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如何提升村居环境治理质量?

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是贯彻落实全面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战略的重要资源保障,评估其对村居环境治理质量的影响有助于科学、有效配置财政资源。本研究基于2013-2022年全国省级宏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能否及如何提升村居环境治理质量。研究发现,前者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明显,统筹整合政策有效;二者关系存在区域与政府廉洁度异质性;机制分析表明,规划建设管理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量化估计了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在村居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效应,为提高村居环境治理有效性、理顺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释放政策效能提供依据。

基层调查研究失能与矫正:基于问责与避责的逻辑诠释

大兴调研之风是党的制胜法宝和优良传统。近些年来,部分基层调研失能主要表现为内容失真、信息失全、产出失效和活动失控,调研失能将误导治理决策、增加行政成本、损害政府形象。在压力型体制中,服务于决策的基层调研同样遵循问责与避责的行政逻辑,权责配置失衡和监督机制失灵成为调研失能的主因:其一,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难以匹配基层的实际情况,信息沟通表现为单向性,上一级在调研中关注的是下级履责效率,强化其过程控制,并作为自身的避责工具;其二,纵向单维监控下的基层,通常以迎检方式应对上一级调研,理性选择避责策略,以降低治理风险的外溢概率。矫正基层调研失能,对基层中的上一级而言,主要是营造说真话、做实事的政治氛围,建立容错纠错通道,增强调研的独立性和靶向性;对下一级而言,应强化责任担当和久久为功的为官意识,同时促成调研主体多元性,以外部主体调研来检验和倒逼内部调研效能提升。

基于网络药理学分析生蒲黄-墨旱莲药对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作用机制

目的:通过网络药理学研究方法探讨生蒲黄-墨旱莲药对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的作用机制。方法:通过中药药理数据库和分析平台(TCMSP)检索药物的活性成分和靶点;在GeneCards、DrugBank和OMIM数据库检索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相关靶点;利用Venny工具找出疾病与药物的交集靶点;通过Sting数据库对交集靶点进行分析;结果导入Cytoscape 3.9.1软件进行拓扑异构分析;筛选出核心靶点并绘制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图。将交集靶点录入Metascape进行基因本体论(GO)功能分析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通路分析,得到潜在作用通路。结果:(1)药物活性成分及靶点:通过TCMSP数据库筛选出生蒲黄-墨旱莲活性成分17个、作用靶点222个。(2)疾病靶点:经GeneCards、DrugBank、OMIM数据库筛选去重后获得相关的疾病靶点4005个,将药物靶点与疾病靶点交集后共获得108个共有靶点。(3)核心靶点:通过Cytoscape 3.9.1软件筛选出核心靶点为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1(Akt Serine/Threonine Kinase 1,AKT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A、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白细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等。(4)KEGG和GO富集分析:GO富集分析确定了1772个条目(P<0.01),KEGG通路富集筛选得到195条信号通路(P<0.01),主要有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信号通路、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inducible Factor,HIF)-1α信号通路、癌症信号通路、糖尿病并发症中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AGE Receptor,RAGE)信号通路、VEGF信号通路等。结论:生蒲黄-墨旱莲治疗DR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抗炎、抗氧化、抑制新生血管生成等作用有关。

营商法治环境指数:评价体系与广东实证

营商法治环境指数是衡量营商环境的标尺,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坐标,体现"法治化"的价值导向和"以评促建"的工具理性。基于独立第三方立场,构建集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专家评议、企业满意度、公众满意度)于一体,包括营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4个维度、13项二级指标及50项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与适应性。将其运用于2017年度广东省的实证评价,结果表明,全省营商法治环境指数为0. 7441,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城市指数明显高于粤东西北地区,表明法治环境与营商存在较强的正相关。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提升营商法治环境指数,应坚持法治导向,落实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保障企业权益,将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营商法治环境的核心指标。

教育经费绩效评价:缘由、实践及推进

财政绩效评价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价值工具。作为我国政府公共财政的第一大项支出,教育经费绩效评价为化解经费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均、效益不高等矛盾,实现教育公平提供了有效手段。从近些年国内评价实践来看,存在着评价导向不明晰、体系不完善、依据不充分、主体较为单一等问题。究其原因,与我国政府绩效评价法律位阶、组织模式、技术积累以及政府信息公开程度不无关系。展望未来,应进一步明确评价的功能导向,完善指标体系,加快评价法治化进程,构建多元主导多方协同的组织模式,推动经费信息公开及开发大数据信息库等。

