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行》篇: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孔子为儒者赋予价值规定的经学文本解读

在早期儒者转型的时点上,孔子致力于“君子儒”的建构,有意把儒者群体带出“小人儒”的困境。《儒行》篇是孔子第一次自觉而系统地为整个阶层的职业行为制定标准,率先为儒者立范立则,赋予仁义价值规定。“待聘”“待问”“待举”“待取”意味着早期儒者群体已经做好心理和行动的积极准备,耐心等候进用。儒者执持操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能力和品格。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庄重宣言,足见风骨气节。“不临深而为高”则要求儒者不与世沉浮而建构独立的精神人格。

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礼乐并提,构成了儒学的重要特点。与礼相关的乐首先以情感层面的快乐为内在旨趣,所谓“乐者,乐也”,便表明了这一点。对荀子而言,乐同时呈现价值内涵,并对人的社会生活具有规范意义。乐的社会功能,具体表现在为人与人的和谐相处提供前提。乐言和,音乐具有统一、统摄不同方面的作用。社会生活展开于不同的方面,音乐的作用由此得到多样的体现。荀子肯定音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先王之治,也以“立乐”为依据。作为情感的表达方式,音乐与人的存在无法相分。广义的音乐包括声乐和乐器等,其中,后者的作用不可忽视。音乐与舞蹈等相关,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都不仅仅是“术”,而且渗入了“道”,由此,音乐获得了形而上层面的意义。就现实性而言,音乐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于社会领域,包括规范乡间饮酒等公共性的社会活动与个体的日常生活。

制造“大儒”:官学一体的理论准备——《荀子·儒效》文本语境下的哲学阐发

为建构儒家崇拜谱系,《荀子·儒效》在历代先王中寻找资源,塑造“大儒”偶像,以曾经的圣君为最好的取法对象,以礼义为儒者最高的学术追求。其对战国时期儒之流品“雅儒”“俗儒”基本现状的记载,反衬出“大儒”的超越性——真正能够践行仁道理想的,唯有“大儒”。大儒“法后王”,既遵从后王之道,又效法先王之功,“以今持古”;既立足当下,又敢于对现实加以改造。如此“大儒之效”显然难以达到,“非圣人莫之能为”。即便是孔子,因为其只有立言、立德而无立功,就被排除在事功大儒的崇拜系统之外。而把天子、三公归为“大儒”,则有利于为儒家培养后备力量,推进儒家队伍官僚化、官僚队伍儒家化,在理论上为后世官学一体、道统涵摄政统奠基。

荀子的共同性思想研究

共同性是关于事物关系、属性、状态的概念。荀子从人群共同生活与人性共同欲望的冲突入手探讨共同性问题,建构“维齐非齐”的共同性秩序,以共同性秩序转化现实人性,而最终落实到人的心智对宇宙万物共同性存在谱系的认识,实现“知通统类”,显现出重功利、重理智、重统一性的思想特色。荀子的共同性思想立足于建构和谐的人群共同体,关注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与人心,把共同性与儒家人伦秩序、礼法规范紧密结合,开启了秦汉以降政治统治、学术思想大一统的先河。

论荀子的“帝王之术”及其政治儒学特质

荀子“帝王之术”意指“圣王”主导的按照蕴涵权力与利益因素的政治逻辑来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和策略。荀子的“帝王之术”奠基于性恶论,关涉复杂的政治生活,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儒学特质。首先,荀子“帝王之术”的主体“圣王”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具有政治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家”立场,绝非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家形象。其次,荀子“帝王之术”谋求治国能力的提升,强调“圣王”必须具备政治思维,懂得以利害眼光来分析政治生活并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具有根据客观事实准确判断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杀伐决断能力以及高明的领导和掌控能力。最后,荀子的“帝王之术”落脚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圣王”应始终重视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的根本地位,并努力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实现国家富强。荀子“帝王之术”就是依托“圣王”以“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帝王之业,既体现了荀子政治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儒学。

“礼义之统”与“全尽之道”——牟宗三论荀子的统类概念

《荀学大略》是牟宗三疏解荀子思想的一本重要著作。在该书中,牟宗三紧紧抓住“礼义之统”与“客观精神”以提领荀子思想的特色,并借由荀子逻辑的、建构的理性主义精髓,阐明荀子由客观的“共理”发展出“类”概念,再将“类”概念运用于政治之组织、国家之建立以及历史文化之肯定方面,由是“知礼义之统类、推礼义之统类”遂成为外王之开出与客观化之落实所以得以可能的保证,而荀子的思想至此而可被称为“全尽之道”。

在差等与共享之间:荀子的共同富裕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先秦儒家已有富国富民、反对贫富两极分化的思想传统。不仅如此,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直是中国历代儒家先贤崇尚的终极理想。与孔孟有所不同的是,荀子通过“礼义”的结构规范建立起利益分配的差等原则,又力图通过合作共享的制度调节贫富差距。从现代分配正义的角度看,荀子基于“应得”的分配原则体现了对财富创造的动力和责任问题的关注,也以人性平等和仁道关怀提供了上下阶层流动的开放渠道。相比较而言,荀子的共同富裕思想更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因此依然可以为当前共同富裕的推进提供思想资源和现实启示。

荀子《非十二子》思想解析

战国末期思想文化折中综合的趋势日渐显著,荀子是这一思想文化走向的典型代表。受稷下学风影响,荀子以儒学为基础,折中综合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等思想观念,实现了先秦哲学史上的第一次批判综合。《非十二子》是一篇综合分析评论先秦诸家学说,特别是批判儒家思孟学派的论文。文中将当时先秦诸家很有影响的十二位代表人物,两两成对,分为六家,后称六家十二子,即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荀子逐一对他们的思想言行进行了分析、批判和总结,显示出荀子的学术立场及其与先秦思想史的关联。

