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国追踪调查三期面板数据,选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城学生流动导致农村家庭的有酬劳动参与率下降7.75%,并未显著影响有酬劳动时间,并导致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11.28%。(2)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结果是由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调整产生的,市场劳动主要承担者倾向于增加有酬劳动时间,家庭劳动主要承担者则倾向于退出市场部门劳动或以陪读为目的进入城市地区参与非农劳动。(3)在不同就读阶段、流动范围和代际结构情境下,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基于此,从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农村陪读家长就业扶持、不同情境的差异化帮扶三个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能人型村干部如何影响村庄新内源式发展:基于全国性村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村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新内源式发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具有个体户经历的村书记能够显著提升村庄总收入,具有企业老板经历的村书记对村庄总收入和集体资产收益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从影响机制看,具有从商经历的村书记更容易获得政府项目支持以及更能促进农村电商发展,从“外发促内生”与“内联促外引”两方面助推村庄新内源式发展。从异质性看,在实行“一肩挑”制度的村庄,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再显著;宗族这种非正式制度限制了能人型村干部对村庄收入的促进作用。从政策导向看,要多措并举激励能人返乡,为其创业创新提供切实保障,同时要强化村两委班子建设以及完善基层治理制度。

量质兼顾下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思路与举措

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三农”工作和粮食安全工作的重点,对促进粮食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上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通过耕地保护、设施提档、技术升级、分区施策、政策保障,超额完成了产能新增目标,为我国粮食稳产保供积累了宝贵经验。新发展阶段下,粮食产能力图高位突破,面临着产量稳定增长、物质要素投入、政策激励效果“天花板”等方面的制约。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需要处理好产量与产能的关系,统筹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量的积累形成质的飞越。为此,在提升思路上,要突破传统思维,转向集约提升、精准提升、绿色提升和机制提升;在具体举措层面,要在较长时间尺度下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在全国一盘棋全局观下明确分区提升任务,兼顾基础设施建设数量和质量,注重核心战略技术研发与应用集成,强化全产业链减损与消费引导,以关键技术为突破口带动支持政策创新。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化发展

基于5166份全国范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数据,从信息需求、信息获取、信息平台应用及信息化发展制约因素等方面分析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化建设状况。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信息需求与获取均呈多元化特征,各主体信息需求及其获取特点与其经营特征高度一致。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供需之间尚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应用效率偏低。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化水平,应从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获取能力和应用能力、强化农业信息供给与宣传、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着手。

获得感是社会发展最优衡量标准——兼评其与幸福感、包容性发展的区别与联系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多次提到要注重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获得感"这个较为新颖的词汇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当前,"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既是中央工作的核心目标,也是社会各界群众讨论的焦点。本文多角度分析论述为什么获得感是最优的社会发展衡量标准,并分析其与幸福感、包容性发展的异同,以及如何建立合适的评估体系等。同时,结合国外相关经验道路,对如何提高我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这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与讨论。

反思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目标分解与制度重构

中国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过去在稳市、备荒和恤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政策干预程度加深和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粮食市场的问题不断累积,重构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迫在眉睫。粮食储备体系的目标重叠是造成政策困境的关键因素。在促进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下,托市收储逐渐从单一职能演化到承担多重目标,目标重叠和偏向引发政策目标失衡、执行范围扩大,承储主体的政策依赖惯性进一步加剧托市收储泛化。政策干预不仅导致粮食市场内部出现矛盾,而且通过经济体系层层传导放大,扭曲市场供求和资源配置,甚至引发贸易争端。重构政策性粮食储备体系,应当剥离托市收储的收入支持功能,将其回归到确保粮食安全和市场稳定的基本定位;将过去的托市代储补贴用于鼓励农户和用粮企业入市收购,培育市场自发调节和缓冲风险的能力;将保农民收入的目标交由多样化的补贴和保险支持手段,从而确保生产稳定。同时,政府应当继续加强对政策性收储的监管问责,采取多种手段确保对民间储备的调控能力,并在WTO框架下优化补贴和保险支持方式。

破解乡村振兴中的资本下乡难题:从排斥走向融合——基于湖北彭墩村的案例

资本下乡能够为村庄"沉睡"资源注入活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持。突破乡村社会排斥,实现村企融合发展是资本下乡成功的关键,本文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彭墩村调研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资本下乡的目的决定着企业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与互动程度。企业与乡村社会的融合程度决定了企业对村庄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深度。另外,企业带头人的特质、村企资源优势互补程度、宏观条件支持均是影响下乡资本与乡土社会融合的关键要素。

