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实践及其中国立场的文明价值观观照

“文化现代性”是新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的伟大实践必须直面的理论境遇、必须认真对待的知识论意义上重要而直接的文化资源。文化现代性以强制的方式进入中国精神文化内里,中国文化在被动、不情愿中经历了现代性的深刻规制和全面洗礼,但在一定程度也获得了“现代性”的新品质,获得了在观照世界、自我反省中建构自主性的无限可能。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因素无疑是民族文化自我丰富的肯定性成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要不自外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对此有充分性觉识。受启蒙现代性理念和西方社会现代化实践的外在性规制,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历程中,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文化主体性遭遇多重冲击,陷入非自信、非自主、被挫败的尴尬境地,以至于对自身历史传统、文化、文明、制度以及价值观等产生怀疑,文化主体性被边缘化了。立足文化现代性辩证重建的视野和文明价值本位的高度,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从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文化实践新类型、文明辩证法新逻辑、人类精神生活的典范性创制和超越性智慧。身处“世界中国化”以及“中国世界化”复杂交错融通的场域中,“文化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形象”塑造的这一更为根本、更具长远战略意义的工程,其所遭遇的文化现代性挑战和价值难题,既有全球性的普遍特质,更有中国现实的典型表征。

泛娱乐主义的算法审视与纠治

算法作为智媒时代的一种数据传播方式,其技术变革深刻地改变了泛娱乐主义的传播方式与场景架构,产生了体验增效、受众扩大、技术限能以及文化交互的主要张力。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致使泛娱乐主义在算法推荐场域中呈现出载体上的“流量为王”,引发价值导向错位;效果上的“全景监狱”,固化群体认知结构;渠道上的“算法黑箱”,隐匿意识形态风险;形式上的“自产自销”,加剧受众沉迷致瘾的算法风险。为有效在算法推荐场域对泛娱乐主义进行算法纠治,应当做好以价值引领算法设计,端正价值导向;以主体驾驭算法分类,重塑信息行为;以技术优化算法赋能,矫正设计局限;以法治制约算法权力,优化网络生态。

凝聚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哲学自我”

文化生命体的创造与文化精神的独立自主不仅是哲学的,也是现实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在文化哲学语境下,思考与把握人类现代化文化形态本身呈现的新问题新趋向,以“内生外合”的思想视域自觉去超越一切主观意义的“历史的实在性”,有利于重新理解中华民族自己文化生命的哲学根脉、思想内涵与独特优势。在“第二个结合”中自觉推动中华民族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首要在于深入理解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基因与精神要义,特别是要深化对中国哲学“开端本性”“思想谱系”“义理脉络”“个性特质”的体悟与传承,自觉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哲学自觉意识并发挥实践创新精神,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根本性支撑。

信仰之价值及其检视反思

信仰是人生具有重大意义的精神问题,信仰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信念,涉及人的信念、理想和灵魂态度。它源自人的内在心灵需求,为人们提供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心灵的自我超升。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具有如下特性和价值:信仰是价值观的灵魂,具有道义追求和道义价值,具有主导引领价值,具有凝聚包容之价值和激励召唤之动力价值。对信仰应当进行分辨、审查和反思,以决定自己的选择弃取。必须勇于思考,崇善自由自觉的思考,崇善“无证不信”“知行合一”,即要讲求务实性、实事求是的原则,将信仰的基础建立在事实和客观真理的基础上,用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塑造自己的独立人格,武装自己的精神世界。

如何应对价值主观主义

价值主观主义认为所有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这一观点必将导致关于事物的好坏、行动的对错“怎么说都可以”的完全相对主义的结论。有三种回应价值主观主义的方式:一是立足存在论肯定价值的客观实在性,但是由于不能毫无疑义地指认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实体、性质或关系,因而不能有效地回应价值主观主义;二是依托观念论认定心灵中价值的观念与逻辑的观念一样具有有效性,以此解释内在于心灵的价值具有另一种客观性,这在特定的领域内能够反驳价值主观主义;三是借助评价论阐明任何对事物的评价都依据一定的尺度和根据,只要采取的尺度和根据是可靠的,对事物所作的评价就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价值判断具有可以为之辩护的合理性,能够全面地回应价值主观主义。

