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人类心灵与人工心灵——科辛斯基ChatGPT实验的考察与反思

让人工智能机器具有人类心灵并实现人类心灵的类似功能,一直是人工智能追求的重要科学技术目标之一。ChatGPT的横空出世给这一目标似乎带来了新的希望。科辛斯基通过计算心理学实验跟踪研究惊人地“发现”,ChatGPT-3.5就已经具有相当于9岁儿童的心灵状态和能力,并认为ChatGPT是对“心灵可能是伴随语言技能提升而自发生成的”这一基本观点的最新证明。然而,细致反思科辛斯基ChatGPT实验的结构、方法等,科辛斯基ChatGPT实验既不能证明ChatGPT已经拥有人类心灵,也不能将其视为“心灵可能是伴随语言技能提升而自发生成的”这一哲学认识的最新证明。不过,科辛斯基ChatGPT实验的“惊人发现”的确启示人工智能研究需要在自然语言处理、感受性质等关键问题上,强化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与哲学的协同研究,强化人类心灵与人工心灵的双向互释。

论马克思空间辩证法的四重向度

马克思开启了独特的空间辩证法的视野,这一空间辩证法主要关涉四重向度:一是“在场”与“缺场”的空间辩证法,其基本指向是人的对象化活动,人的对象化活动既是在物的世界中人从“缺场”走向“在场”的过程,亦是在人的世界中物从“缺场”走向“在场”的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场”与“缺场”的空间辩证法现实地体现为物的世界的“强势在场”与人的世界的“空前缺场”。二是“同一”与“差异”的空间辩证法,其基本指向是历史空间的总体性与多样性,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阐释了现实历史运动的总体的结构性特征,同时,马克思视野中的历史不是无空间差异的均质的线性历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同一”与“差异”的空间辩证法具体体现为空间生产的普遍物化与差异化的空间生产的式微。三是“部分”与“整体”的空间辩证法,具体关涉三个维度:现代视野中的民族与世界、个人与社会、经济生活与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四是“中心”与“边缘”的空间辩证法,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具有不同的形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中心”与“边缘”的空间辩证法主要关涉资本宰制下空间生产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的场域涉及全球空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内部。通过以上四重向度的探讨,马克思既呈现了空间辩证法的“一般”,即一般意义上空间的生产与社会历史过程的辩证关系,同时又呈现了空间辩证法的“特殊”,即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的辩证关系。其中,后者是马克思关注的重点领域。

消费主义情境下的符号操持——以盲盒消费为例

消费社会中,“物”的极大丰盛使得“物”摆脱了生产逻辑而进入符号逻辑的序列,并从此落入了整个语言学体系合理性的操控之中。以盲盒消费为切入点,正是以“物”的功能性的消解为契机,盲盒手办成为符号操持的对象,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现象级消费品,并且也成为人与人之间产生关联的契机。分别从消费逻辑、消费者和消费品三个维度来解读符号对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介入,永恒自洽的符号逻辑将被升级为拟真模式,并最终导致意义的“内爆”,此种意义的荒芜恰是符号操持的必然后果。

论现代性与时空的问题化过程

时间与空间的问题化和现代性问题纠结在一起。在前现代社会,时间与空间内在于自然节律和人们生产、生活的实践,时空问题没有进入社会的主流话语。现代社会,时间和空间成为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在变量,现代社会的时空观念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话语———现代性话语的话语要素。因此,时间和空间正是在社会时空的现代性转变过程中被问题化的。

人工智能背景下主体意义重构的可能进路

人工智能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产物,极大地促使了人类力量的增长与人类幸福,但也对人的主体意义产生威胁。主体以主体的存在为现实基础,是对主体内在价值的深切承认,并以此来影响外部世界,从而引起外部世界的意义变革。主体的内在价值是主体意义的核心和关键着力点。主体自我确定性、个性和情感是主体重要的内在价值,是考量主体意义的重要标准。人工智能的推进正在对主体的内在价值带来解构的风险,从而使主体意义的重构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课题。技术与人文思路的结合是主体意义重构的重要进路,对于维护主体的尊严、增益人类的未来等有着重要的伦理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统一性理论特征——以本体论为核心的探赜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它使哲学主题、职能、方向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向,指导人类更好地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理论特征,集中表达了核心观点、根本方法和基本立场。马克思在变革和重建本体论的过程中,其理论特征具有三个特性: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统一性;二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统一性;三是本体存在、感性存在和理性存在的统一性。

