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畏天用身》的结构与义理

根据文意可以将清华简《畏天用身》分为七个章节。此文认为既要重视天(人力之外不可控制的因素),也要重视人自身的意志和能力。虽然是天人二分的思路,但较之天,作者更强调人,强调“心”的能动性、“作”的必要性、“知”的有效性、“法”的重要性。此文希望有为的统治者能够圆方并行、动静相养,具备最大的冷静、顽强以及最高的智慧,不达目标不罢休。为此,统治者需要提升自身的修养,坚持不懈地努力,秉持坚定的信念,充分发挥人的认识能力去把握和利用事物中的辩证关系,从而制定出合理的行动方案。行动时既要遵循普遍法则,也要机动灵活,随时应变。高明的统治者既能“从中”,充分发挥心灵的能动作用,又能够“致中”,达到政治艺术的最高境界。此文是一篇典型的政论文,论述的是受统治阶层欢迎的“主术”,重点在于如何展开积极的政治行动,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文章虽然也体现了维护传统、尊重恒道的一面,但更具要求变革、积极进取的精神气质。此文并无强烈的学派特征,儒家、法家、黄老道家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将其视为战国中期前开始酝酿变法运动的启蒙文章,可能更为合适。

一体化与统纪化:“儒法国家”,抑或大国礼治?

“儒法国家”作为概括中国秦汉以后政治系统特质的既有模式,没有充分估量礼治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奠基意义,易于呈现为古今断裂的历史政治叙事。周礼所开启的中心统合主义原理展现为一体化与统纪化。一体化包含了统治权力一体化、族群伦理一体化、家国经济一体化,由周礼中的分封、宗法和井田开其端,深刻影响了郡县大一统的制度体系。统纪化是指礼治秩序精神的历史性延续,分别呈现为生统、宗统和治统,三统相系相维而不断推进一体化进程。正是大国礼治所展现出的一体化和统纪化,使我们在面临秩序危机的时候赓续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结构,在进一步推进族群、经济和治理层级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古国的现代转化。

清华简《五纪》五种“文德”研究

《五纪》作者从天下治理和中央王权的意识出发,试图构建一个中央突出、无所不包、井井有条、各有其位的宇宙图景,道德系统的搭建就是其中必要的一环。《五纪》之德就主体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民德”和“君德”两类;就性质而言,基本上可以分为“德行”和“德政”两类。五种“文德”主要指向“民德”,表现为“德行”,体现为外在的规矩与准绳,以帮助实现各有其位、井然有序的宇宙秩序。五种“文德”并不侧重伦理意义上德性的生成和教化,而主要强调的是政治意义上的作用和功能。

先秦儒道“人美学”思想及审美人生观建构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人文化成”的人文主义。与此相连,先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美学是以“人哲学”为基础的,提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美学”思想。儒道两家都认为“内美”重于“外美”,但在对“内美”含义的理解上差别明显,儒家是“仁且知”,道家是“法自然”。在实现“内美”的路径上,两家又很相似,都主张向内的功夫。儒道两家的“人美学”思想对于审美人生观的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也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人生观,从超越功利、内外统一、情理交融、刚柔相济等方面去追求真善美统一的崇高人生境界。

先秦哲学家的哲学话语创新

先秦哲学家为中国哲学发展作出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不可磨灭。他们改变了中华民族依靠神话、祭祀、算卦等建构文化的传统,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想象思维到概念思维的飞跃,从而开启了中国哲学话语创新的历史进程。他们生活在专制社会的现实之中,却能强烈地保持着哲学话语风格的个体差异,这是他们能够在哲学话语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卓越不凡的修辞能力为他们进行哲学话语创新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作为中国哲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先秦哲学家普遍认识到了哲学话语创新的限度问题,并且对如何确立哲学话语创新的原则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要推进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我们可以从先秦哲学家进行哲学话语创新的伟大原创精神中汲取理论和实践智慧。

老子哲学与“道元”:人工智能token的语义与应用探索

自然语言处理建构在“道元(token)”之上,道元是AI算法处理和学习各种文字、图像与声音数据类型的基本元素。道元生成的过程与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似。大语言模型利用“间距”产生道元后,转换成位,透过大量数据的学习与计算,进行新的道元生成与意义重组。由于结合概率重组,人工智能出现类似于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和独特性。未来借鉴老子哲学和汉字的多样性,人工智能可以发展出更全面和创新的框架。

