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成人”:孔子生活美学研究的一个命题

“学以成人”是贯穿孔子哲学思考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一种以“内圣外王”为最高理想、“君子人格”为现实指向的终身学习型理论和审美生活方式。在总体目标上,“学以成人”指向每个人在伦常日用中通过持续不断地“学做人”“学文化”“学道德”来实现个体人格和整个世道人心的改善。在理论构型上,以“人性视域”为中心点来沟通“人道”与“天道”。在实践结构上,以家庭生活为“人之源初生活场域”,以君子人格达成作为整个生活世界的中流砥柱,形成了家、乡里、家国、天下一层层扩展的“同心圆式”结构。在美学表达上,则包蕴着理想层面上的生活大道之整全美和现实层面上的总体生活方式的圆融美:一方面,体现出对天道与人道一气贯通的阔大生命气象的体悟和追求;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在审美自适、审美共享和审美共在等不同状态中所达至的内在心理之和谐、有序、愉悦状态与外在行为之周正、高雅、圆融。

孔子关于生存之知的思想和方法

孔子哲学是一种生存哲学,它创造出一种人与人、人与家邦如何生活在一起的思想范式和生存范式,贯通这一双重范式的是生存之知。生存之知的核心思想是人必以求知增智为生存的动力和指南。生存之知的基本主题是知人,其前提是知命、知礼、知言,以此为视域展开为己之知和成人之知。前者之知的紧要问题,即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人如何看待生活的贫富?人怎样成为一个人并不断做好一个人?后者之知的总准则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躬自厚责,是严于律己的准则;薄责于人,是宽以待人的准则。借此准则,成人之知既要多闻多见,也应听其言而观其行,更应“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并“察其所安”。

孔子“亲亲相隐”说新论

《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有关这一段话中孔子之语该如何理解,近些年成了一个热点问题。“亲亲相隐”是美德还是说明儒家导向腐败,争论不已。

孔子“以直报怨”思想研究——兼论孔子是否反对“以德报怨”

据《论语·宪问》,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而对“以德报怨”则并未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通过考察《论语》中关于“直”、“怨”的各种论述,结合历代学者的相关观点,可以得出:“以直报怨”中的“直”,应该包含诚实、无私、符合通权达变原则的正直、等值、合乎礼的直率等丰富的含义;“以德报怨”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的体现了人们不计前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有的则反映了一些人的虚伪和充满私心的算计,因此,对于“以德报怨”,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以直报怨”既包含“以德报怨”中值得肯定或提倡的内容,又包含“以德报怨”中所没有的对怨恨对象采取相应报复措施的内容,因此是一种更为全面、合理的报怨方式。

孔子返本开新的历史哲学思想

孔子,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古代杰出的历史哲学家。他的思想学说是以返本开新的历史哲学为认知基础并以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为指南。孔子的返本开新思想包括历史发展论、历史主体论、损益认知论和古今互动律。在以此四者为基本内涵的历史哲学中,“变中不变”的是历史本体、传统本质、根本的道,可以简称为“古”;“不变中变”的是历史的现象,传统的变数,指向现实的运动以及朝向未来的可能性,可以简称为“今”。古与今互动,既是传统向现实的新生,也是本体对现象的矫正,更是“变”对“不变”的弘大。它超越地域、时空和民族国家,为人类共生存在提供了永恒的世界意义,具有引导巨变时代文明生生向前的当代价值。

孔子的“天子观”及其与“大一统”理念的关系

在王朝国家的时代,“天子”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先是称为王,后来又称为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其权威就是国家的权威,其形象亦是国家的形象。王朝国家稳固和发展必须维护天子的形象与权威。所以“天子”观作为古代社会观念中的核心内容,历来为社会所重视。孔子的“天子观”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认为天下礼乐征伐的权力应当一统于天子,而不能让诸侯、卿大夫各行其政。孔子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强调权力的一统。汉代出现的“天子僭天”的提法,虽然与孔子一贯反对僭越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但实与孔子思想无涉。所谓孔子作《春秋》意在“贬天子”的说法,既不符合《春秋》及三传的主旨,也不符合孔子思想。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辨析的学术公案。

再论孔子的“述而不作”与“温故而知新”——以中国早期文明中的文本与口传为视角

后人对孔子形成了创新与守旧的不同认识,其原因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思维世界:“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分别针对文献整理和口头诠释展开。“述而不作”是孔子向老子学习史官“主书主法”的专业技能,其中不需要太多个人意志。孔子按照教化旨趣,把王官之学的单篇文本填充到“六艺”的框架中。孔子“温故而知新”获得的“新得”,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口头层面,其评论中有大量“论、议、辩”的成分,促进了“语”类文献的繁荣。孔子时代的典章制度文本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口头表达的“新得”是补充。汉代文本系统产生的古文经和口传系统产生的今文经的争端,可归因于孔子“述而不作”和“温故而知新”的命题,以及周代“文”与“献”之间的辩证矛盾。