生育、向死而生抑或世代参差--一项本体论人类学反思

费孝通的生育制度研究将历史意识引入社会人类学而超越了结构功能论。生育也是列维纳斯反思海德格尔对他者充满暴力的“向死而生”存在论的逻辑起点。但列维纳斯对他者责任的思考,最终导向有“上帝”存在的伦理。费孝通的思考,则导向了现实世界开放性拟制、隐喻的“世代”关系伦理。在本体论上,其“世代”视角隐含了对与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关系密切的当代本体论人类学关于世界“本体”、人类“存在”理论的积极反思潜力。

基于形而上学奠基概念的心理因果性问题重思

金在权认为非还原的物理主义会在心理因果问题上犯难。心理因果问题的症结之一在于非过度决定论题,即过度决定情形不可接受。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过度决定情形都不可接受,而只是系统性的过度决定情形不可接受,因为这些情形违背了节省原则;那些非系统性的、偶然发生的、自然界中极其罕见的过度决定情形可以被接受。金在权的排除论证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其使用的随附性概念以及在随附性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随附性物理主义对心物关系的刻画,会同时违背非系统性原则和节省原则。随附性概念只是刻画了心物之间的依赖关系,而没有说明这种依赖关系何以存在。相比之下,因分体论原则可以弥合物理与化学、化学与生物等不同层次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承袭分体论原则的形而上学奠基概念能够说明心物之间的形而上学依赖关系。而且,基于奠基概念理解心物关系,也可以填补心物之间的说明空缺,使人们不仅能够知道心理属性和物理属性之间存在共变关系,而且这种共变关系是可以解释并被理解的。本研究为理解心理因果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数据本质、数据实践及劳动结构的内在关联

数据是伴随人类劳动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更替的。数据存在的形式分为物质形式、能量形式与信息形式,这三种形式分别与劳动方式对应。在古代,劳动方式以客观存在物为劳动对象,进而探索到物质形式中的数据性存在;在近代,劳动方式以能量作为劳动对象,进而探索到能量形式中的数据性存在;在当代,劳动方式以信息作为劳动对象,从而把握信息存在中的数据性。数据在移动互联网广泛应用的当下转化为大数据,极大地推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故而,深度挖掘与分析大数据与劳动结构的内在关联,关涉到夯实数据化劳动方式的哲学理论根基。大数据与劳动结构关联的本质乃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是劳动者与大数据之间的关系问题。劳动者作为这一矛盾关联体的“极点”具有绝对主体的位置,其自身同大数据作为绝对客体的位置相同,都是不可变动的实体。因此,这对矛盾就是主客体的割裂与统一。大数据与劳动结构具有内在关联,并从而生发出主客体的矛盾。这种分析过程有何意义?主客体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消解?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为:分析过程的意义是通过大数据与劳动结构的关联来证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基础,为数据化时代作出理论剖析。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为:主客体的矛盾通过人类的实践来弥合,以劳动者自身的知识促成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形成“美的灵魂”。

“用‘灵境’是实事求是的”:媒介批判视域下元宇宙的形上之思与实践反思

对元宇宙做形而下的器用考证并不符合概念本身的超越性意涵,必须回到实事求是的价值立场。在媒介批判的视域下对元宇宙本质澄清时发现,如果从已有对世界的认知展开对元宇宙的再度理解,那么元宇宙依旧逃脱不了在本体论上作为具身知觉延伸的游戏范畴。若要实现对技术革新的感知就必须通过人的生命实践,这种实践在作为认识论的艺术中被直观,而人的交往实践也在与数字化生存状态的互动中展示出媒介生存论的“此在”持存。而若要划清元宇宙实践过程中的内在界限,就不得不直面因媒介资本的极化而形成的数字化“大他者”和技术入侵现实生活所带来的主体性分裂,以及信息安全背后的价值剥削难题。

古希腊形而上学探究

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古希腊形而上学在理论形态上经历了从本原论到存在论的转变,再经由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发扬,确立了两个世界的划分,至亚里士多德基本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形态。虽然形而上学问题受到近现代哲学的激烈批判,但其理论思维方式以及对人的超越性的肯定仍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析论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与基本规律,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与理论根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总结和重大理论创新。具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蕴本体论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体论概念的吸收借鉴;在发现问题过程中不断运用新理论解决新问题;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文化建设提供科学指引;站在历史发展大势上深化历史认识,以人民为中心和建设主体走正确的文化发展之路。

生命美学对美学本体论建构的贡献——兼评潘知常教授生命美学思想

后现代思潮下,“美学终结”论甚嚣尘上,美学“去本质主义”悄然盛行,美学本体论也被消解了。生命美学学派坚守本体立场,重新确立美学本体论建构方向。生命美学厘清“美学问题”的症结,阐释了审美活动的本体论内涵,重构人文学美学范式。如此,生命美学将哲学美学化,提升了美学的地位,对美学本体论建构的同时,开启了以美学解决哲学问题的时代探索之路。

