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罗杰斯和他的《传播学史》

埃弗里特·M .罗杰斯 (EverettM .Rogers)是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传播学学者之一 ,也是世界颇有影响的媒介研究者。他开创了传播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领域———发展传播学 ,也是“议程设置”理论的杰出发展者和当代主要代表人之一。本文通过对他的《传播学史》的评述 。

辩证法在东、西方发展的不同命运——兼谈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我们在辩证法研究中之所以出现种种困惑,就在于没有从范式的高度去看待东西方的研究成果。东西方学者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范式":研究马恩辩证法之间关系"的范式和"关注辩证法应用"的范式。这两种范式的形成,既与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式有关,又与西方人重视"正的方法",中国人重视"负的方法"等文化传统相联系。在借鉴西方学者研究成果时,态度要非常慎重,要注意现成结论背后的研究方式与文化传统的差异。

“吃堑”与“长智”的辩证关系探究

＂吃堑＂与＂长智＂,每一个人一生中都经常遇到。如何正确对待与处理＂吃堑＂和＂长智＂的关系,是每个人一生中必须经常面对并认真思考的问题。＂吃堑＂与＂长智＂之间有多种关系,本文深入分析吃一堑长一智及其实现途径,吃一堑长多智及其实现途径,借人堑长己智重大战略意义及其实现途径。

文化认同·代际转换·文学生态——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动态发展历程

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50年来的发展历程走过了萌芽诞生、蛰伏沉寂、发展壮大、繁荣兴盛等阶段。当我们尝试着对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作一个大致的阶段划分时,"文化认同"、"代际转换"、"文学生态"这些关键词成为参考的重要标志。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可以看作是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萌芽诞生阶段,陈英雄、曾月娥等作家借助汉语这一语言工具作为载体,为少数民族开启了书面文学这一有力的自我"发声"时代。进入1980年代,以拓拔斯塔玛匹玛、莫那能、瓦历斯诺干、孙大川等为代表的一批少数民族作家相继发表大量作品,从此迎来了文学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1990年代中后期,重返部落,回归传统,文化寻根成为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郑重选择,代表作家有夏曼.蓝波安、亚荣隆.撒可努等。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队伍又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山海文化》杂志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网络文学的出现则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书写空间,更日益成为新生代作家一个重要的创作阵地。

詹姆逊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

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詹姆逊对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下对形式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以及德里达等人加以批判、吸收和整合,显示了其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和时代特征,从而表明20世纪各种文学批评话语既是詹姆逊的研究对象,又构成其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组成部分。

基于传播学受众视角的中国早期佛教传播研究

佛教传入中国采取了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佛教教义中的不同部分对于知识阶层和普通大众阶层两类受众各自产生吸引并取得了不同的传播效果。通过列举佛教向知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间大众阶层两个不同受众阶层所采用的不同传播方式,分析总结出佛教向知识精英传播的性质属于雅文化传播,向普通民间大众传播的性质属于俗文化传播。佛教在两个阶层的传播效果最终形成了精英佛教和民俗佛教,两者共同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最后,对网络新媒体技术如何更好地开展佛教的弘扬服务进行了探讨。

论萧萧诗歌中的“白色想象”

不同的色彩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同一种色彩对不同的人也会产生不尽相同的反应,而不同色彩的组合所产生的奇妙诗境更给人带来丰富的心灵体验。台湾当代诗坛的萧萧就是一位善于通过舞色弄彩来表现自己诗思的一位优秀诗人。在萧萧的色谱中,"白色"语汇是非常独特的一类意象,白在萧萧的诗作中通过表达、变形,展示了丰富的意象含义。其诗作中的白可以分为"超脱现实的白"与"直面现实的白"两种类型,其中既包括富有禅意的色彩,又包括对自然生态的感叹和人生衰弱的感伤。

国内外詹姆逊思想研究述评

詹姆逊作为当前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在国内外文坛中确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詹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阐释理论、空间理论、乌托邦理论、美学思想等理论给予了广泛关注,本文试图对国内外就詹姆逊思想研究的这诸多问题作一综述和评析,以期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诗经》《老子》与雨兆、祈雨——中国古代祈雨与文学书写史研究之一

中国上古时期的祈雨活动起源尤早,神话叙事中已见记述,殷商甲骨卜辞里表现得更多。《诗经》《老子》中亦涉及到一些与求雨有关的事象,人们关注雨兆,春夏祈谷举行雩祭,祷雨时献上祭品刍狗,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战国前祈雨文化的特点与形式。

《左传》中政治与道德的一致和冲突

《左传》保存了丰富多样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源头。书中记述申生和商臣两个太子的不同遭遇,恪遵君父之命者无谓冤死且陷父于不义,夺位反抗者却建立了功业,凸显君主集权下政治与道德的激烈冲突;通过晏婴之口,表达了忠于社稷而非忠于君主个人的可贵理念。书中人物一再强调并被后世多人推重的"四拟",企图以此协调平衡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历史实际证明是无效的。政治与道德的良性关系,只能在优越的社会制度下建成。