区域法治评价:主观评价何以低于客观评价?--以“珠三角”城市为例

“以评促建”补齐区域法治建设短板,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工具。作为层次分析法特例,将主客观指标互补互证的区域法治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于“珠三角”城市的实证中,结果显示,2015—2020年三次评价指数,主观评价均明显低于客观评价。这种现象(二者落差)将导致法治建设目标价值偏离、建设动力耗散和政府公信力弱化。究其原因,涉及历史文化、体制机制、群众认知与个体偏好等复杂因素,但主要指向法治供给与需求错位、人治观念及其惯性、群众参与机制缺失以及抽样调查的系统性误差等。基于国家发展战略中“珠三角”城市法治建设的示范性与引领性,进一步提升区内法治指数,应以群众满意度最大化为导向,科学定位法治建设目标,不断满足社会法治需求,提高法治公共产品质量。同时,要努力遏制各种形式主义,让人民群众成为法治建设的主体。

商品质量、市场信心如何影响出口绩效?——基于2013-2018年广东出口消费品企业的抽样调查

商品质量、市场信心与出口贸易关系是近些年学界及实务部门关注的热点问题。面对不断增加的国际贸易不确定性因素,落实"质量强国战略",走提质增效及可持续发展的出口贸易之路,客观上要求构建科学有效的出口评价体系。文章导入绩效评价理念,融合财务、战略、质量、信心等维度,建构出口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这一体系,对2013-2018年广东出口消费品行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出口商品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出口绩效,出口市场信心对出口绩效存在正相关,并在前两者关系中产生正向中介效应。同时,异质性检验表明,相较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商品质量与出口绩效相关性更大,超大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质量与出口绩效相关性更强。由此,追求出口绩效提升,宏观层面应出台导向性对外贸易政策,强化政策的可预期性,以增强企业对出口市场的信心;中观层面应提高出口商品质量标准,加强出口标准服务与质量监管;微观层面应引导出口企业更加注重国际标准的认知和执行,坚持与兑现顾客满意的市场理念。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什么农民获得感不如预期?——基于G省的抽样调查

农民获得感是检验基层治理效能的核心指标,体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短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具有特殊性与迫切性,影响甚至制约乡村振兴的进程。基于满意度模型及TOE理论框架,针对G省农民的抽样调查发现,农民获得感(6.39)及满意度(6.16)与预期(10.00)存在较大差距,并且明显低于乡村振兴总体满意度(7.58)。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农民收入(0.509)、政府表现(0.418)、参与程度(0.404)、治理模式(0.309)等因素与农民获得感呈显著正相关。此种现象与地方政府绩效目标虚高、治理模式脱离实际、农民主体缺位及获利不足、形象工程的负面效应放大、农民期望值趋高和治理效果的滞后性等密切相关。乡村振兴服务农民、依靠农民,切实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民获得感,应重构价值导向,追求农民获得感最大化;立足实际,贴近需求选择治理模式及技术标准;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确保农民在治理全过程中的利益所得;强化底线思维,维护底层农民切身利益。

治理视域的慈善资金绩效评价:意义与理性

慈善资金和政府财政资金一样具有公益性、社会性和非营利性。透析近些年社会对各地红十字会的质疑,回应社会关切,强化对慈善资金监督管理是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补齐国家治理现代化短板,借鉴财政绩效评价的理念方法,对慈善资金开展绩效评价意义重大:洞察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为驱动慈善事业的功能实现提供价值工具。评价的理念:一是要体现工具理性,即资金绩效的产出结果,具体指向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二是要体现价值理性,即满意度导向,核心指向捐赠者满意度和受赠者满意度。社会监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元素,对慈善资金绩效评价,不论从理念内涵还是现实场景来看,应完善慈善法规,鼓励民间慈善,培育第三方评价市场,扩大慈善信息公开力度,建立相对统一的评价技术体系和运行机制。

