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领导力考察:以村党组织为例——基于F省12乡36村的调研

对乡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领导力作出实证研究和评价,进而更好地引深“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的现实需要和题中之义。调研发现,作为乡村社会治理“一核多元”主体架构中的核心力量,村党组织表现出虽备受质疑但颇接地气的“乡村精英”式领导力和领导绩效,这契合了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稳定长期向好的内在治理逻辑。但面对新时代、新挑战和新要求,村党组织在发挥村庄社会治理领导作用上,还存在“政治乡土化”转换能力、“思想时代化”跟进能力、“组织人格化”输出能力以及“服务人性化”提质能力等方面的短板和局限。为此,要围绕乡村公职人员队伍“代际转换”、领导体制优化调整和领导环境、领导对象的现代性重塑,全面提升村党组织社会治理领导力,具体包括大力培育中国式“乡土政治家”,深化农村“思想建党”和“理论播撒”,切实增强公仆共情力、可依赖性和民众认同感,当好党“守民心”的贴心服务“专班”和“主心骨”。

京津冀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影响的研究

为了探寻城市营商环境与外资吸引力的关系,本文选取京津冀地区作为样本,运用熵值法,加入时间变量,使分析结果更加合理,综合构建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然后使用线性回归,得到城市外资吸引力和城市营商环境的回归结果。研究结果显示,横向比较方面,北京和天津地区每年的营商环境水平都显著高于河北各地区;纵向比较方面,各地区2003—2018年期间,营商环境水平都在逐年提升;城市营商环境能够显著促进外资流入;城市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出口额的方式促进城市的外资吸引力。

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碳中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溢出效应

低碳试点政策是促进城市碳中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工具,以2009-2021年中国266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多种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低碳试点政策对碳中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低碳试点政策促进试点城市碳中和技术创新,且对零碳与低碳技术创新的影响更显著;低碳试点政策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在高行政等级、大规模人口、低资源依赖、高数字化水平和高环境规制城市表现更显著。第二,低碳试点政策通过强化政府管制、完善市场制度和加强社会监督促进碳中和技术创新,其中,政府管制的传导作用最显著,其次是市场制度,而社会监督的作用最弱。第三,低碳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来自邻近地区的间接效应占比高达77%,且产业结构优化会增强低碳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村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仿真研究

与城市相比,村镇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抵御灾害的能力等方面都较低。厘清灾害风险与村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的关系,并评估村镇基础设施应对灾害的能力,有利于村镇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村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仿真模型,在确定模型变量权重的基础上,对村镇基础设施安全韧性进行模拟仿真。以西安市西咸新区大王街道为例,设定了现状延续型、经济发展型、政府干预型和安全韧性建设型4种发展情景,模拟不同情景下2019—2030年大王街道基础设施安全韧性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预计到2030年,政府干预型方案中基础设施安全韧性水平可达到0.779,是上述4种发展情景中基础设施安全韧性水平最高的,建议大王街道在现有规划的基础上可以考虑政府干预的发展规划进行调整完善。研究结果可为其他村镇规划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有效方法。

如何提升碳排放绩效?——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为进一步促进碳排放绩效提升,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文章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运用NCA、fs/QCA方法选取30个省份碳排放绩效案例进行组态分析。结果表明:一是单一要素并不构成高碳排放绩效的必要条件。高碳排放绩效驱动路径有3类,分别为“组织—环境—平衡型”“组织—环境型”“技术—组织—环境型”,其中“组织—环境—平衡型”在提升碳排放绩效上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非高碳排放绩效驱动路径有3条。二是高碳排放绩效驱动路径中,组织条件尤其是政府干预发挥主要作用。三是非高碳排放绩效驱动路径中,非高绿色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高碳排放绩效驱动路径存在明显差异。文章拓宽了碳排放绩效研究视角,积极响应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号召。

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体系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与赋能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但长期面临产业用地供需失配、土地发展权配置失衡、土地用途管控刚弹失调等问题,有待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体系的优化。文章围绕规划编制、实施和监督三个方面,解析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体系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制约,进而提出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体系优化的措施和路径,包括着眼于土地发展权均衡配置构建实施导向的县镇村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建立土地权益调节与土地综合整治的互促机制,建立多方参与协商的乡村规划治理体系。