中国传统“道-艺”观论要

中国传统“道-艺”观对中国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道-艺”二元结构中去认识和处理艺术问题,充分彰显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性。中国传统“道-艺”观既丰富又立体,其中,“道器”论是对本体(本原之道)与实在(艺术之象)之隐显关系的总体归纳;“道贯”论是对艺术创造中“一”与“多”关系的辩证提摄;“载道”论确立了中国古代艺术社会学“道主而艺从”的文艺认知格局;“同道”论主要涉及文化原型和艺术同构内秘之诠解;“乐道”论表征着中国古代艺术对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之合一的高度提倡。全面了解中国传统“道-艺”观,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艺术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和超越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书言象意之辩”中的感觉逻辑

中国思想中的“书言象意之辩”也是视觉、听觉、味觉思想方法之争。《道德经》重在超越视觉性的“名”与听觉性的“言”,而归向“执”“抱”“味”等“体”的方法。《系辞》“书言意之辩”揭示视觉性表达、听觉性表达的有限性,主张以阴阳相感的“象”表达“意”,并以感、体作为基本方法论。《庄子》“书语意之辩”揭示视觉性的“书”与听觉性的“语”“言”之表达缺陷,而归止于“得心应手”,并以“体道”“卮言”示之。王弼“言象意之辩”自觉区分“然”与“所以然”两个层次,同时区分了两个层次的“体”,又将“心神”之“体”提升为通达“所以然”的思想方法。“体”的展开,自觉消弭与对象的距离、与对象交融,以对象充实自身,通过自身呈现对象,这正是味觉性思想方法。超越视觉、听觉,归止于味觉乃“书言象意之辩”展开的感觉逻辑,体现出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高度自觉。

“观象”是一种“象”思维吗?——来自一种“观”念的反思

象思维一开始就存在着与概念思维难以匹配的失衡状态,用以刻画中国哲学自身的思维方式,可谓先天不足。象之为物既面临着是否还具有客观性的问题,也因其不具备确定性而始终得不到有效的阐明。象思维的提出以某种更激进的方式打破了过去直觉主义的基本格局,但就其保持着直觉主义一贯具有的模糊性特点而言,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象”完全心灵化了,所谓“象思维”也就成为如何由人的心灵来主导艺术意境的问题。由“观”所打开的是整个历史文化传统的大视野,可以有效扭转“象”的心灵化趋势,而由“观”所形成的观念区别于概念,也足以取代由“象”提出的象思维区别于概念思维。与其说观象是一种象思维,不如说是一种观念。

杨仁山对老庄的华严学解读

杨仁山在《道德经发隐》《南华经发隐》中运用华严宗的思想义理对《老子》和《庄子》进行了诠释。他将华严宗的四法界义运用到对《老子》一章的疏释之中,对有与无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论述,并视为《老子》一书的纲领。谷神、玄牝都是《老子》对道的譬喻,杨仁山运用华严宗的如来藏义进行诠释,使其变成了如来藏、阿赖耶识等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杨仁山在诠释《老子》五十章时对华严宗十世义的运用,使老子关于养生行为复杂性的描述变而为一切众生无不处于生死流转之中的揭示。杨仁山对《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的佛学解读,不仅具有振兴佛教的人生追求,而且还有开启人生智慧、改善社会风气、提升民族素质、谋求国家富强的现实关切,因而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行为。

王芗斋“意拳”哲学思想探源——《拳学宗师王芗斋文集》新探

王芗斋是近代著名武术家、武学思想家和武术改革家。作为意拳(即大成拳)的创始人,他对中国传统的拳学理论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和创新。他的拳学思想自成体系,具有深刻的中国哲学内涵。本文从儒道两家哲学的视角,对其意拳思想根源进行探究。

杨叔姬:辩证美恶的春秋女哲

杨叔姬(羊舌叔姬)是春秋时期极具智慧的女哲学家,她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丈夫羊舌职加以规劝和对儿子羊舌肸(叔向)加以训诫的言论之中。她最重要的哲学思想是“甚美必有甚恶”的命题,这是早于“孔子问礼”的老子揭示了美丑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杨叔姬所讲的“甚美必有甚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即“非德义”。杨叔姬注重“德义”,包括“不可食以不义之肉”,这是儒家“义利之辨”的思想先驱之一。同时,杨叔姬还触及了“仁→义”之间的奠基关系的正义论原理。此外,杨叔姬还提出了“有奇福者必有奇祸”的命题,这是先于老子揭示了祸福相倚的道理。

