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

形而上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形而上学者的理论旨趣是构建超时空的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批判蒲鲁东、杜林、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等人,是因为这些人的理论都具有形而上学性。蒲鲁东沉溺于追求经济学中的“不变规律”和“永恒原理”,杜林迷恋于制造“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热衷于建立“永恒正义的王国”,费尔巴哈执着于阐释适合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的道德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形而上学理论的批判对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具有重要启示。为了构建具有现实性、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在思想方法上破除“永恒原理”情结、“一般规律”情结以及“抽象范畴”情结,还要在研究方法上拒斥“先验主义”的方法、“还原”的方法以及从“抽象的人”出发的方法。

贝克莱的困境与马克思主义对观念来源的破解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具有二重性。从积极的、肯定性的意义来说,它标志贝克莱破解以洛克为代表的早期经验论哲学知识论之矛盾的开端;从消极的、否定性的意义来说,它产生了“自我中心困境”的新问题,无益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出于摆脱困境的实用考虑,贝克莱转而求助于先验、神秘的上帝,将其视作观念的终极来源,由此背离经验论哲学的基本走向,向中世纪神学独断论复归。通过确立“人是物质世界演化的产物”“观念是人脑的产物”“观念的内容来源于物质世界”三个核心命题,传统唯物主义将观念的来源归之于经验的、可感的物质世界,初步超越了贝克莱哲学。但由于在物质与观念作用机制问题上存在含糊性,传统唯物主义对观念来源问题无法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在继承、发展传统唯物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被传统唯物论忽视的“实践”概念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将之作为沟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桥梁与中介,揭示了人的观念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认识论规律,从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全面破解了观念来源之谜。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认知科学的交汇——李恒威教授学术访谈

游均(以下简称“游”):李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本次访谈。据了解,您长期从事认知科学和哲学的相关研究,并出版了多部著作,可否介绍一下您这些年来的研究脉络呢?李恒威(以下简称“李”):在过去多年的研究中,我主要聚焦于认知科学范式、意识问题和当代意识理论等方向和主题的研究,同时,基于认知科学的理论研究,探讨新兴科技与未来社会的复杂互动状况。

从“去蔽”到“挖掘”:生命的技术展现反思

人类生命并非静止的存在,而是伴随着技术展现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古代自然技术内蕴着人类生命的“涌现”,是顺应自然、获取自由的“去蔽”过程,赋予生命存在丰富的意蕴。然而在现代人类生命具体经验的世界中,大数据技术成为提取生命活动轨迹的一种新程式,人们对于技术人工物的态度从最初的“被动、附和式”转向“积极、迎合式”,“生命挖掘”的重点从生命“身体行为”转向对“精神行为”的深度挖掘,这可以看作是“生命挖掘”的否定性向度。如何摆脱技术展现出的人类“历史命运”,探寻“生命挖掘”的“肯定性”向度是重要的时代课题。

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民族音乐育人研究

民族音乐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体现出广博多样的形态样貌和深厚的文化精髓。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视域,民族音乐具有塑造中华文化特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育人功能。民族音乐育人实践能够影响人的主体人格,提升其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认同感。民族音乐育人系统通过多维度主体的互动与对话构建,体现出多元化审美主体的发展与追求,表现出多层次感性体验的特征。民族音乐育人实践宏观上是关乎教育强国、文化传承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系统工程,微观上是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主体意识与审美经验优化整合的过程。

从需要的角度看真假认知之分

人们的不同需要在形成正确知识和虚假知识的过程中,分别发挥着性质不同的动机源头作用。首先,由于求知欲旨在弥补知识缺失的无知状态,它的本质功能就在于趋于真理、避免谬误,因此在正常发挥效应的情况下不会产生虚假知识。其次,求晰欲的本质功能在于追求知识的清楚明晰,在真假认知之分中扮演了中性的角色,能够分别帮助正确知识和虚假知识达成逻辑上的融贯自洽。最后,非认知需要参与认知过程后,既可能促使求知欲正常发挥效应趋于真理,也可能妨碍求知欲正常发挥效应导致谬误,因而有必要具体辨析。