形而上学、意识形态与辩证法的展开——论全人类共同价值对西方价值体系的超越

西方世界长期鼓吹自身关于价值的主张,并企图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这套价值体系。然而,现实生活中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和历史性,已经驳斥了西方价值体系的普遍适用性和永恒性。这恰好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早已证明过的观点: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辩证法作经验历史层面的展开,可以揭示西方世界提出的价值体系就其实质而言,只是近现代以来西方世界将自身独特的经验历史状况形而上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其内部依然潜藏着种种矛盾与冲突。事实上,隐匿于这套价值体系背后的依然是一种传统的主体—客体关系。与之相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则遵循主体间性(文明间性)原则,力求在承认与尊重的基础上,以对话和沟通的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这才是真正“具体的普遍性”,是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标尺。

论维护中国价值安全的基本原则

国家安全的实质是价值安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面对复杂的安全环境和多元的风险挑战,有必要将维护价值安全作为一项国家安全重大战略。维护中国价值安全,必须按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求,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性原则,依靠人民,捍卫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又要遵循美好生活需要的导向性原则,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为行动导向和价值标准;还要遵循核心价值观念的主导性原则,捍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在观念领域的主导地位,并持续发挥其领导力、引导力、控制力;更要遵循价值安全标的的系统性原则,促进人民的多维、多层价值的实现,维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体系与其他价值观念体系之间的共存共生状态,有效统合中国自身价值安全与人类共同价值安全。

元宇宙应用引发的人文风险与应对策略

通过深入探究元宇宙应用带来的人文风险,为元宇宙的数字治理准则阐发提供崭新视角和有效方法。从元宇宙关键技术出发,详细论述了元宇宙带来的主要包括自由风险、平等风险、公正风险和法治风险在内的群体风险,以及主要包括主体性弱化风险、个体能力损伤风险、权利遭侵犯风险和身心健康风险在内的个体风险,重点阐述了元宇宙技术的全周期中包括技术研发、技术应用和技术分配的三个关键阶段,并基于我国现有的元宇宙治理方案,针对这三个技术维度的风险特征提出多样多元的风险防控策略。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论析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其根本政治立场和基本价值导向。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的文化底色,为其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基因和深厚的道德根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百年价值追求,为其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包括以“人民至上”为执政理念的政治价值观、以“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的经济价值观、以“守正创新”为基本范式的文化价值观、以“和谐共生”为基本内核的生态价值观、以“命运与共”为核心理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观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价值迷思,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威廉·施特恩的形而上学人格主义

威廉·施特恩认为,只有当形而上学存在时,科学和价值哲学才会存在,因此,应充分地阐明价值领域的内在有效性和规范。他在发展其价值哲学时,从“先验价值理论”入手,认为主体自身与价值相关联,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关于“自身价值”“辐射性价值”和“服务性价值”的区分,为施特恩的价值哲学提供了决定性的方向。“自身价值”概念是其价值哲学的关键,在他看来,以自我为中心是所有价值学的基本事实。在其中,价值内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处于价值宇宙中心的人确认其自身的中心价值和非中心价值的行为。

价值认知与实践决策——工业建筑遗产更新中当代建筑师的话语思考

遗产的价值认知与保护是一个多维度的议题,受到不同认知主体背景差异的影响,可能引发争议,进而影响保护决策的制定。作为工业建筑遗产更新实践的直接策划者与执行者,建筑师的价值认知与实践决策会直接影响实践效果。文章旨在从建筑师的价值认知视角出发,记录这一群体对价值认知与保护决策的思考,以探究建筑师群体对于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当代思考。文章发现,建筑师群体普遍认为工业建筑遗产要走入当代生活,并对工业建筑遗产及其环境的保护利用和干预持正面态度。

价值论视野中的政治哲学研究——发展中国政治哲学的几点思考

因应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政治哲学研究勃然兴起,取得了很可骄人的成绩和重要的社会影响,成为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理论生长点和亮丽风景线。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存在着对政治哲学的定位、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政治实践中存在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政治决策涉及多种重要价值的比较和权衡,伦理价值或道德价值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特殊价值,如以伦理学为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或以某种理想的“好政治”“好生活”来推论出政府行为“应如何”,这种研究范式势必难以解释和揭示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也难以起到指导性作用。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哲学,需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价值、批判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结合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跨文化交往:中国价值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跨文化交往是一个“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统一的过程,其实质是文明交流互鉴。任何一种价值观,都是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创新发展的。中国价值的创新发展同样以跨文化交往为必要前提。在跨文化交往中,中国价值紧跟时代步伐,守正创新,不断演绎着“守”与“变”的辩证法,形成了中国价值现代化的基本逻辑:人的主体性建构和普遍交往的形成,为价值观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提;在跨文化交往中,中国价值守正创新,不断创造新的传统;跨文化交往推动了中国价值的形成,使之汇聚了人类文明史上几乎所有价值观念的优点,因而具有独特优势;在新时代,只有坚持跨文化交往、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以价值观自觉为前提,以日常生活为基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依归,才能不断推动中国价值的创新发展。