试论《唐虞之道》的政治哲学理路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是否被理解为必然的;等等。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唐虞之道》以及先秦禅让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是有意义的。

春秋时期的共同性思想刍议——以《左传》《国语》为中心的探讨

春秋时期是早期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前奏阶段,在共同性思想上既有对上古三代依据血缘、亲情的祖先神信仰、礼法制度、德行教化等的继承,又呈现出从重血缘、亲情的礼法向重才能、相对平等的法治等新思想演进的趋势。就传世文献看,春秋时期所关注的共同性思想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重大伦理政治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源于反思人类饮食、音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共同性问题。就春秋时期达到共同性的路径而言,主要是依据血缘、亲情的礼治和依据功利、能力的法治两大类。前者是规范社会生活、达到人际亲和关系的基本路径;后者更多是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达到共同性的路径。春秋时期开启了关于共同性思想本身内涵的讨论,比如辨析“同”“和”“比”“党”等标志共同性思想的观念之间的差别,这些围绕共同性思想内涵的讨论是对思想观念本身的反思,亦是先秦诸子相关思想的源头。

天下诸子

《庄子·天下》篇开中国2000年学术批评之先河,将先秦诸子中主要门派的特点逐一勾勒,加以品评。这种格局恢宏、俯瞰各家的气度是此前上百年学术争鸣的结晶,也是因时因势而成。文章除了对墨家和道家等有所描述,还对当下人们不怎么熟知的宋钘、尹文子、彭蒙、田骈、慎到、惠施等的思想学说做了评述,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学术资料。

基于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视角的无锡水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文明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篇章。无锡的水文化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精髓,助力无锡水文化建设,是无锡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智慧之举。

再造传统——晚周诸子对“民之父母”观念的重构与反思

“民之父母”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传统。该观念的产生当不晚于殷周之际,盛行于两周,蕴含道德伦理与礼乐文明的价值诉求。“民之父母”观念体现了家国同构政治体制下通过拟血缘思维方式,实现公共权力正当性话语的构建。迨至晚周,诸子百家争鸣,赋予“民之父母”观念新内涵,呈现出维新与革新两种进路,推动政治文化传统的创新性发展。经过晚周诸子的重构与反思,“民之父母”观念保持恒久的生命力,它不仅延续至今,而且其所蕴含德治、民本与法治的核心价值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赋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直而已矣,然是否真?——也论儒家观念中的“亲隐”问题

《论语·子路》及《孟子·尽心上》《孟子·万章上》中关于“亲亲互隐”的文字作为儒家文化情本位观念的一个样本,引发了学界关于这是否是一种滋长腐败的负面因素的正反两极评价。细读文本,双方也许都忽视了孔孟基于其观念立场对亲隐固然有其坚持,但其本质上却是防御性和有限度的。从伦理两难的角度看,情直与正直、亲情与公义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就伦理与道德的分际论,道德本质上应该是超越人之本能从而亲情伦理的,情直不等于理真,而只有在理性基础上健康的公共生活才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反思中,亲情原则折射出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精神向度的特征,这是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应该直面与思考的。

周初“天命论”之建构

周初“天命论”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是在殷末宗教困境和信仰危机的具体情势下,充分利用旧有神灵体系和信仰结构进行的一场尊古改制的宗教变革运动。以“惭德”形式展现的政权合法性诉求,是周初“天命论”建构的最初源动力,“天命”与“王权”的关联是周初“天命论”建构的逻辑起点,而民众对“皇天上帝”的信仰则是其现实有效的基本前提。因此,在“君权神授”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周人一方面以“天”代“帝”,使“天”位于“帝”之上,另一方面又将“皇天上帝”并称而皆作为至上神的指称,由此实现了“天”与“帝”的相融相分。这不仅唤起了民众的信仰,重新确立了“天命”本身的权威性、可信性,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混言无别而析言有异的“天”“帝”二维一体至上神信仰结构。

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诠证孟、荀人性思想的内在同构性

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论“性”之两大特征:一是“以气论性”,即“喜怒哀悲之气,性也”;二是“性随心动”,即“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这两大特征既是引发后来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之分歧的根源,又是洞悉孟、荀人性思想之内在同构性的关键性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