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理论比较、思想渊源与中国经验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任务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议题之一。从理论上来看,西方经济学理论只能促进“富裕”,而无法实现“共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石。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共同富裕不等于西方高福利社会。从历史上来看,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共同富裕作为初心使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基本国情是制定共同富裕目标的出发点;改革开放是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五位一体”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总体布局;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阐释上,目前学界呈现一种“重横向逻辑,轻纵向逻辑”的不均衡态势,“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的纵向叙事逻辑屈指可数。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在于:现实的人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形成的最大可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中介作为连接逻辑起点(最大可能)和逻辑终点(最大结果)的中间枢纽,包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中介、以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的组织中介、以高质量发展为任务的主题中介、以国家制度体系为架构的基础中介、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导向的目标中介、以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为形势的条件中介。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实现的最大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终点,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科学合理地精准定位并论证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叙事逻辑,对于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意义重大,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发展的时代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精髓要义与践行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深入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首要任务是阐释清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逻辑、精髓要义与践行路径。从生成逻辑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魂”与“根”、着眼“往”与“来”、聚焦“内”与“外”,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从精髓要义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遵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系统展现了新时代文化的战略地位论、使命任务论、原则遵循论以及战略部署论等组成的严密思想体系。从践行路径看,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更加主动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加强和巩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完善各项制度提升文化建设水平,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拓展中华文明国际影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思想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性省思——从五四时期“大同”观念的再出场说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所以能够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行是前提性方面之一。五四时期,部分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发生作用,以“大同”观念为代表,表达自身的革命精神和价值追求。广大知识分子面对接纳现代性与省思西方现代性的现实议题,受社会心理转变和推介核心价值观念的隐喻思维影响,纷纷试图采用“大同”观念解决时代问题。但因择取非科学的思想学说,不具备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空间,不仅未能带动传统观念发挥时代价值,而且使其落入倒退或空想的窠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根深叶茂,在于其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形式,让传统文化发挥鼓舞群众实践的效力,使人民群众通过先进阶级语境中的传统观念理解、认同和运用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地应对现实课题及社会心理转变,科学利用隐喻思维推动理论大众化。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打开创新空间的根本要求。新时代新征程,“第二个结合”继承发展了科学的方法论,进行更多原创性理论探索和创新,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标识和政党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凝聚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文化自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内核

文化自信是一个文化主体最恒久、最稳定、最具特质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呈现和高度概括,是文化自信的精神产物、实践成果、价值依托。从文化自信视角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特质属性和现实性,把握其自见之明、自觉之信、自强之为的内核意蕴,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统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理论自信、实践自信、主体自信,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的三重维度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生态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生态维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意蕴”,构成了深入阐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题或概念所基于的三个主要理论向度:“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视角可以凸显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大(宏观)生态观”特征,要求从社会(文明)整体和主体自觉的意义上绿化或重构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关系;对“合生态”或“生态化”标准不断提高的目标性追求与社会大众性动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标志性方面或维度,因而,基于这一视角更容易理解和阐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或文明新形态创造意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方法论视角下的阐释,则可以同时提供理论上认识和实践上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论题或概念的丰富政治想象空间和规约动力。

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的三重论域

土地空间资本化既是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现实语境,也是资本向自然空间扩张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不仅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运行逻辑与权力统治,还通过土地空间资本化分析资本的反生态本性。因此,其土地空间资本化理论既具有经济批判进路,又具有政治批判关涉,还具有生态批判维度。在经济批判上,马克思揭示,资本宰制下的土地空间既是资本积累的工具,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在资本逐利的本性下土地空间从私有化、商品化走向异化;在政治批判上,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土地空间进行支配,并在土地空间与人自身空间的对立关系中,建构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制;在生态批判上,马克思指出,资本化的土地空间与人的关系发生裂变。深入探究马克思土地空间资本化批判理论,对于我们当下重新思考、构建人地和谐的空间形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古今中西之争到新的文化生命体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论断。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冲击,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旧文化生命体濒临解体,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再造新的文化生命体,构筑文化自信赖以依托的文化主体性,找回并坚定文化意义上的自我,重构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面前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发展出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就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了根本条件。

马克思劳动哲学视域中的劳动工具思想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出发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创立了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劳动哲学体系,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哲学的革命。马克思劳动哲学将劳动工具纳入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发展史进行考察,揭示了劳动工具作为人类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手段的本质,认为劳动工具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客体性,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阐明了劳动工具的制作与改进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创造劳动工具是人类真正属人活动开始的标志,而劳动工具的改进不仅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改变着物质生产劳动组织形式、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劳动工具机械化的社会历史影响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劳动工具的机械化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使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劳动效率快速提高,为社会发展创造了更丰富的物质基础,机械化劳动工具取代强体力劳动,为减轻劳动者劳动强度以及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奠定了技术基础,但机械化劳动工具被资本家垄断,致使劳动主体异化,劳动财富的创造者成了无产阶级。马克思把劳动工具的发展演化与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演进统一起来进行综合分析,阐发了劳动工具发挥社会历史作用的具体路径,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找到了破解人类社会历史之谜的金钥匙。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按照这一纲领,我们要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这“五个关系”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发展,应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同时,应坚持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将“四个全”即系统观念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方法。最后,我们应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先导,坚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统一为实践基础,坚持以数智科技和绿色科技的融合为科技动力,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政治保障,将这四点作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点举措。