应急治理绩效:社会动员与基层考评问责

应急治理绩效是政府治理绩效的组成部分,指政府为达成应急目标进行资源投入、过程监控所带来的产出和影响。社会动员是应急治理的内在要求,旨在迅速凝聚共识,整合资源和力量,体现应急治理的工具属性。自上而下对基层的考评问责引导、推动应急社会动员,其导向、体系与力度决定应急治理的成色和成效。基于治理绩效的内涵,社会动员及考评问责的工具理性服务于价值目标,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及群众满意度最大化。针对目前基层应急考评问责“频度过高、内容过泛、力度过头”的现象,驱动社会回归常态,应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坚持工具性与价值性的融合统一,依据应急状态的阶段特征和应然要求,动态调整社会动员的广度和力度,正确处理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全局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部署与尊重差异、数字赋能与公民权利等关系,不断提升应急治理绩效。

政策绩效评价中的“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落差及消解——以L县“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为例

政策绩效评价是政策纠错纠偏的方法论,政策落地比政策本身更重要。2013年,国家出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旨在解决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八年过去了,为检验政策的产出和效果,运用政府绩效评价理念方法,构建指标体系,对L县近八年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此项政策的“过程绩效”与“结果绩效”负相关,不断趋强的政策监督控制与政策产出(目标实现程度)、影响(教师满意度)趋弱形成落差。究其原因,与宏观导向下目标任务分解下沉导致层级目标的偏离异变、乡村教师需求与政策供给错位、政策过程中公平和效率关系失衡、政策联动匹配的滞后性等密切相关。消解这种落差,关键在于将科学分配、公众参与、利益表达、资源整合等外部因素嵌入政策体系,建构激发乡村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外部激励机制和内生动力。

强结果-弱过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改革何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G省M市的案例分析

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既是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抓手。本文基于“结构-程序”理论视角,提出“强结果”与“弱过程”互构的基层治理模式及分析框架,并以G省M市为案例诠释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驱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机制和逻辑,研究发现,此项改革通过强化结果管理和充分授权赋能以及弱化行政过程的程序性约束,能够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主观能动性和拓展基层政府弹性治理空间;与此同时,以问责嵌入、绩效激励实现动态监控,驱动基层治理自主性与规范性的互动平衡,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为推动“三农”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全面乡村振兴: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维护农民主体地位。政府主导体现顶层设计、资源配置与实施推动,核心指标聚焦政府绩效目标。农民主体要求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尊重与维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标准裁量、过程参与和利益获取等基本权利,终极目的在于农民幸福满意,可衡量的有效指标莫过于农民获得感。应用管理学中“曲线效应”的原理和量化分析方法,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置于现实场景,兑现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应立足农村实际,符合乡土特征,贴近农民意愿,基于增强农民获得感的价值导向精准定位地方政府绩效目标,以深化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以满足需求优化目标体系,以法治保障提升农民参与度,以绩效评价铸造政府主导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

政治信任:基层民主何以提升农民获得感?——基于粤黔省际比较

乡村民主自治是基层民主及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体现,折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民主自治的本质是农民广泛和深度参与,参与重在获得。以结果为导向,其终端衡量指标莫过于农民的获得感。基于此理念,遴选“四个民主”为基层(乡村)民主自治的度量指标,针对社会经济发展迥然不同的粤黔两省的现实场景,依据抽样调查数据,检验其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结果发现:其一,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信任度是乡村民主自治及提升农民获得感的主要变量,基层民主自治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省份差异,该差异性尤其反映于“民主管理”之中;其二,农民的信任度越高,获得感及其省份差异性愈大;其三,针对主要变量,乡贤能人参与治理对农民获得感的影响存在“倒U型”趋势。基于上述结果,以民主自治驱动农民获得感提升,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立足实际精准定位基层治理目标,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提升女性参与度,以乡贤能人发挥示范效应,以智治赋能强化民主监督,以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优化民主协商渠道。