收缩城市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评价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中国进入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后,收缩城市逐渐成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困扰城市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以山东省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11—2020年山东省16个地级市相关数据,构建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空间五大维度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对山东省收缩城市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建立面板数据随机回归模型探析城市收缩形成动因并提出应对策略。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山东省收缩现象较为普遍,收缩城市空间分布具有明显差异性。整体上看以鲁中南和鲁西地区收缩程度最深,不同维度方面各收缩城市收缩度以轻度收缩为主,但以鲁南和鲁西地区各维度更为严重;(2)经济和人口因素仍是导致山东省城市收缩的主要原因,但失业率的提高、工业烟(尘)排放量增加、人口-城市扩张不协调对山东省城市间人口的流动起加速推动作用。

片区开发类项目“F/投资人+EPC”运作模式分析

通过对已落地的片区开发类项目进行总结,基于片区资金封闭运作原则,根据项目合作内容不同,站在投资回报资金来源的角度,梳理出“F/投资人+EPC”运作模式下的4种实施路径,可用来适应于不同环境之下的项目具体运营要求,并对4种实施路径各自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社会企业投资并运营项目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同时也为政府方与社会资本方的高效且有序的合作,提供坚实的技术理论支撑与良好的合作共赢基础。

北京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综合承载力耦合协同研究

为探究北京高质量发展与城市综合承载力的协同关系问题,本文结合北京高质量发展和城市综合承载力构建了复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度2005—2020年两个系统综合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表明:北京高质量发展指数和城市综合承载力指数总体呈现增长态势,但目前还处于中低水平;北京高质量发展系统和城市综合承载力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失调耦合升级为初级协调耦合,呈现稳定上升态势,但距离优质协调耦合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北京要科学配置资源要素,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深入推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实现北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城市群政策与城商行流动性创造——基于集聚效应和市场一体化效应的双重视角

立足于城商行流动性创造服务本地实体经济和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现实背景,选取2007—2020年中国121家城商行作为研究样本并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当下逐步推进的城市群政策对城商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城市群政策通过提高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提升了政策覆盖范围内的城商行流动性创造水平,表现为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城市群政策还通过弱化行政区域划分和地区文化差异联合形成的市场分割,弥合了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城商行流动性创造差距,表现为市场一体化效应。关于城市群“中心-外围”结构的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城市群政策的集聚效应推动了中心与外围城市经济的协同增长,且市场一体化效应促使中心城市饱和的金融资源外溢至地理距离在160~240公里范围内的外围城市,分散了集聚于中心城市的金融风险。

新质生产力导向的苏南县级市“三高三优”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模式研究

苏南县级市走在县域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的前列。本文以苏南10个县级市为研究对象,立足实践分析,提炼出其“三高三优”的“3+3”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模式,即高铁站点、高校院所、高新园区与优越的历史文化、优良的自然生态、优秀的人才资源驱动,并分析了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和关联逻辑。据此,本文进一步构建了苏南县级市“3+3”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苏南县级市进行了评价和比较,分析和确证了其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绩效的相关性,并对比其与其他多个相关发展评价排行的关系,确认了新质生产力导向下苏南县级市“3+3”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模式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本文揭示的新质生产力导向的苏南县级市“3+3”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模式,对于认识苏南县级市发展规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其他县级单元推进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路径的谋划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也可为国内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提供参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成渝城市群智慧化治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因成因复杂、种类多样、影响广泛等特点给城市群治理建设带来挑战。为解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缺少行之有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与应急机制、公共卫生安全应急信息管理存在疏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纵向链条过长、城市群社区智治水平有待提升、城市交通体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不足等问题,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急管理联动指挥机制,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智慧化,构建成渝一体化智慧城市政务系统,提高智慧城市群社区智治水平,实现基于新技术的智慧化交通治理等,从而不断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苏南“森林乡镇”生态空间优化提升——以无锡洛社镇为例

“森林乡镇”建设是响应绿色发展战略、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首先,本文提出“森林乡镇”生态空间建设需要由只重绿量增长向量质兼顾的生态模式转化,由推动乡镇生态环境建设向全面提高乡镇宜居性转变。其次,以典型苏南乡镇—江苏无锡洛社镇作为案例,分析其建设“森林乡镇”面临的生态空间格局破坏、空间组织方式混乱无序、生态要素质量快速下降的主要空间问题。最后,提出复合生态视角下洛社“森林乡镇”生态空间优化提升策略,提出重点关注3个空间层面的问题,即宏观层面构建健康稳定的“森林乡镇”生态网络格局,中观层面构建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产、居、野高度融合的空间模式,微观层面强化“森林乡镇”生态惠民、生态空间要素复合价值提升。