人工智能意识“涌现论”的概念误区与未来视野

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意识?或未来是否可能具有意识?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不好回答的问题。涌现论似乎可以提供一个肯定性的回答。然而,考察涌现论的概念结构,却发现人工智能意识的涌现论更多的是由于概念的不断转用而导致的误解,而非真正的意识涌现。这一涌现论也非全无益处,它鼓舞社会观念对人工智能抱有更宽容的接纳态度,视之为有机性存在,而非单纯机器。涌现论不是一个本体性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未来揣测维度的实践问题。未来是否承认人工智能存在意识,只能由离未来最近的人们来决定。所以,人工智能的意识涌现论不仅是技术和实质对象的讨论,更是一个文化观念的讨论。

“异位”的当代性

“异位”又译为“异托邦”(heterotopias),是福柯提出的一个相对于“乌托邦”的空间概念。“乌托邦”指非现实存在的完美社会,而“异位”则是一种“镜像乌托邦”,我们在一个非真实的空间中看到那个并不在其中的自己。“异位”的悖论在于,正因为我看到了自己就在镜中,我才明确知道自己并不在那里,并在注视之中转回真实处所中的自己并重构自身。

北京中轴线上的“天地之中”

“天地之中”是我们古人的宇宙观,也是我们古人所尊崇的理念,其含义包括三个方面:“天之中”“地之中”及“天之中”与“地之中”的关系。北京是数朝古都,居“天地之中”,是王朝正统的象征。那么,在北京中轴线上又是怎样体现“天地之中”的理念呢?

挑战唯我论:许茨、泽鲁巴维尔和阿伯特的时间观

社会学家重视时间的社会属性,因而既不将时间视为均质的客观流动,也反对将时间看作异质且纯粹内在的主观流动,尤其对以唯我论时间观点为代表的后一种立场持强烈批判态度,但既有研究很少正面讨论如何克服唯我论的时间观。如果将柏格森的主张视为唯我论时间观的代表,我们就可以从不同学者的批判中梳理出挑战唯我论时间观的不同路径。具体而言,许茨从主体间性入手,但这一概念只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效。泽鲁巴维尔强调思想共同体内共享的时间观念,但无法避免群体边界所带来的相对主义。阿伯特通过怀特海的有机哲学来避免唯我论倾向,是一种更彻底的修正。

从“玛阿特”看古埃及人的正义观

讨论古埃及的“正义”问题避不开“玛阿特”一词。“玛阿特”是一个抽象概念,其内涵是多重的,可以从宇宙观、宗教学和伦理学三个角度来理解。从宇宙观的角度来说,玛阿特是一种创世时的宇宙法则,是神圣秩序;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玛阿特是代表秩序、公正与平衡的女神;从伦理学角度来说,玛阿特是古埃及人在日常行为中应该遵循和体现的一种伦理道德准则。古埃及人的正义观可以通过玛阿特的内涵来体现。从宇宙观角度看,古埃及人的“正义”是通过打击外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从宗教学角度来看,古埃及人的“正义”是国王践行玛阿特,使社会稳定、远离混乱;从伦理学角度看,古埃及人的“正义”是不说假话、不作恶,死后问心无愧地接受奥西里斯审判。

生存论视域下的哲学和人工智能的内在关系

人工智能自身就包含着一种哲学理解,即把智能当作人的本质,旨在研究人类思维、心智和认知规律的认知科学,处在哲学和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的内在联系和核心地位上。认知科学属于认识论范式,它始终带有近代哲学“我思”的意识哲学和理性主义的痕迹,无法解决主观的思维如何通达和思维之外的客观存在的问题。因此,把认知科学作为哲学和人工智能的内在联系实质上是把人工智能建立在了一个并不牢靠的根基之上。哲学在根底上作为关于对人之存在方式进行自觉反思的学说,其和人工智能的最根本的联系是在生存论层面上,即对人的存在的认识。人工智能诸范式的形成都依赖于如何理解智能,而人们对于智能理解的偏差归根结底在于对人的存在的认识的不同。

论马克思关于法律性质的思想

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了法律的产生、本质和功能,让法哲学转向唯物主义,改变了其既定的发展方向,建立了系统性的关于法律性质的观点。在法律的本质上,法律是受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是统治阶级将本阶级的集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产物,从而让法律成为国家的普遍价值形态;在法律的发展动力上,法律具有阶级性,意味着只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必然导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产生根本利益上的冲突。无产阶级要用革命斗争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及法律;在法治演化逻辑上,法律的演进是物质生产决定的,生产力的进步会推动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对生产关系的改变,必然让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发生改变。阶级斗争推动的法律变革运动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法律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法治文明的进步。无产阶级要采用暴力革命打破资本主义法律,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也要适应全球化时代对自由、平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