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蜕变与开端——《学问的进展》与现代政治哲学

《学问的进展》是西方哲学从古典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文献。培根一方面质疑理性的绝对权威和哲人的沉思生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方法在哲学/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从而开启了哲学的现代蜕变。培根力促修辞学与哲学的合一,如此哲人与智术师的关键区分便不再有效;当修辞学不再讲高贵的谎言,也就不再能服务于真理。修辞学与哲学的再度合一,意味着传统哲学与修辞学的退场、新的哲学与修辞学的诞生。哲学的蜕变化解了哲学与城邦的张力这一经典问题,从而消弭了古典政治哲学,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

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西洋儒士笔下的中国哲学

自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所谓“轴心时代”以来,中国有儒士,而西欧有哲学家。由于分处欧亚大陆之“远东”与“泰西”两端,相隔数万里之遥,文化传统各成系统,思想层面上罕有直接交流。直到大航海时代到来后,中西思想方才有真正直接的相遇与对话,其中明清之际的来华耶稣会士无疑是先驱者。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等人面对的是一个与其自身传统完全不一样的高度文明,欧洲开始慢慢发现它不是世界的中心,而耶稣会开始采取“文化适应”传教策略。

维柯与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认识、语种和社会历史等原因,维柯的学术思想一直遭到冷落。殊不知,他的学术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精神资源之一,典型者有:历史和逻辑有机统一的方法论原则,人自己创造自身历史的观点,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以及其他诸多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洞见。关注其人,研究其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史将会被重写。

缺失意志自由的人生自由——斯宾诺莎自由观的悖论解析

斯宾诺莎一方面依据外在的因果必然链条断言"自由意志并不存在",从而流露出不兼容论的倾向;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自由在于认识必然"的见解,因此往往被划归到兼容论的阵营之中,结果通过这种悖论展现了西方主流哲学在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里陷入的理论窘境,并且生成了凭借理性认知压抑感性欲情、扭曲人生自由的负面弊端,值得我们今天进行深入反思。

莱布尼茨的世界文化观及其当代价值——兼及文化权益与文化哲学的使命

对于人类即将进入的“第二轴心期时代”,莱布尼茨的文化哲学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莱布尼茨是一个喜欢并善于调和与综合的哲学家。在莱布尼茨看来,世界文化是个多样性的整体,文化的他者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知识与科学是文化统一的有力杠杆,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它是欧洲文化的对手而非克星。因此,应当宽容平等地对待其他文化,文化各方不应是以哪一方压倒另一方而结束,而是通过各种力量的合理分配实现统一。人类文化的融合是一个必然过程,前定和谐、多样性统一和最终完满是文化融合的基本环节。多样性统一的文化观念源于莱布尼茨一向的哲学主张。欧洲文化传统及当时的社会形势为莱布尼茨提供了思想的温床。个人的独特经历和学术趣味为莱布尼茨文化哲学提供了个案基础。作为莱布尼茨本体论基石的单子范畴,除了自然属性外,也具有伦理和文化属性。由单子所构成的多样性统一的世界,为莱布尼茨文化哲学的建构奠定了系统坚实的思想基础。今天,全球的一体化更需要维护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应学会像莱布尼茨那样对待他者文化,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也应对莱布尼茨的文化理想作出自己的回应。为了继续前进,“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我们至少应有莱布尼茨那样的洞见、胸怀和信念。

弗兰西斯·培根的技术哲学思想探微

培根是现代生活精神的伟大先驱,更是被归入技术乐观主义者的行列,而且也是人们将现代技术社会中的种种由技术所引发的问题从思想渊源上归咎的一个主要对象。然而,对此却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文章从培根的简介着手,全面剖析了培根的技术哲学思想,认为培根在为新技术欢呼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技术的使用而导致种种社会后果的一种深刻的忧虑。

论笛卡尔真理观的三个方面

笛卡尔的判断与真理理论不仅在哲学史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而且对于当代的认识论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突破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符合论真理观,在他看来真理不仅意味着思想与世界之间的符合,还意味着判断行为的正确性以及观念自身的明见性。从他的真理理论出发,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他的普遍怀疑方法论与形而上学。