粮食最优储备规模研究进展及启示

粮食高库存威胁粮食市场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优化粮食储备规模是当前粮食政策调整的关键。如何确定粮食最优储备规模?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国外研究从历史经验法起步,进一步提出能够反映储备多目标特征的目标规划法,以及能够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最优储备规模的动态规划法,极大推动了粮食最优储备规模相关研究。中国学者普遍采用差额补偿法估算粮食最优储备规模,从单边补偿、双边调节和需求补偿三个角度丰富了差额补偿法。但总的来看,国内研究方法相对固化,对粮食储备及整个市场的刻画比较粗略,难以满足当前粮食市场发展和政策调整的需要。在当前中国粮食政策调整的紧要关头,有必要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基于中国现实情况,拓展和深化国内粮食最优储备规模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重要农产品应急保供体系实践与反思

确保重要农产品稳定有效供给是安稳民心、打赢疫情阻击战的重要基础。我国重要农产品保供体系有一定制度基础,但制度设计仍有潜在缺陷。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保供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重要副食品应急保供接档不够快,危机隔离措施破坏农产品供应链,政府应对措施条块分割,影响后市供应能力、持续生产能力和总体保供效果。通过从多对象、多环节、多部门和大规模四个方面分析重要农产品应急保供的复杂性。文章认为,重要农产品保供在制度设计上需要系统思维,在应对措施上要明确优先序。由此提出,应完善重要农产品应急体系顶层制度设计,建立动态、分级应对机制,形成多部门协同应对、联动管理的应急组织架构。

Adapting to Change

THERE＇S always good news for farmers and therural commun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is year is of no exception. On February 5.2017,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jointly released this year＇s ＂No.1 Central Document.＂ entitled Opinions on Deepen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Agriculture and Accelerating the Cul tivation of New Growth Engines for Agricultural Reform and Rural Areas, This is the 14th straight year that the ＂No.1 Central Document＂ target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farmers.

能人型村干部生成逻辑及其治村实践——基于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经验证据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价值凸显,对由谁来推进、何以实现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等问题的回应变得迫切且重要。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新时期的发展实践提炼出“能人型村干部”这一概念,一方面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村干部角色变化分析能人型村干部生成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另一方面对能人型村干部经营村庄的新型治村策略展开分析。进一步借助对全国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长期蹲点调查检验村干部能人化和能人型村干部治村的具体实践。案例村庄发展绩效表明,能人型村干部以经营村庄的方式带动村庄发展,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重塑村庄治理结构、改善地区生态环境等方面贡献显著。本文分析认为,未来一方面要破除体制机制的制约,尽可能为能人型村干部提供广阔的舞台和全方位的保障与激励;另一方面尚需通过创新制度设计与引入可行的内外部考核监督机制,有效规制能人型村干部越界行为,保障其带动村庄发展的绩效,严防能人变“村霸”。

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对家庭农场经营决策的影响——基于全国1942家家庭农场两期跟踪调查数据

2016年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本文利用一套独特的且具有全国代表性的1942家家庭农场两期跟踪调查数据,基于DID方法,分析了此次收储制度改革对家庭农场经营决策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收储制度改革导致家庭农场玉米种植面积显著减少,该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2)家庭农场玉米种植面积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总体经营面积的下降而非种植结构的调整,因此收储制度改革对规模经营以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可能产生不利影响;(3)收储制度改革更多体现了临时收储政策取消的影响,生产者补贴制度由于"补贴错位"而作用甚微;(4)收储制度改革通过风险机制和收益机制影响家庭农场的经营决策,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风险机制。

新一轮收储制度改革导致玉米减产了吗：基于DID模型的分析

2016年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其间经历了临时收储政策取消以及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建立两个阶段。利用2010~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DID设计,本文分析了此次收储制度改革对玉米生产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收储制度改革对玉米生产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时间异质性。在收储制度改革的第一年,改革对玉米总产量、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总投入均有很强的负向影响;在收储制度改革的第二年,虽然改革对玉米单位面积总投入依然具有较强的负向影响,但是对玉米总产量以及播种面积则呈现出正向影响。其原因在于,对玉米生产者来说,改革第一年没有配套支持制度,玉米种植收益下降;而在改革第二年,以生产者补贴为主的配套支持制度建立,玉米种植收益上升。

盈余分配制度对合作社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基于第二期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中的706个合作社样本,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盈余分配制度对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二次返利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以无盈余分配为参照,不同盈余分配方式都能够显著提升合作社经营绩效,公平且有效率的盈余分配方式的增收效应最明显。多种倾向得分匹配方法、Rosenbaum边界估计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均表明,二次返利对合作社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盈余分配制度通过激励相容机制促进了惠顾提升、风险分摊、产品市场深化,进而提升了合作社经营绩效。因而,完善制度建设、强化带动农户及推动生产经营创新对合作社发展至关重要。

“新农保”提高参保农民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了吗?