启蒙主体的限度及其重塑——兼论实践唯物主义的主体性原则

近代启蒙哲学以自我意识为核心建构主体性哲学,致力于以理性唤醒人类的主体性意识,但由于缺乏现实根基,启蒙主体遭遇了自身的限度,陷入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法中。反思启蒙主体的限度问题是把握主体性哲学的重要切入点,也是深入理解实践唯物主义或马克思实践观的有效进路。实践唯物主义以“现实的个人”为基点批判启蒙主体,不仅在理论上基于社会历史维度重塑了主体性原则,将主体性原则从天国拉回人间,而且从实践角度凸显了人类在生产活动与交往关系中的主体能动性。基于此,马克思的实践观在统一逻辑自我与历史自我、个体主体与社会实体的意义上完成了对启蒙哲学的重大突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建构更具有张力的主体性原则。

人与自然在实践中走向和解的认识论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走向和解的变化过程。人与自然在实践中走向和解是结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本质、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认识过程、最终以走向和解为认识需要的动态过程,在认识本质上反映了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相互转化,在认识过程上阐明了实践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在认识需要中则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解日趋具备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问题导向式研究中的唯物史观具体化——以低欲望社会与倦怠社会观念群的反思为例

问题导向式研究的提出是为完整把握复杂性问题,解决学科式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对问题的剪裁、切割和片面分析的弊端,因而是前学科和超学科的。要确保扬弃学科分工式研究是推进而非退行,需避免对研究对象作经验主义式的现象描述。当下如低欲望社会、倦怠社会、躺平等现象描述,皆指向某一特定时代精神的观念群,它们分别代表了网络传播、通俗读物、学术著作等领域中经验主义式对此类现象的描述。经验主义式的现象描述只能得出惯性的消极对策,期望偶然性事件破解困局。唯有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重新描述特定问题现象的产生过程,阐发观念主体及其观念活动的历史性,才能给出符合逻辑的发展道路说明和相应的破局对策。

习近平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的德育思考

知行关系是思想家历来探讨的重要话题。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知行合一发表重要论述。学界对于习近平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的价值作用研究多从宏观的治国理政层面来探讨,有关习近平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的德育价值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数字化时代虚拟实践困境的现实症结及消解路径

数字化的兴起正在以空前的速度改变着人类生存空间。以数字化为中介的虚拟实践拓展了人们的生存观和价值观,是对现代性的聚合与重构。主体性的异化与丧失、社会交往的疏离与失范、数字鸿沟的分化与扩大也加速推进消解虚拟实践困境的社会要求,构成虚拟实践重建的内在动因。为了在更深层次上对虚拟实践的多重发展悖论进行反思,从当前虚拟实践困境入手,剖析虚拟实践中社会发展与主体认知的矛盾、技术膨胀与道德缺失的割裂以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促进虚拟实践困境的消解,要从加强虚拟网络教育、完善人的虚拟发展规范、建构虚拟生态环境和调整虚实相生价值向度等维度探寻虚实共生的实现路径。

“无意识之门”——虚拟实践中沉浸式体验问题初探

虚拟实践是一座连接拟像情境与真实场景的桥梁,有别于其他关于非现实场景的构建方法,虚拟实践追寻的是一种高仿真的现实体验,其中现实的物质性与拟像的虚无感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本质冲突。这种本质冲突仿佛一道横在虚拟现实世界中的“无意识之门”,妨碍了沉浸式体验的顺利进行。决策者应充分总结并归纳个体“意识”产生的条件,分析构建者的创作动机与表达意愿,梳理主观真实与客观现实的关系,帮助虚拟现实脱离对于无限真实的盲目追求,重回理性的道路,进而形成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感性对象性”到“实践”——兼谈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马克思唯物主义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相区别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所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又被称为新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以“感性对象性”原则为基础,认为自然和人都是感性存在物,马克思指出了旧唯物主义感性直观的缺陷,将实践的观点加入其哲学体系中,创造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实现了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主义上的统一,马克思将人类的活动上升成为对自然和对人类社会行为的实践活动,从而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整体超越。

