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基于CGSS 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基于CGSS 2018数据,构建分层线性模型,对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感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公平感均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社会发展水平的调节,社会发展水平与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替代效应;在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中西部及农村地区,社会公平感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因此,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和地区,未来面临着推动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双重压力,要避免发展不足与不公平对居民幸福感造成的负面效应叠加;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和地区,要注重发展总量向更高发展质量转型,提升发展的公平性,为提高居民幸福感“锦上添花”。

团购下乡:数字媒介与社会关系的交汇图景——基于社区团购发源地湖南省C市周边乡村的实地调研

在数字化平台积极深入乡村的大环境下,社区团购逐渐成为乡村居民喜爱的一种购物模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的方法,对社区团购发源地湖南省C市周边乡村进行了田野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团购不仅带来了乡村消费方式的变革,也对家庭关系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建产生了影响,萌生出“家庭日常礼物”的创新实践和“代买”现象。同时,由于团购平台制度的限制,负责平台“最后一公里”的“团长”逐渐呈现出自我变革为“保姆式团长”的趋势,即逐渐“内卷化”。

农村人口文化资本对数字鸿沟的影响及政策启示——基于CGSS2017数据的实证研究

消减农村人口数字鸿沟,已成为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议题。从文化决定论来看,农村人口数字鸿沟的产生是文化资本因素作用的结果。基于最新的CGSS2017数据,以农村人口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文化资本对农村人口数字鸿沟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人口数字鸿沟现象在不同年龄和性别之间表现尤为凸显,而文化资本对数字鸿沟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其中,认知型数字鸿沟与制度化文化资本息息相关,主要是受教育文化程度差异所致;而应用型和技能型数字鸿沟的出现,更多的是由于具体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薄弱导致的结果。由此,可从农村“新基建”发展、农村特殊人群信息获取渠道建设和农村人口的教育文化素质方面入手,切实增强农村人口文化资本,有效弥合农村人口数字鸿沟。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作为“成年新礼”的“间隔年”:过渡仪式、认同重构与主体实践

“间隔年”(gap year)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的一种新兴行为和社会心态,具有青少年“成年新礼”的特征,而“过渡礼仪”成为其重要的过程机制。“分隔礼仪”体现的是和先前世界的隔离,其核心要义是冲破理性化世界后的自主选择。在迷茫与机遇、兴奋与惆怅并存的状态下,个人层面上极具张力的重大决定与社会层面充满道德意义的新仪式促成了新的自我认同的形成。“间隔年”及青年“认同重构”已不再属于“边缘仪式”的亚文化范畴,而是当今社会文化变迁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行为方式和社会心态,标志着新的自我认同的建构。

新“三位一体”: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索——以浙江省明市为例

过去40多年中国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同时,遗留了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基于浙江省明市的案例能够发现,政府坚持“以人为核心”的价值目标,通过新“三位一体”的推动方式,实现了县域内城乡融合的高质量发展。新“三位一体”是指政府发挥工业、土地和公共服务三位要素的一体化作用,缩小就业方式、居住环境、社会保障和生活品质等方面的城乡差距。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的探究,有助于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反思城乡二元分析范式,从政府主导推动、兼顾农民主体地位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的政府与农民关系,从而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统筹发展提供有益启发。

基层治理中的数字悬浮:内涵表征、形成机理及消解策略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外在嵌入型资源,在基层治理中具有纾解困境的潜力,但其应用并非尽善尽美,可能存在与基层治理场景难以深度契合的情况并滋生数字悬浮现象。此类现象表现为数字技术悬浮于基层工作、治理主体、群众诉求和治理过程之上,并由此引发包括增加治理主体的数字负担、浪费治理资源、数字治理内卷化和数字形式主义等在内的诸多困境。数字悬浮的产生在于:基层治理结构的科层化导致了管理模式僵硬,不利于灵活应用数字技术;诸多数字治理工具未能充分考虑基层实际需求,其在实践中难以发挥预期效果;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和普通群众的数字素养不足,缺乏必要技能和知识来有效利用数字工具;传统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阻碍了新技术的深度嵌入。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基于“结构工具主客体方式”的去悬浮化路径进行优化: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减少科层化带来的僵硬性;开发契合基层实际需求的数字治理工具;通过培训和教育提升治理主体和客体的数字素养;革新治理方式,建立更加高效、灵活的治理机制。通过科学的方法实现治理效能提升,促进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更深度的融合,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助力基层治理的赋能工具。