探寻欺骗性价值对齐的应对逻辑:从“意图”到“共生”

欺骗性价值对齐的出现使得旨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并为人类带来福祉的价值对齐备受质疑,因此,对其的应对是价值对齐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依据“意图”与“主体”两个要素所形成的欺骗性价值对齐行为象限可构筑应对欺骗性价值对齐的概念框架;以理性认知面对与欺骗“共生”的价值对齐,可形成应对欺骗性价值对齐的认识论基础。在设计与使用的共生之中所展开的AI素养双重增强,可构成应对欺骗性价值对齐的行动者联盟。从欺骗的打开到信任的塑造所展开的人-机(技)共生关系构建则可为欺骗性价值对齐的应对提供存在论与价值论基础。

当代中国价值虚无主义的审视

价值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在价值领域的反映与表现形态,终极价值虚无化、人的价值否定化、价值取向物质化是价值虚无主义的当代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的浸染、多元社会思潮合流联动的消极影响以及现代性的扩张,是当代中国价值虚无主义的现实根源。文化自觉视域下,遏制价值虚无主义,要在国家意识和国家战略层面,建设反映当代中国人精神面貌与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立足唯物史观的整体视角、主体视角和实践视角,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精神文化、夯实当代人精神世界的价值根基,以文化自信激发主体精神力量、丰盈当代人生命活动的价值意义,以制度改革规范价值秩序、引导当代人确立崇高的价值追求,是应对当代价值虚无主义的逻辑进路。

论人类共同价值观及其现实化

人类共同价值观是世界共同体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观。在世界共同体尚未形成的情况下,构建人类共同价值观与构建世界共同体密切相关,必须使两者成为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双重互构”。人类共同价值观是世界人民尤其是国家民族共同构建的、适用于世界共同体的、以世界永久和平和人类普遍幸福为终极追求的、以基于世界民主的法制对世界共同体实行治理的价值观。人类共同价值观只能是唯一的,不存在多元化问题。人类共同价值观像其他社会价值观一样,只有现实化才能对社会发生作用。其现实化的根本前提是世界各国在对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共识的基础上完成人类共同价值观的理论构建,其基本任务是让全人类普遍认同人类共同价值观,使人类共同价值观法制化和道德化,让人类共同价值观融入全球治理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当前构建世界共同体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碍,我们必须在努力克服这些困难和阻碍的过程中完成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构建及其现实化。

“我们永远都是道德主义者”——艾瑞斯·默多克、事实及价值

通过重构默多克对黑尔等分析哲学家的批判,本文深入分析了默多克的道德哲学理论以及她对事实与价值区分的不同理解方式,阐明了道德价值与个体认知活动的关系。在默多克看来,个体在感知世界、对待事物时带有一种“一般观念态度”,因此,我们观看外部的视角和注意力始终受到道德的指引;我们的道德本质是无处不在的,不仅渗透在我们的日常意识中,而且表现在我们的所有意识模式中。我们天生就是道德存在者,永远受道德价值的引导,这些道德价值不仅影响着我们的一切认知,而且塑造着我们的“境界”与“选择”。

中国哲学之人生价值思考

中国哲学作为侧重以道德伦理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理论,长期以来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思想,对中国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塑造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儒、释、道诸派入手,深入分析中国哲学基于人身价值的重要意义。

价值概念的演变及其含义辨析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价值概念的含义都经历了一系列演变,西方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下价值概念经历了从经济学价值到哲学价值再到价值观的复杂过程;而汉语中价值概念一方面经历了从古汉语“直”“值”到现代汉语“价值”的转变,另一方面经历了西方价值论共振下近代以来中国价值理论的创发。对价值概念的溯源勘察了价值理论研究的地基,拓展了价值问题和价值观问题的解答视域。

“人—技关系”的高阶动态表征研究

出于对技术本构性“准透明”的积极理解,伊德的四重“人—技关系”一方面暗示出一定的动态维度,但其形式化表征因囿于理想假设而落入静态分类的窠臼;另一方面它异关系中允许高阶的“人—技关系”的产生,但其形式化表征未能揭示其中深层意向性结构。为此,对“人—技关系”形式化表征的优化存在动态与高阶两个维度,而将二者相结合的表征方法尚需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