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确立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实践”这一思想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科学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刻揭示了实践的本质、内涵及特征,指出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实践观,并进而从实践出发考察现实世界,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蕴含的实践思想,为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哲学依据与价值意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汲取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反思和借鉴了西方生态哲学中的合理要素,并且批判继承了马克思辩证自然观的丰富内容。这一生态理念蕴含着深厚的价值意蕴,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价值追求,注重环境保护与经济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致力于追求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研究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刻揭示了马克思对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的基础思想。众多学者指出,费尔巴哈的理论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中间阶段”。费尔巴哈的实践概念具有合理因素,但也有局限性,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对人这一概念的理解是错误的,他将人视为自然人,对人的本质、主体以及客体都做出了重要论述。马克思汲取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体论思想,并且加以批判,才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了更好地研究马克思的实践观,必须首先了解费尔巴哈实践观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然后再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详细探究。

人工智能技术“获取”智能的认识论叙事

人工智能不仅以物的力量实现了观念的生成,并证明了认识的真理性,而且以其技术逻辑推进了“理解大脑行为”“揭示心灵奥秘”“优化认识论”的进展。人工智能通过递归的调用逻辑使整体的感知凝聚成为驱动的力量,通过群体试错的选择将共同学习的成果整合成优化的原则,通过抽象解释的通用将社会进化的成就内化为改变的路径。其所呈现的认识论叙事,既展示了人工智能“聪明”的由来,又拷问了整体感知、共同学习和社会进化的认识论功能。揭示人工智能获取智能技术逻辑的认识论叙事,就是以“人工智能就是哲学”的理论视域来把握人工智能的本质,掌控人类认识的发展和探讨人机融合的可能。关注人工智能获取智能技术逻辑的认识论叙事,就是关注人工智能和认识论本身。

“四个之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认识论新话语

“四个之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前途、人类命运、人民诉求、时代使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科学回答与现实观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论新话语的高度彰显,有着丰富的话语意涵。“四个之问”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有其自身的生成逻辑,它不仅是“两个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新时代新征程实践要求的积极回应。“四个之问”是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典范,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遵循。

新时代人民文化实践的形式、演变与逻辑——以相关“热词”“热度”为基础的分析

人民文化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的生动呈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建设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环节。人民文化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传统和社会经验的基础上,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的文化创造、传承和交流等实践活动。通过网络热词与热度测度我国人民文化实践,并对新时代重要理念相关“热词”和与人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主旋律文化“热词”进行测度,结果显示我国民众对新时代重要理念的认可度总体呈现日益上升的发展态势,主旋律文化深入人心、与日常生活融合形成新时代高品质文化生活。

知觉恒常性概念及问题澄清

作为一种心理现象,知觉恒常性从知觉场中被剥离出来,抽象为知觉的不变性或相似性。这使研究者混乱地处理研究的问题。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中,知觉的变化和恒常被错误地归因于物理和心理两个不对称的层面。前者被还原为外界物理刺激的变化,后者被还原为大脑特定模块的活动。研究者或追求多要素模型的不断优化,或过于追求大脑活动的细节,最终却难以说明恒常发生的机制。知觉恒常性并非知觉不变性,其同时蕴含着变化和不变。恒常和变化同属于知觉层面,而非物理和心理的不同层面。对知觉恒常性的说明需要超越“物理-心理”的观念鸿沟,更需要超越“恒常-变化”的二元观念结构。超越性的知觉瞬间无常亦无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