数字赋能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的生成机制与推进路径

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产业链是粮食产业发展的核心,充分释放数字赋能效应推进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和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方式。理论上,数字赋能可以通过数字集成化融合和数字资产化融合的双重融合、数字技术全域嵌入和深度嵌入的立体嵌入、数字技术工具性和价值理性驱动的主体赋能等三大机制,提升粮食产业链韧性。客观上,当前我国粮食产业链发展程度不高、数字化水平差异大,数字赋能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存在粮食产业链数据要素融合机制不健全、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技术应用不深入、数字治理主体不清晰等现实困境。新时代,数字赋能为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提供了新的方向。为此,需要搭建粮食产业链数据融合机制,共建粮食产业链数字基础设施,高效应用粮食产业链数字技术,构建粮食产业链数字化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推动粮食产业链补链强链,以实现粮食产业链韧性提升,切实保障粮食安全,推进农业强国建设。

海南省共同富裕水平、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海南省共同富裕水平逐年提升,共同性水平高于富裕性水平。全省共同富裕水平差异是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及超变密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区域间东西部差异最大,中西部最小。全省及三大区域共同富裕呈现绝对差距提高、两极或多极分化出现的特征,同时,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十分不稳定,在下年度较难维持同一水平,向上、向下及跨层转移的概率较大。

社区治理主体关系内卷化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正式组织、自治组织及市场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关系内卷化的问题。这一问题主要来源于社区治理多主体性与治理目标意义共享性的矛盾、治理主体资源控制差异性与治理过程连续性互为掣肘、自治组织成员公利性身份与私立性需求的结构性张力。针对治理主体关系处理的实践困境,应当从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手段、治理评价等方面采取对策,促进多主体关系的协调发展。

风险治理视域下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与前进路径

韧性乡村建设聚焦于常态与应急相结合的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对于提升乡村整体韧性能力、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挑战以及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从风险情境、制度结构以及理性行动三个维度探析韧性乡村建设的生成逻辑,并结合帕森斯AGIL功能模型从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的适应功能、乡村整体韧性的目标达成、多元化治理主体联动的整合协同以及数字技术赋能韧性乡村的模式维持四个方面提出韧性乡村建设的实践路径,厘清韧性乡村的常态化风险治理机制、目标导向、行动参与者以及良性运作手段等核心问题。面对常态化风险的冲击和干扰,韧性乡村建设通过采取理性行动、发挥多元化主体联动以及全周期风险治理的优势,提升乡村在经济、生态、文化等各方面的韧性能力,以应对各种常态化风险的挑战。

数实互动:数字时代下未来社区的兴起与探索

文章从数字时代城市更新的背景与全球未来社区的实践探索出发,回溯城市发展的本源,剖析了城市未来社区建设内涵特征,分析了空间、人、数字技术在未来社区中的相互作用及价值定位。在数字技术的驱动下,未来社区呈现出信息协同、平台协同、虚实互动、人机交互的新雏形。未来社区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应该坚持守正、创新的思想,在技术动力转向人的主观创造时,营造符合未来居民需求的美好社区的共同愿景。

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几点思考

新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议题。新发展阶段具有全新的特征,表现在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老龄化、市场经济新进程等多个方面。这些特征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塑造了社会流动的新格局。高水平的社会流动是社会活力的源泉。在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发生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分析社会流动的机制变化及其新趋势,并寻求理论解释,对于探讨进一步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的举措具有重要意义。为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亟需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要求,消除跨地域流动障碍,打破体制壁垒,扫清先赋性、结构性障碍,促进社会代际流动,实现各社会阶层的和谐互动。

论长寿内卷化

进入长寿时代后,农村老年人在其高龄阶段的生命历程中,会遭遇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伴随其机体衰退,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坠入巨大的生活风险之中。结合中国传统的老龄观,通过对“内卷化”这一概念的辨析和创造性转化,可以构建“长寿内卷化”的概念,以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态。当高龄老年人的生命历程步入内卷点之后,其寿命虽然仍然在延长,但由于各种负性生命事件的发生和影响,生命质量却开始下滑,与理想状态相反的是,这段生命历程将持续进入病寿、苦寿、辱寿等单一存在或同时并存的生活风险状态;当这一曲线下滑至接近生命质量轴的交叉点时,它意味着高龄老年人生命主动或被动的终结。支撑从长寿内卷化到生活风险发生的机制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压力通过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向高龄老年人转移。秉持积极老龄观,加强政策干预,实现长寿去内卷化,是长寿时代所必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长寿内卷化”,不仅对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具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将来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况。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