教育的皈依与灵魂的转向——柏拉图教育思想述评

柏拉图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教育理论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在世界教育史上的影响是空前的。柏拉图认为提出教育要从早期开始,强调品德的教育和灵魂的转向,要用辩证法引导学生积极向上,从而达到至善的境界。分析柏拉图的基本教育理念,能使我们在客观评析柏拉图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受到启发,并且能对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进行一些思考。

约翰·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

约翰·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研究社会和认识论的哲学家。宗教宽容是17世纪欧洲热门的话题之一。宽容在洛克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1685年,他写下了第一封论宗教宽容的信,在这封信中,洛克提出了他对宗教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新的理解:政府不应关心灵魂的事;教会赢得人们信仰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说服而非暴力;暴力不是拯救所必需的。

笛卡尔哲学中的“上帝”概念

"上帝"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人们对于它的理解却总因受到中世纪"上帝"观念的影响而误入歧途。事实上,笛卡尔所提及的"上帝"早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神学的阴霾,并最终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完成了自身理性化的蜕变。

对笛卡尔上帝观念的解读

对上帝的重视和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重要任务,因此,在沉思中,笛卡尔用较多的篇幅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证明,笛卡尔通过用"上帝的观念""、具有上帝观念的‘我’的存在"、"上帝的本质或本性"等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他的上帝在其理性主义的张扬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笛卡尔自我观新探

笛卡尔的自我有两种身份:先验自我和经验自我。作为笛卡尔认识论的阿基米德点的自我是先验自我,而非经验自我。笛卡尔本人在论述的过程中通过混淆逻辑自明性和感受自明性,将这两种自我混为一谈了。而他将先验自我实体化,又为他的自我观带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

霍布斯:自然法理论中的约伯——霍布斯论自然

霍布斯的自然法思想 ,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彻底的翻转。此前 ,人们普遍的共识是 :真正健康的政治生活的目的在于引导公民向善 ,追求德性。此后 ,人们则认为这样的目标是虚幻的。霍布斯是如何实现这场转变的呢 ?答案可能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霍布斯的宗教思想当中给出一个答案和解释。

论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核心精神

宗教改革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宗教改革的年代是欧洲资产阶级力量上升的时期,它的发展对西欧社会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引发了思想观念的变革,为社会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从根本上说,宗教改革是一场在宗教外衣掩护下,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政治变革。从思想观念变革及其对社会发展作用的角度看,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民主核心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可疑的与确定不疑的——读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笛卡尔"怀疑"的产生有着浓厚的历史背景。他怀疑的对象包括所有经院哲学旧的知识和认识方法,以及所有的感性认识。"我思故我在"是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他通过"怀疑"获得了"确切的知识",也摆脱了陈腐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对西方哲学产生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影响。

论洛克政治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意蕴

洛克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先驱。他的政治哲学主要体现在《政府论》和《自然法论文集》当中。在洛克看来,人类只有从经验自然主义出发,才能洞悉自然法的奥秘,它作为一种普遍的逻各斯寓于人的共同理性当中。人类只有效法神圣的自然律法才能获得自我救赎,避免走向痛苦的深渊。

17世纪自然哲学探析

本文以17世纪自然科学的突破性发展为背景,从伽利略、培根、牛顿、笛卡尔等人的科学成就和哲学思想入手,分析这一时期自然哲学所呈现出的以机械自然观为主的时代特征和实验数学方法为特色的科学方法论,指出正是这些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截然不同的哲学观点和方法,为18世纪唯物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对近代政治哲学的影响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对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促进了个人精神的兴起,为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价值观。另一方面,它对民族教会的积极推动和对民族国家意识的积极倡导,为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宗教改革中所蕴涵的许多思想影响了近代政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成为近代民族国家政治理论的出发点。

康德命题分类思想的混淆与澄清

自康德起,关于命题分类问题的争论至今不息,而且各种类型命题之间的关系仍然混乱。这种混乱的潜在原因是人们混淆了"先验"概念的两种含义。康德对此负有责任。康德将先验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并列为三种平行的命题是引起混乱的起点。事实上,先验综合命题应该被理解为从命题形成的活动界定的命题种类,不应该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并列。从命题形成的活动方面看,所有命题都是先验综合命题。从这些命题的成真条件来划分,可分为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康德对命题三分的思想还导致他命题分类思想的其它混淆。对康德的命题分类思想进行修改将使得命题分类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