作为中国政府近些年实施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政治效果?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利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金法定领取年龄设定的外生性,使用断点回归设计估计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地方政府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与直觉相反,"新农保"非但没有提升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反而显著降低了其评价。这一结果对不同的估计方法、模型设定、带宽选择均有很强的稳健性。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新农保"推广阶段其保障水平较低以及推进方式伤害了家庭关系。此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公共服务供给与政府满意度间关系的认识。

谁在创业:个体阶层认同与创业选择——基于五期CGSS(2010—2015)数据实证分析

基于最新五期CGSS(2010—2015)数据,本文从微观层面考察了个体阶层认同对其创业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个体阶层认同对其创业包括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阶层认同所包含的物质基础和自我信任促进了创业。进一步考察阶层流动对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阶层流动表现出明显的"中层认同"特征,过去的阶层认同对创业影响有限,但期间的阶层净变化量对创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打破"阶层固化",构建合理有序的阶层流动机制,提升个体阶层认同,能够有效促进创业,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功能。

如何依托“两山”理论实现乡村振兴?——基于滕头村的发展经验分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现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绿水青山”可在“实体”“产品”“服务”三个层次转化为“金山银山”。本文构建村庄发展两阶段“钻石模型”,分析了一般性村庄的生态建设过程及“两山”转化机制,并依据浙江省滕头村案例分析“两山”理论的具体实践。分析表明,自确立“生态立村”发展战略以来,滕头村传承“一犁耕到头、创新永不休”的滕头精神,在村庄内部积极布局产业,满足人们对更高生活品质的追求,实现农旅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在村庄外部发展工商业,不断拓展市场反哺村庄,实现内外部发展的良性互动。政府支持和外部机遇亦对村庄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扶贫攻坚过程中的措施组合及演进规律分析:基于柳村的田野调查

基于柳村从建村到贫困村销号过程中的扶贫经历,本文试图厘清各项扶贫措施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扶贫措施的组合选择以及演进规律。分析发现,柳村扶贫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征,经历了初级扶贫阶段和高级扶贫阶段。初级扶贫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扶贫投入少,而高级扶贫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扶贫资源大量注入。在不同的扶贫阶段,扶贫措施的组合选择以及实施顺序有所不同。在初级扶贫阶段,增加收入类扶贫和减少支出类扶贫并重,同时增加收入类扶贫往往会选择针对性扶贫;在高级扶贫阶段,增加收入类扶贫为主、减少支出类扶贫为辅,增加收入类扶贫往往选择普惠性扶贫,同时在普惠性扶贫中往往以产业扶贫为主,并开展相关配套扶贫。

合作社自办企业能否更好地带动农户增收?——基于纵向外部性与不完全契约理论

通过农业产业化组织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基于纵向外部性与不完全契约理论,本文分析了合作社自办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组织模式相较"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准一体化组织模式的制度优势及其带动农户增收的作用机理,并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452个合作社样本的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构建控制了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的PSM-DID模型,本文发现,相较"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社自办企业在总体上没有显著带动农户增收。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内部产权结构和外部政策环境对合作社自办企业的农户增收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内部成员同质、民主决策机制和税收优惠政策可以促进合作社自办企业增收效应的发挥。因此,规范合作社注册企业程序并杜绝异化合作社、完善激励及监督措施是保障合作社自办企业过程中农民增收的可行举措。

家庭农场领办合作社对农场绩效的影响--基于全国556个家庭农场两期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情境紧密结合,探讨家庭农场领办合作社这一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提升农场绩效的作用机理和必要条件,并基于全国556个家庭农场的两期追踪调查数据构建PSM-DID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家庭农场领办合作社能够显著提升农场绩效,该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健性;家庭农场领办合作社的绩效提升效应主要来自内部组织模式变迁的优势,而非外部政策优惠套取的“捷径”;在内部组织模式变迁中,家庭农场与其他生产者的横向联合并未起到减少专用性资产投资进而提升农场绩效的作用,向消费市场的纵向延伸是家庭农场领办合作社提升农场绩效的有效途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场主较强的个人能力、家庭农场丰富的资源禀赋、合作社的种植类经营特征和服务型组织特征、村庄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市场可及性是家庭农场通过领办合作社提升农场绩效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