所谓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主要是指从社会的视角出发,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而由此建构起来的以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和社会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及实践模式。以社会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社会向度”,在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主要包括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强调发展的均衡性、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等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向度”的实践中,我们必须要处理好“社会向度”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向度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社会发展中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政策前瞻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之间的关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升级和社会进步。

营造“包容性空间”:国际化社区的治理策略研究

营造包容性空间,构建包容性社会,加快推进空间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目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Q社区的空间营造案例,从社区空间营造策略的视角出发,剖析国际化社区如何营造包容性空间。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基于中国居民与外籍人士的空间服务需求,运用多元参与、互动协商、文化治理等软性手段,通过建设人与居住地、社会、自然相融合的表征的包容性空间,组织温度、服务与文化协同相融的包容性空间的实践,构筑开放、包容与共享的包容性空间的表征等方式营造包容性空间。在营造包容性空间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空间营造行动的关键策略是采用“分型管理、内育外引”的主体包容策略、“内外兼修、空间包容”的技术包容策略、“多元网格、协商自治”的制度包容策略及“制度共融、成果共享”的结果包容策略,其根本目标在于打造国际化社区的治理共同体。包容性空间的治理技术对优化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居民的参与水平与再造国际化社区秩序有积极效应,但亦潜藏多主体协同失序、政社关系掣肘、族群关系区隔、文化不稳定及包容性制度偏差等失灵风险。因此,基层政府需厚植多主体合作的治理机制、经营包容性空间的“适度性”,以利于国际化社区善治目标的实现。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社会的经济”分析框架——以北大荒国有农场体制变迁为例

农垦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有农场的企业化改革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样的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它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经济学从现代农业经营体制等相关视角看待农场改革,而社会学更多的是从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角度去分析国有农场企业化问题。不论从现实还是历史来看,国有农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综合体,经济分析范式和社区治理范式都不足以有效透视这种综合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社会的经济”分析框架尝试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对北大荒国有农场深度的案例调查和分析,更全面地认识国有农场的“前世今生”,把握其发展演变逻辑,找出北大荒国有农场改革发展难题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原因,为下一步农垦发展探索新的可能性,并由此提出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构筑新的农业与社会关联性这一发展课题。

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雄安新区缩小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要前提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本质要求,在推进共同富裕、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中发挥着引领带动作用。七年来,雄安新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然而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雄安新区与北京公共服务差距依然较大,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北京功能疏解有阻力、雄安自身供给能力不足、共建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难题。建议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从优化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完善承接配套政策体系、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几个方面着手,率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动态扩大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从“共同”出发:欠发达地区乡村迈向共同富裕的路径探讨——基于湖北省孝感市金神村的案例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存在“共同优先”与“富裕优先”两种路径选项。在“共同优先”的发展路径中,共同体的建设被置于优先环节,区域内的社会整合既是精神上共同富裕的必要手段,也是促成物质上共同富裕的必要前提。在发展资源匮乏的欠发达地区乡村应该更加注重“共同优先”的共同富裕路径,从精神世界的重塑入手促进经济上的共同发展。金神村个案的启发是,在人口流失且人心涣散的地区重建乡村共同体,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集体行动,凝聚集体共识和重构集体认同,为更高水平的集体行动创造条件,直到能够重建集体经济。在这个过程中,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世界,也实现了本地资源的深度开发。

学习型城市建设:全球实践及其启示

学习型城市在国外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积累并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且可资借鉴的运作模式与经验。通过对以项目为依托的欧洲经济论模式、以技术为依托的北美智能论模式、以政府为依托的东亚关系论模式和以基本发展为依托的非洲理念论模式等不同地区学习型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系统引介与分析,提炼其对新时代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契合本土实际的推进策略:培育“学习文化”,营造全社会学习氛围;加强学习型社区建设,推进居民终身学习;创造更多学习机会,扩大教育共享范畴;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拓宽多元化资金支持;建立健全相关协同制度与联动保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