财政收入绩效评价:兑现减税降费政策目标的价值工具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税负是量化政府执政为民的坐标。推行减税降费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要求审视政策逻辑、评价政策绩效、驱动政策落地。由于财政软约束是推高宏观税负的主因,落实全面预算绩效管理的战略部署,财政收入绩效评价融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为遏制政府收入最大化的理性与任性、重构国家治理关系,提供了制约机制与标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税费成本反照结果导向,税负痛感凸现满意度导向,成为重要的评价维度及关键指标。理论与经验表明,避免“诺思悖论”、激发民间活力、倒逼体制改革,财政收入绩效评价作为财政决策的纠错纠偏机制和税负水平的度量方法,能有效遏制税负攀升、降低税费成本和税负痛感、提升公共财政公信力和执行力。

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构体系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结构系统。自上而下的中央财政支出、地方财政支出、项目性支出的层级结构,与源于责任主体的决策绩效、监督和管理绩效、使用绩效的层次结构形成结构矩阵。以结构主义的整体论与联系论为逻辑,依据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特征,构建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统一兼容的通用模型,旨在追求整体支出绩效最大化。评价维度指向(支出)决策、过程(监管)、产出(目标实现)和影响(社会满意),并以指标权重及评分标准区分层级关系,以内部结构指标体现层次绩效。以教育经费为例,全国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可视为经费政策评价,重点关注支出决策及总体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地方支出绩效评价指向执行(监管)绩效,项目性绩效评价凸现使用绩效。基于耗散效应,增强评价的科学性与公信力,应强化对财政政策和地方政府(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建立政府整体支出绩效报告制度。

乡村振兴:政府绩效目标、农民获得感与基层治理模式选择——以G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为例

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的攻坚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映照基层治理效能,折射政府、农民与治理的关系。区分四类代表性村落,在G省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绩效目标决定治理模式选择,以追求农民获得感最大化为导向,在三种影响治理覆盖率的模式中,将"独立管网集中污水处理"从"20户标准"的政府绩效目标(农民获得感6.26,10分制)提高为50户,农民获得感达到最大值(8.02)。同时,将减少26.5%的投资及其衍生的一系列矛盾和风险。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基层治理以农民为主体,服务和依靠农民,治理并非处理,更不等同于工程建设。优化治理模式,应遏制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目标锦标赛,贴近实际需求,久久为功,创造条件,动员及激励农民参与规划、建设、营运、维护、考评全过程。

数字乡村治理绩效中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如何统一——以H县党员干部“直联群众”数字化为例

数字乡村治理绩效凸显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融合统一。本文依据马克斯·韦伯的工具—价值二分法,以H县党员干部“直联群众”数字化实践为例,遴选体现数字乡村治理绩效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条件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fsQCA)对该县204组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存在驱动“直联群众”数字化高绩效的路径,一是以宣传引导、平台建设和网格化管理为核心条件的价值引导型路径(组态1),二是以目标规划、多元主体与数字化赋能、网格化管理为核心条件的价值技术平衡型路径(组态2),三是以宣传引导、平台建设、数字化赋能和考核评价为核心条件的技术偏好型路径(组态3)。H县“直联群众”数字化创新了数字乡村治理模式,折射现实场景下价值—技术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提升基层数字治理绩效,应当将网络化、数字化等技术工具置于人民至上的价值理性之中,夯实农民主体地位,不断追求农民满意度及获得感的最大化。

行政立法绩效评价:一种分析视角

行政立法作为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居于我国行政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评价驱动立法质量提升。基于法治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针对目前评价主体单一、导向模糊、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构建行政立法绩效评价体系和机制,既符合行政立法的本质规定,又有助于破解目前行政立法评价的现实困境。为此,应理顺评价涉及的权责关系,强化结果导向和满意度导向,进一步明确评价主体,界定评价对象,扩大公众参与,完善指标体系,以第三方评价提升评价的公信力,实现良法之治。

需求导向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考评:一种理论诠释

将高质量发展、政绩考评、群众参与度融为一体,作为新时代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工具,隐含着需求至上的内在逻辑,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基于需求理论诠释政绩考评,首先,质量是满足需求的一组属性,高质量发展旨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其次,政绩考评的灵魂指向政绩观,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和政绩,政绩考评的动力源于满足人民的需求;最后,增强政绩考评的群众参与度,其目的在于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需求理论"表明,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充分反映群众感受、体现群众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