腹腔积液,给予肾盂造瘘及腹腔穿刺置管引流。Ⅲb级9例中,6例术后复查确诊为再梗阻,再次行手术治疗;2例术后拔除D-J管时,进入膀胱镜发现输尿管末端水肿,D-J管未进入膀胱内,更换新D-J管,6周后再次返院拔除D-J管;1例术后肠管经原引流管位置膨出,紧急行全身麻醉下肠管还纳术。并发症组术前分肾功能<40%者占65.4%(17/26),≥40%者占34.6%(9/26);非并发症组分肾功能<40%者占73.6%(103/140),≥40%者占26.4%(37/140),两组术前分肾功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160,P<0.001)。并发症组术中有吻合口张力者占50.0%(17/34),无吻合口张力者占50.0%(17/34);非并发症组有吻合口张力者占20.6%(43/209),无吻合口张力者占79.4%(166/209),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617,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分肾功能(OR=5.17,95%CI:1.88~14.21)和吻合口张力(OR=14.34,95%CI:4.74~43.41)是LP出现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两个指标预测LP术后并发症对应的AUC分别为0.70和0.72,二者联合的AUC为0.81。结论LP治疗UPJO安全、可靠,并发症发生率低,手术成功率高。吻合口张力、术前分肾功能是LP术后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尿道下裂术后患儿尿流动力学的研究

目的评估尿道下裂患儿术后远期排尿情况。方法面访和电话随访2001年11月至2013年11月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小儿外科收治的尿道下裂术后5年以上且未满18岁的患儿,通过调查问卷和尿流动力学检查,对患儿排尿功能满意度和尿流动力学情况进行评估。结果共与158人取得了联系,获得完成全部问答的有效问卷63例,完成尿流动力学检查39例。患儿年龄6~18岁,平均10.8岁。根据尿道口位置进行分类,远段型20例(31.8%)、中段型31例(49.2%)、近段型12例(19%)。按尿道口到阴茎根部距离,将患儿分为远端型组(37例)和近端型组(26例)。排尿功能满意度调查中,85.7%(54/63)的患儿对排尿功能满意;另有14.3%(9/63)的患儿对排尿功能不满意,主要原因是尿线稍细、尿线不正及尿后滴沥。近端型组有26.9%(7/26)的患儿对排尿功能不满意者,高于远端型组的5.4%(2/37),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行尿流动力学检查的患儿,依照尿道下裂严重程度等级分为远段型组(20例)、中段型组(31例)和近段型组(12例),三组最大尿流率分别为(19.68±8.08)ml/s、(14.91±3.92)ml/s和(6.01±0.71)ml/s,平均尿流率分别为(9.58±1.56)ml/s、(8.70±0.71)ml/s和(3.85±0.64)ml/s,排尿时间分别为(18.00±12.17)s、(28.29±11.60)s和(40.50±6.36)s,达峰时间分别为(8.70±4.91)s、(13.50±5.53)s和(18.50±3.54)s,残余尿量分别为(6.25±4.37)ml、(10.43±6.10)ml和(15.30±1.19)ml,最大逼尿肌收缩压分别为(27.50±13.03)cmH2O、(50.29±15.74)cmH2O和(96.50±35.86)cmH2O,上述指标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大部分尿道下裂患儿术后排尿功能良好,尿流动力学可以作为评价患儿排尿功能的一个客观指标。

略说吴相洲教授的乐府学贡献

相洲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乐府与唐诗,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发起组织成立了“乐府学”这一国家一级学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引领了学术潮流。相洲教授英年早逝,是古代文学界的损失,更是乐府学的重大损失。在缅怀他的同时,我们更需要了解他在乐府学方面所做的贡献。

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自觉革命——在“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学术论坛”上的讲话

尊敬的各位前辈、各位同仁、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荣幸参加中国新诗百年纪念大会这一隆重活动,作为主办单位之一,我代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向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借此机会,我想说几句心里话。第一想表达的,是我的感动和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感动.

儿童膀胱副神经节瘤一例

患儿女,11岁,2020年5月因"大小便时头痛、呕吐2年"入院。主要表现为排尿时剧烈头痛、头晕、出汗、偶有胸闷,排便时略有头痛,偶伴呕吐。不伴有血尿,无尿频、尿急及尿痛,无排尿困难,无大便干结、血便,持续数分钟后症状消失。近期无特殊用药史,无食物、药物过敏史,无家族遗传病史。体格检查示:腹部平坦、无压痛、未触及明显包块。直肠指诊膝胸位于6点位可触及直径约20 mm肿块、质硬、活动度差。体重40 kg,平素血压范围为100/65 mmHg~110/70 mmHg(1 mmHg=0.133 kPa),排便后血压范围为160/100 mmHg~170/110 mmHg,持续30 min后血压恢复正常。术前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肿瘤标志物均在正常范围内。尿香草苦杏仁酸为56μmol/24 h,尿去甲肾上腺素为310μg/24 h,尿肾上腺素为32μg/24 h,尿多巴胺为144μg/24 h,尿量为1.10 L/24 h。

Reflections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ros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

中國早期經典文本的生成問題兼談文獻學背後的學術史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在數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創造了輝煌的文化。以"五經"和"諸子"爲代表的早期經典是其重要載體之一。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觀念中,把經典生成問題看得比較簡單,大抵認爲"五經"的生成都與聖人有關,諸子百家也各有比較明確的作者。自近代以來,人們對此進行了全面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