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由个性”思想与数字时代的自由困境化解

在自由观念史上,存在着自由意志与自由个性两种基本形态。马克思以自由个性取代传统的自由意志,是自由观念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政治权力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三位一体地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精神控制技术,即“数字—生命政治”。它以“算法”来全面而精确地治理社会和个人,不仅消弭了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个性,而且规训着人们积极主动地、自由地参与到消弭自由的过程之中。自由地不自由,是数字时代最根本的自由困境。数字时代,摆脱自由困境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必由之路在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相互推动,既要警惕自由时间的劳动化,使自由时间真正成为自由个性发挥的时间,又应将“社会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占有数字化的信息通讯媒介,实现信息和数据的共享。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逻辑阐释

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呈现出条理清晰的逻辑理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作为一个结构严谨的逻辑体系,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所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继承,在中国共产党一百余年来的奋斗历程中体现了特有的逻辑传承,并通过一系列创新思维的逻辑展开彰显这一方法论特色。

马克思人的本质论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借鉴与超越

学界通常把马克思人的本质论概括为人的现实劳动基础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研究思路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在把握人的本质问题上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借鉴与超越。精神现象学蕴含着丰富的人的现实劳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结成的共同体本质的思想,对马克思形成人的本质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马克思立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现实性对象关系,深刻揭示了人的现实的劳动以及共同体本质的理论,实现了对精神现象学所蕴含的人的本质思想的超越。

中国传统休闲观中的乌托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传统休闲观是中国人集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及精神追求为一体的生活哲学,展现了古人试图摆脱当时混沌状态、憧憬理想生活的反思与实践。乌托邦精神启迪了人类心智,特别是自近代以来其美学向度帮助人类消解了现代性悖论造成的各种精神苦恼,引导人类摆脱内心浮躁、超越自我,在实现个体内在精神升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休闲观与乌托邦精神所蕴含的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休闲活动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体精神家园的完满,它本就是一个异域的、理想化的乌托邦,二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理想化的构建是其内涵互通的桥梁。当代人受困于现代性悖论,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精神困惑和情感危机,一些人盲目地为摆脱一种混沌状态而追求休闲,对休闲精神实质缺乏深刻的体认,如若能自觉将一切休闲活动的反思置于乌托邦视域下,对休闲观中蕴含的乌托邦意蕴重新阐释和评价,将在帮助当代人摆脱精神贫瘠、实现个体生存价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孪生”拓展实践技术逻辑的哲学叙事

数字孪生集成了多种技术和多门学科,实现了虚拟实在与原子实在的深度交互,正在从根本上建塑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实践的逻辑。因此,深入数字孪生拓展人类实践的技术机理与发生逻辑,把握其提出的根本性哲学问题,是人工智能时代理解人类实践变革的重要工作。数字孪生以数字迁移事实的方式追问真实之本质,以算法驱动生成场景拷问人与对象关系的发生逻辑,以虚拟实在的反事实干预表征观念的力量。今天,数字孪生改变人类的实践逻辑,数字孪生体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人实践的真实对象,是不争的事实。真实面对数字孪生实现认知知识向执行知识转化如何推进人类智能和实践能力发展的问题,既是人工智能时代人真实理解自我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又是规制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的前提性问题。

实然、应然、本然

实然、应然和本然是我国哲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范畴,但学界并未对其内涵意义进行能得到普遍共识的分析和确定,以致在哲学对话中造成诸多理论的歧义和解释的困境。本文试图从形上层面、知识论层面和意义层面,对这三个范畴及其关系进行界定和梳理,在预定的语境中,以确定这些范畴的意义可能。

中庸辩证法思想新探

中庸辩证法思想新探杨涯人解保军中庸是儒家哲学、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是儒学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在中国古代，中庸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并因此成为传统观念中最富于训诫意义的治世标准。近世以来，中庸的命运急转直下，被视为折衷主义、调和主...

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观及意义

黑格尔的辩证法以概念思辨的神秘形式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它蕴含着整体观与同一观,但通过马克思的批判和扬弃,最终被实践辩证法所取代,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了实践转向。马克思辩证法是以实践思维方式为本质特征的辩证法,它克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主义,使辩证法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彻底发扬了辩证法的革命性。

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

"个人自由"与"国家富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必须放到"世界历史"之中去审视才能得到合理的回答:只要世界历史仍然是通过无序竞争着的现代民族国家来实现自身,"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在价值上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恰恰相反,所谓个人自由,其绝对前提是这个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一个主权国家,而个人所能享有自由的程序在其现实性上只能是国家富强程度的对应物。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来把握"自由",是在世界历史中居于领先地位者的特权,但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何为现实

与黑格尔用思辨方法和费尔巴哈用直观方法了解现实不同,马克思主张用实践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和把握现实。现实并非观念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现实是事物的本质联系,是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的,那些不具有本质联系的偶然现象或假象,不配享有现实的美名。实践可以为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设置方向、创造条件并提供动力源,因而,实践是促使事物特别是社会历史事件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中介。

唯物辩证法的前提重建

作为公共课教科书哲学及其社会化的大众化唯物辩证法观念始终存在着合理性危机。学术界试图在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新解读中彰显出辩证法的魅力,但无论是生存论、实践论抑或是其它解读,都带着概念化思辨色彩,内在性思考取向,祛唯物论特色,并不能克服大众化唯物辩证法的危机。危机的原因在于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理解上前提缺失,遮蔽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影响了唯物辩证法对现实的解释力量。走出危机的路径是回归马克思辩证法的本来意义,重建唯物辩证法的唯物论前提和知性前提。