《庄子》中的五言韵语及其诗化功能

散文中出现大量五言韵语,是战国说理文学的新气象。《庄子》中五言韵语的灵活多变,是形成它诗性原质的重要因素。根据韵语的结构和组合,《庄子》中的五言韵语可分为标准型与附加型、独立型与依托型,它们相互配合,在感情表达、人物刻画和论辩蓄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五言韵语乐歌与音乐结合,在细腻的情感变化中蕴涵深刻的思想。五言韵语的铺张渲染,不仅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而且寓褒贬于字句中。借助五言韵语展开论辩,节奏铿锵,气势夺人。《庄子》五言韵语的诗化功能,可克服连续排比句的单调呆板,实现文章形与气整齐性与变通性的统一,同时使它成为催生《九歌》和五言诗的母因。

早期普罗小说物象论

赋予物象以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是早期普罗小说在物象运用方面最显著的特征。纯粹的兴象运用新意有限,而兴象的比象化运用则较为成功;借物说理、以物喻人因能有效地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表达作家的主观情感而成为一种突出的现象;人体物象也被意识形态化。

试论庄子对三毛生命哲学的影响

行为乖张叛逆的三毛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思想的影响,她的理想、追求,她独特的生命哲学都继承了庄子的许多思想。她乐命,任自然,注重精神的自由与超越,并希望以“爱”来救赎人类。性格因素和理想的彻底破灭导致了她最终选择“自杀”这种结束方式。

人的存在与乌托邦——读张炜《融入野地》

当代作家张炜面临乌托邦的消解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试图通过对人和世界的物化或异化事实的揭示，阐明回归人的本真态的必要性。世界已解构了人的原生态，人在面目全非的世界中承受忍受和孤独的压迫。人的出路在于通过非语言的语言即体悟和艺术达及生命的当初。“野地”是人存在的根据，是人通过时间回溯获得的未来前景。“融入”是“野地”的在先结构。张炜对世界和人的存在状态的揭示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在此岸建立超越性的彼岸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张炜在超验与体验中不能自拔。

声音的异托邦:KTV中的自恋主义与时空压缩

作为城市中常见的社会文化场所,KTV蜂巢式的空间结构,幽暗暧昧的光线,以及可供消费者自由调控的声音设备,使得置身其中的人群将其当做释放情绪的异托邦。KTV中的声音修饰,可以看作自恋主义的精神文化投射;无调式的声音隐含了现代社会中个人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挣扎,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对“噪音”的理解;戛然而止的声音,可谓现实困境击碎异托邦空间的隐喻。通过金钱购买时间来实现空间改造的欲望,可谓当下社会时空压缩进程中拼贴社会的缩影。

明中期闽地文士对韩愈的尊崇

明初台阁体风靡一时。台阁体作家在文风上主要尊奉对象是欧阳修。明中期随着台阁体的弊病日益明显,阁臣在文风上转向尊奉韩愈的古文。与此同时,闽地文士掀起了一股尊韩之风,对于韩愈文章的学习,体现了闽人对于复古思潮以及如何复古的独特理解。

试论宋仁宗朝礼部唱和及其诗作

北宋诗人雅集唱和普遍,北宋仁宗朝尤为突出,其礼部唱和诗作的主要内容有歌咏日常生活琐事、戏谑咏物、揭示文坛时弊。其诗歌技巧上讲究韵律、语言平易之中讲究修辞美;在诗歌功能上提倡"渲其底滞而忘其倦怠"的娱乐功能。这些唱和诗作特点鲜明,对宋诗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儒家经典阐释与文化传承发展——以“毛诗”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儒家以"毛诗"为代表的《诗经》阐释,创构并运用了语言解释、历史解释、心理解释等方法,将文本、作者、社会历史以及接受者等要素全部纳入解释活动的过程中,高扬了诗歌的伦理政教意义。通过解析这些方法策略可以发现,儒家的经典阐释既是传承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形式,又是经世致用、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

简述1943年国统区各体文学的创作倾向

1943年国统区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三类文体呈现出新的创作风格与倾向:诗歌方面新诗从纯诗化开始向散文化发展;小说方面出现了新作家新倾向;戏剧方面,"剧场戏剧"再次回归主流。

形式的辩证批评——詹姆逊“内在形式”理论评析

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文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历代文艺理论家都对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詹姆逊在对文艺形式,特别是现代主义以来的文艺形式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了西方文艺理论在形式研究中的得失,提出了"内在形式"说,阐释了艺术形式与审美认识的辨证关系,以及历史内容转化为艺术形式的动力过程和运行机制,从而对形式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