论“六个必须坚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体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这一思想的理论精髓和哲学精华,是这一思想深层次内涵和立场观点方法的高度凝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要义集中体现于“六个必须坚持”的系统概括:即坚持人民至上是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立场;坚持自信自立是生态文明理论的鲜明态度;坚持守正创新是生态文明理论的本质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是生态文明理论的思想品格;坚持系统观念是生态文明理论的思维方法;坚持胸怀天下是生态文明理论的格局眼光。作为系统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内在统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生发、体系确立和创新发展,真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规律,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深入学习研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要义,对于新时代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不断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具有重大意义。

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烈而鲜明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产生和发展吸收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借鉴和扬弃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有机融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奋进探索的历史成果,新时代十年伟大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总的战略安排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中国式现代化回应中国之问、破解思维定势、焕发制度优势、彰显文明多样,将更好地发展自身、造福世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保持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强化历史担当,走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赶考之路。

“两个结合”的内涵及其结合点与结合方式

“两个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深刻的“化学反应”形成的新的文化成果,既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又合理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反映时代发展趋势,是一个具有系统性、先进性、引领性的文化生命体,也是一个富有成长性和生命力的文化形态,必然随着实践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强烈的美好社会诉求,这种诉求因为坚持自由、平等、公正、和谐的价值理念而具有鲜明的伦理向度。首先,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社会道德建设来增进自由、提升道德,从而把自由安置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美德;其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来维护人民权利平等,从而把平等标定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圭臬;再次,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促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但有差别”的富裕来促进公正,从而把公正确立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原则;最后,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构筑法德协同发力的社会治理框架,创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文明来构建和谐,从而把和谐肯认为其美好社会诉求的伦理指向。这四大伦理价值作为一个整体,把中国式现代化确证为既与外域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也与本域国情和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自由、平等、公正、和谐伦理价值的美好社会的现代化。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实践智慧和学说体系

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源于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但只有“进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并“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才能真实地掌握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对于辩证法的最大误解,就是把思想的内容和形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割裂开了,把辩证法变成了没有思想内容、概念规定、理论内涵的纯粹的“工具”或“方法”。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不仅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生”的智慧,也是如何看待和对待“历史”的智慧,还是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智慧。把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升华为学理化、体系化的概念系统就是辩证法的理论或学说。自觉地掌握和运用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智慧,需要学习和研究学理化、体系化的辩证法理论。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就要在总结辩证法史的基础上,创建具有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的当代中国辩证法理论。

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具有具体化的要求,这是其“绝对命令”。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是马克思批判和继承黑格尔思想遗产的成果。在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黑格尔批判了主观思想,试图实现客观思想对主观思想的超越,区分了抽象的普遍性和真正的普遍性,并使真正的普遍性能够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质和阶级立场直接相关。唯物史观“社会现实”和“历史本质性”原则的发现为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找到了根据和立足点。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原则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具体化,必须把一般原理转化为具体方法和实施纲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要求在中国的贯彻、落实和实现。

马克思法哲学实践论的革命

在文明社会法哲学发展史上,马克思法哲学实践论的创立,确立了实践概念在法哲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开辟了从实践出发认识法的现象基本性质的崭新的法哲学思想先河。与唯心主义法哲学和旧唯物主义法哲学及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法哲学截然不同,马克思的法哲学实践论坚持从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出发,深刻理解人类现实的感性活动的本质性意义,强调现实的个人的感性活动是自由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并且从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把握法的现象的客观基础,理解法的现象的运动机理,分析法的实践世界的基本指向,进而开启了人类法哲学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

理论创新视域下“两个结合”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本文认为,需要从“结合”的哲学意蕴来看待“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方式,“第一个结合”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实践向度,“第二个结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维度。通过历史和现实分析,“两个结合”在理论创新中展现的世界观,体现为立足现实、立根中国的实践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同时,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之间环环相扣的统一性。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例

奈格里与世长辞是当代西方左翼力量的重大损失,他与哈特关于以重塑“共同性”实现当代共产主义复兴的思想余韵,仍在西方世界回荡。他们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变化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为问题意识,以“共同性”生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一条从理论和观念形态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径。即便他们更多将问题停留在意识和观念层面,缺乏对新变化和新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其具有软弱性,但他们对“共同性”的关注仍开启了时代性的新话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思考哈特和奈格里开启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层面把握“共同性”之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意义,是当代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算法革命”视角下的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矛盾研究

算法技术和算法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的全面渗透,使得在技术层面出现生产过程数字化、经济活动数据化和经济运行算法化等新逻辑,在制度层面出现数字监视、数字平台、数字霸权等新样态,从而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数字资本主义。由算法技术革命和算法制度革命构成的“算法革命”,对数字资本主义具有阶段性强化作用,但这是以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将其向全球范围内转移为代价和条件的。从长期来看,“算法革命”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反而会使这一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激化,最终不断靠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数字生产力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