实事求是的要旨在于创新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实事求是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实事求是的要旨在于创新，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践创新，指在独特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成功地解决了实践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完成一项（或多项）从未有人做过的历史任务。二是理论创新，指在既有理论基础上，突破陈规，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判断，形成新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实事求是是实践、认识、再实践。

现象学视野中的现代工程与都市文明

在现象学的视野下,现代都市文明是由现代工程支撑的现代工业所成就的。现代工程、现代工业、现代都市的互动与合谋,把人类带到一去不复返的现代世界,孕育了现代工业主义和技治主义的意识形态,最终导致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技术的敞开与遮蔽的冲突、秩序寻求与失序的变奏等都市的现代性悖论。人类如何走出当下面临的生存困境,仅仅批判技术异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始源性地反思和追问导致技术异化的工程异化。考虑到,工业是工程的集聚,工程形态的演化与工业革命发生的一致性,基于互联网(Internet)、物联网(Io T)、信息物理系统(CPS)等核心技术的"工业4.0"的到来必将呼唤"工程4.0"的出场。实际上,也只有把握工业发展的大趋势,深刻理解这一工业革命自身开显的伦理维度,努力型塑伦理优先的"自在自为"的"工程4.0",并不断超越单纯效率效益优先的"工程3.0",依循工程与伦理的互动、互释与互镜关系,处境化地构建当代工程伦理形态学和工程伦理体系,完善工程伦理实践的可能路径,让工程回归其人文本性——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以期探索拯救现代性的可能性,并重塑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的新都市文明。

如何理解“质是事物的内部规定性”——评一种流行的质的定义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普遍把质界定为"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定性",进而把属性看作是质的"外在表现",并区分出所谓"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这种质的定义很容易混淆质与本质的界限,把质与属性的关系,跟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混淆起来了,并且无法理清本质与"本质属性"的关系。要解决这个问题,人们须要明白"事物内部固有的规定性"这一说法具有歧义:它既可以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意思,也可以指同现象相对的本质的意思。为了避免产生歧义和导致各种逻辑上的混淆,人们最好把质定义为"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定性",去掉"内部"这个限定语,并防止把属性视为质的"外在表现"。

十三—十七世纪的宗教与科学

文章探讨了13—17世纪的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认为13—15世纪由于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的融合而产生的对自然的特殊认知系统和经院哲学的理性唯知主义,为这段时期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这段时期,尽管双方也存在冲突,但以融合为主。16—17世纪,随着机械论世界图景的建立,改变了以往关于“上帝、自然与人”的观念,新科学的产生与中世纪的守旧势力和宗教权威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引发历史上宗教与科学的第一次交锋。然而宗教与科学的接触,又使双方都向前迈进了一步:科学在新教中找到了发展的动力,宗教也吸收了科学的成果,去除了芜杂的东西,变得精纯。

人民利益:意识形态安全的内核——基于合理性与必然性的探析

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意识形态安全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主流价值的弱化、"精神疲倦"的状态以及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紧张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将人民利益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点具有现实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任何时候都应该成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中心任务而不动摇。

坚持唯物辩证法 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

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丰硕,出现了四个新取向: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跨学科方法和多元视角运用相结合,口述史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地方改革开放史研究取得显著进展。但从提升研究的学术水平看,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还存在分析问题孤立僵化、看不到或看不清研究对象之间的复杂联系,解释问题不够全面准确,话语体系僵化保守,宣传性成果多研究性成果少,介绍性成果多深刻分析性成果少等诸多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当代人研究当代史难、学界存在整体焦虑、心态浮躁以及盲目照搬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等诸多因素有关。其中一个难以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有的研究者没有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指导。因此,深化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既要敢于借鉴、合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虚心传承中国优良的治史传统,但更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展开。

马克思对传统异化理论的突破——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传统异化理论的突破

"异化"是哲学王国中的重要一员,从其诞生至今依然引起许多哲学家们的"另眼相待"。马克思对"异化"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且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创制了异化劳动理论,此理论是《手稿》中的奠基性理论。《手稿》中虽然仍然带有黑格尔、费尔巴哈尤其费尔巴哈的痕迹,但就《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而言,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在逻辑思维上都对黑格尔及费尔巴哈等传统异化理论进行了突破。

环境人格权正当性论证之演绎式推理

环境人格权自产生以来争论不断,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缺乏对环境人格权推理过程的基本论证,演绎推理是权利推理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其通过扩大解释与漏洞补充,为环境人格权的确立提供了路径。环境人格权可以是环境权和人格权两种法定权利进行权利推理而获得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也可以应有权利为前提进行演绎来论证其存在的必然性。通过演绎式推理,为环境人格权获得了理论上的正当性前提,进而为环境人格权立法提供了可能性。

现象——实体——本质——唯物辩证法范畴立体化之五

“本质和现象”这对范畴应改造和扩充为“现象———实体———本质”这组范畴。“现象”应摆在这组范畴的前列 ,“本质”应摆在后面。传统的“本质和现象”的提法应改为“现象与本质”。实体是现象与本质的中介 ,是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是现象向本质的过渡。规律与本质是并不完全等同的同等程度的范畴 ,应用“现象———实体———本质”取代“现象———本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