老旧小区绿色化改造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赣州市8个小区的调查数据

从老旧小区绿色化改造主体的视角出发,选取个体特征、项目及政策感知三个层面的因素,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基于赣州市8个小区的调查数据,研究居民对老旧小区绿色化改造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个体特征层面,74.08%的受访居民具有支付意愿,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03.93元,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其年龄呈负相关,与居住时长、月均收入呈正相关;项目层面,绿色建筑、配套设施及综合服务的改造对居民支付意愿均有正向影响;政策感知层面,政策认同、政策补贴及政策宣传均正向影响居民支付意愿。其中,配套设施的改造与居民政策认同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关键因素。

绿色金融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绿色金融是促进城镇化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度了绿色金融及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绿色金融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1)从影响机制来看,我国绿色金融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外开放水平、政府干预程度及信息化水平也可以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2)从影响路径来看,我国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3)异质性分析表明,从资源型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的分类角度,绿色金融对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与区域资源水平成反向关系,产业结构升级在非资源型地区所起到的中介效应高于其在资源型地区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从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分类角度,东部地区绿色金融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效果最明显,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也在东部地区最显著,而在东北不显著。据此提出了发展绿色金融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物流发展潜力评价及空间自相关演化

对于中国城市物流发展潜力的充分认识有助于优化我国物流发展布局,提高物流效率。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缺乏对于中国城市物流发展潜力的认识。基于此,通过对2009-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物流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并运用空间自相关的研究方法,对2009-2021年中国城市物流发展潜力的变化情况以及空间自相关的演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目前我国城市物流发展潜力现状表现为东高西低,京津冀、成渝、长三角、珠三角表现优异,总体呈现十字型布局,以武汉、郑州为代表的中部城市正在崛起;在此期间,中国城市物流发展潜力总体处于缓慢增长的态势,但是城市之间的差距依然非常大;中国城市物流发展潜力总体呈现集聚情况,这种集聚总体呈现出先增高再减小的趋势;中国城市物流发展潜力集聚情况总体变动较小,并且大多数城市处于LL(低低)集聚之中,HH(高高)集聚型城市数量有所增加。

城市养老地产项目供需匹配调查研究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老需求与养老压力不断增长。然而,消费者对于各类养老机构、养老服务项目总体上接受度不高,我国养老市场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着手,采用问卷调查法,全面分析养老地产项目需求状况和供给状况。调查结论表明,我国养老地产项目供需不匹配,多数养老地产项目存在空置率较高、投融资主体单一、投资运营成本较高等问题,而一些服务质量高的公立养老机构供给严重不足,私立养老机构又收费过高或服务质量不高、环境设施较差。建议政府加强对养老地产项目的扶持,提高项目的需求匹配度,联合多主体开发运营养老地产项目,并制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

山西能源供给革命:成效、特点与推进对策

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提出十年来,山西在扎实开展能源综合改革试点、争当能源革命排头兵的过程中,能源供给总量和供给质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和调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总体上升、能源供给结构转型持续向绿、能源供给质量显著跃升等,进一步夯实了能源兜底保供基础。囿于能源供给方面仍然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仍需持续深入推进能源供给革命,进一步提升能源供给质量与效率,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切实成效。

新时代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县域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城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向上连接着城市,向下连通着乡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理想载体。当前,中国正处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期,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所在。本文在梳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就新征程下为何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展开了理论分析,最后就如何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具体路径。

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影响劳动力就业?

智慧城市建设重塑城市创新形态,加速城市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就业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利用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从规模与结构的二维视角考察智慧城市建设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总体上能够扩大就业规模,优化技能层面就业结构,且规模效应大于结构效应,呈现出先量变后质变的边际递增趋势;(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技术创新补偿效应、网络基础设施配置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推动劳动力就业量质齐升;(3)在科教资源丰裕、信息化应用水平较高、劳动力市场扭曲严重的地区以及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就业促进作用尤为明显;(4)智慧城市建设的就业规模效应通过行业间溢出实现,而就业结构效应主要源于劳动力技能偏好,存在就业极化特征。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下城市高质量就业提供新方案,为劳动力就业方面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