从“天地之心”到“恻隐之心”——基于“克己复礼为仁”的体用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是孔子对于“仁”之蕴含的一个经典界定,在宋儒,它与“天地之心”密切关联。“仁”具有公天下的普遍品格。“克己复礼”既以克除己私为前提,去私复公也就是复礼为仁。这既是自我的意志努力,同时也是基于“复”之气化运行的天人的互动,其中体现的,是推动人由此去努力的天道一阳复生的必然趋力。天地之心落实于人即是恻隐之心。克己修身的主动性呼应“生生”的必然性。理学家要求恰当处理仁与爱的关系及性情体用之辨。“全体大用”即静中有动,由用见体。仁体不可以名言,学者须于即物践履中体验。“三达德”的修身行道,根本上已集中到克欲存理和好学、力行、知耻的“为仁”实践,目标则在仁心的全体性实现。

《论语》“子见南子”章新诠

迄今对《论语》“子见南子”一章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子见南子”事迹的考证与解读,鲜有对之后“夫子矢之”的深入剖析。事实上,“子见南子”章的诠释重点不应在“子见南子”,而应在“夫子矢之”。以先秦盟誓文化为背景,结合孔子的一贯之道来展开对“夫子矢之”的深入解读,将有助于揭示孔子天命思想中神义与道义关联互动的深刻意涵,彰显原始儒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想风貌:一方面,孔子之誓受春秋“对神立誓”的盟誓文化影响,拥有其宗教性面向,体现在天命观上即是一种“神义天命观”;另一方面,孔子之誓又以天道与人道、仁与礼相统一为思想主旨,从而使“誓”具有了人文化成的道德内涵,体现在天命观上即是一种“道义天命观”。概言之,孔子之誓将原本以天的神性为约束机制的盟誓行为纳入儒家立仁成德的教化系统之中,从而使盟誓背后的天命思想内涵由春秋一般盟誓中的神义天命观转向儒家的道义天命观。

历代对孔子称管仲“如其仁”的解读——从安大简《仲尼曰》“管仲善”看

自孔子肯定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功业并称之“如其仁”,但又批评管仲之“器小”“不知礼”之后,历代儒家对管仲的评价各有不同,大致有三:其一,孟子、荀子以及董仲舒对管仲多有批评,忽视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其二,汉唐至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为“仁”,或同时又认为管仲有“器小”“不知礼”的欠缺;其三,程朱一脉以及后来儒家学者大都称管仲有“仁之功”,虽并非“仁人”,但与之密切相关。新出土的安大简《仲尼曰》明确讲“管仲善”,印证了《论语》中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以及后世多数儒家的解读。然而今有学者主要依据孟子轻视管仲的功业并言“以力假仁者霸”,认为孔子称管仲“如其仁”实指孟子所反对的“以力假仁”,而孔子批评管仲“不知礼”蕴含着管仲“不知仁”之意,明显有过度贬低管仲之嫌。

直而已矣,然是否真?——也论儒家观念中的“亲隐”问题

《论语·子路》及《孟子·尽心上》《孟子·万章上》中关于“亲亲互隐”的文字作为儒家文化情本位观念的一个样本,引发了学界关于这是否是一种滋长腐败的负面因素的正反两极评价。细读文本,双方也许都忽视了孔孟基于其观念立场对亲隐固然有其坚持,但其本质上却是防御性和有限度的。从伦理两难的角度看,情直与正直、亲情与公义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就伦理与道德的分际论,道德本质上应该是超越人之本能从而亲情伦理的,情直不等于理真,而只有在理性基础上健康的公共生活才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反思中,亲情原则折射出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精神向度的特征,这是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应该直面与思考的。

“尽其心”何以“知其性”?——兼析孟子的心性论

孟子的心性学说主要讨论人应当如何存在这一基本问题,其实质是如何建构最崇高的人格德性。这一问题的论证是在成“圣”是从“天”之所为到“人”皆可成思想转变的前提下,通过“尽其心”乃“知其性”而展开的。由于“尽其心”之“心”在意指上的不确定,不仅使“知其性”之“知”与“性”难以通达,而且也未能使“思”在“尽其心”与“知其性”之间实现有效勾连。这样的矛盾并非孟子理论思维的错误,而是理性的困境所致。

孔氏家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上)

孔氏家学的形成历经了漫长的岁月,从孔子之前的萌芽阶段,到孔子开创形成阶段,再到秦至唐代的发展完善阶段,以及宋至清朝的繁荣阶段,孔氏家学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孔氏家学以传孔子之道为核心,涵盖了经史子集等多个领域,其内容主要有治经和诗礼之教两个方面。孔氏家学,本质上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长期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源于对先祖孔子的深厚崇拜。

论孔子的“小人”观——兼谈马克思的劳动群众观

孔子所谓“小人”,指社会地位低下的劳动群众,尤其指心胸狭小、道德有缺的人。他将君子和小人对言,要求人们学而时习,克己复礼,“脱小”做君子,成圣贤。现在学界研究君子文化很热闹。须知,小人不“脱小”,君子、圣贤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产生,难生存,难新生。君子难做,不只在君子,也在小人。儒学强调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提倡做圣贤君子,针对的应主要是绵延不绝、数量众多的小人,必须帮助其修养,教化其成人。小人“脱小”是人们成为君子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为此提供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儒学则为此准备了人性修养和文明教化的众多具体办法。

身体与政治:以“子曰”为中心的“政治”阐释

身体性关联是阐释者超出孔子所运用的启发式言说之中的特殊主义立场,是把握“子曰”之中的“政治”的普遍形式的基础,这种身体性关联是被源始地包含于人的德性化身体之内的。作为德性化身体的人,始终在孔子的全部关怀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安身”构成了孔子的政治元问题,德性化身体是孔子建构政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古典政治的公共化、治理化和制度化,都是以德性化身体为中心构建起来的。

《论语·八佾》孔子不欲观禘说之礼制内涵诠释

《论语》礼制的诠解为古代经师看重,近代论语注本却往往忽略。《论语·八佾》载孔子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此句的诠释很能体现礼制在经典解释中的重要性,历代诠解主要有三种:孔安国、邢昺等认为鲁国吉禘举行时间违反礼制;清人认为孔子讥讽当时宗室僭越大禘之礼;郑玄、马融从禘礼内部进行解释。分析三种诠解的方式,结合禘礼的内在仪式与外在历史背景,可以看出,孔子不欲观禘是其对传承周礼、谨遵礼制的坚守,也是对鲁国现实政治的忧虑关切。重视《论语》礼制诠解是解读经典文本、理解孔子圣人之意的关键方法。

孔氏家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下)

作为孔子之道的鲜明标志,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孔氏家学对儒学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自孔子时代至北宋初年,孔子之学始终是儒学的基石,孔安国、孔颖达等后代学者更是承袭孔子之道,致力于阐释其学说,为儒学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其次,孔氏家学中的经史子集著作及其人文思想,为儒学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丰富了儒学的内涵。最后,孔氏家学在南北朝、唐宋及其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均恪守传统,修正异数,确保儒学不偏离孔子之道的轨道。清代经学的复兴,正是得益于孔氏家学数百年的坚持与修正。

孔子“正乐”与《诗经》歌本的形成

正乐是孔子矢志不渝的理想。他在周游列国返鲁之后的正乐,一是将周乐所用的乐歌逐一进行弦歌,将原本施用于礼仪的乐曲转化为可以独立歌唱的歌曲,将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歌本;二是按照周乐的标准,对周乐所用三百五篇乐歌正声正音正字,确定了诗之四始,作为乐类的典范;三是清理了乐本中《雅》《颂》礼乐相错的形态,删除了大量重复的歌诗,实现了“《雅》《颂》各归其所”,以什相系歌辞。孔子正乐,是将鲁乐工所用的乐本转写为可以弦歌的歌本,确定了今本《诗经》的基本形态。

孔子与孟子对管仲的评价比较:事实层面与价值层面的张力

孟子和孔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论语》和《孟子》当中可以发现,在对待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的问题上,至少在字面上二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搞清楚孔孟对管仲的真实态度,事实上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孟子与孔子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

重构与解构:孔、老之“礼”的解读

春秋战国之际,“礼”发生了异化,它由西周建立的一个统一性的文化结构变为了流于形式的“礼仪”。相应地,原本依“礼”而立的政治秩序、社会道德等也发生了崩溃。在此之际,以恢复“周礼”为方向,孔子提出了“仁”“礼”一体的思想,即“礼”必须以“仁”为精神实质,“仁”必须以“礼”为道德准绳;以批判“礼”为方向,老子提出了“大礼无礼”的思想,即“礼”本身代表着大道的废弛,真正的“礼”是“无礼”而自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