明道与立制:论荀子制度伦理观及其思想史意蕴

战国时期,荀子在承继孔子礼治思想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思考国家治理问题。在制度构建的基础方面,他将道视为制度构建的形上学依据,主张施政者在建章立制时应遵循政治治理的内在规律。在制度设计的架构方面,他在肯定周制内在治理精神的基础上强调施政者应借鉴古代圣王构建政制的内在原则,推行礼治制度,实施富民之制,建立教化机制。在制度实施的实践方面,他认为君主必须顺道而行,在遵循治理规律的基础上,选任贤能,君臣各尽其职,以保障制度能够按照其内在逻辑稳定运行。

“为何”与“如何”——对荀子秩序问题的反省

如何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重建理想的秩序,是荀子和先秦诸子面对的共同课题。在荀子那里,“治与乱”问题呈现出“为何”与“如何”的思考:“为何”是探究根源,“如何”是寻找方法。这构成理解荀子政治哲学的根本线索。荀子将乱的根源指向“欲多而物寡”的矛盾,故唯有确立以圣王和礼义为核心的政治国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止争去乱。在理论上,“如何去乱”所涉及的政治秩序的实现和稳定向来都是“正当性”的评价对象,对“如何去乱”问题的回答便不能仅止于提出一套国家制度和法则规范,还必须提供道德上的证成,而荀子对此并没有完成“正当性”的相关论证。

基于“化性起伪”诠释荀子修养论内在理路

以成德为鹄,圣人异过于众在于修养,荀子“化性起伪”提供一条成圣修养路径。基于这一路径需要明确四个问题:一是需要明确作为荀子修养理论支点的“性恶论”具体是何含义;二是需要明确基于“性恶论”这一人性观点,人是否有修养“化性”直达“圣人”之境的可能性存在;三是需要明确“化性起伪”所指之对象;四是需要明确“伪”对于“性”之具体改变方式。通过对这四个问题的探究,荀子修养论内在理路的概貌即可得以呈现。

求实、力行、功利与包容——论荀子理性精神对燕赵文化的影响

燕赵文化的理性精神之内核源自先秦的荀子学说,并得到后世燕赵思想家的认同、提倡和维卫。它涵盖了求实精神、力行精神、功利精神和包容精神等多元价值取向。求实精神主要体现在认识论方面,它是一种客观世界可知论的立场和实证的态度;力行精神主要体现在知行观上,它反对与现实无关、不能付诸实践的理论思维活动,坚持把“行”作为学习知识的根本途径和归宿;功利精神主要体现为学术价值取向,燕赵学人历来重视学术的社会功能,主张通经致用;面对不同思想学派和文化观念,燕赵思想家多秉持兼容并包、综合创新的学术立场,展现了燕赵文化的包容精神。

荀子“群居和一”思想与基层社会治理

“群居和一”思想是荀子具有原创性、极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思想,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主要包括“人能群”“君善群”“上下俱富”“隆礼重法”的思想。荀子“群居和一”思想富有时代价值,对于提高基层凝聚力、组织力、致富力、治理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以有效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

陈光连教授新作《治道与公平:荀子政治伦理研究》出版

《治道与公平:荀子政治伦理研究》是陈光连教授的最新力作,处理的是荀子思想中伦理和政治的关系,并力图厘清荀子伦理暨政治思想的整全架构。传统以来,学界研究儒学的重心偏向于伦理学议题,近二三十年儒家政治哲学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但认真处理儒家思想中伦理和政治关系的著作则并不多见。陈氏新作为这个荀子乃至儒学研究中相对的空白领域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荀子·性恶》篇不伪新证——从“安”字的连词用法看

《荀子·性恶》篇有“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从其性顺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贪利争夺”“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说,《非十二子》篇有“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说。人们多以这里“安”字为实词,训为“安于”“习惯于”,将“纵(从)性情”与“安恣睢”断开,标点为“纵(从)性情,安恣睢”。通过文例的比较、语义的分析,认为这四例“安”字都是连词,相当于“而”;“安恣睢”应与上文连读,不应断开。“安”作连词用,《国语》较早,《逸周书》《管子》《墨子》《大戴礼记》《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吕氏春秋》等“时有所见”。汉代以后没有发现类似用法。《荀子》书却高达四十多例。说明“安”作连词用是《荀子》书语言上的一个区别性特征。从“安”字作连词的语言习惯看,《荀子·性恶》篇不伪,与《非十二子》篇一样,都应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应该是荀子亲著,不可能是汉人所为。这与《荀子》书“伪”“綦”两字的特殊用法所反映出来的事实是一致的。

荀子人性论平议——由“秩序”视域与“正名”方法而论

荀子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以“秩序”为思考视域,以“正名”为理论方法。在还原“公共秩序”视域的基础上运用“正名”方法,堪称探究荀子人性观念的内在要求。在荀子那里,“性”有“本然之性”“自然之欲”两种内涵,“伪”有“知虑之伪”“能动之伪”“行成之伪”三层意蕴。所谓“善”,指在平正的公共秩序这一“根本善”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得到满足的“基础善”,以及“义”之独特价值获得实现的“究竟善”;与之相应,“恶”指的是在混乱的公共秩序这一“根本恶”情境中,人之“自然之欲”无法得到满足的“基础恶”,以及“义”之独特价值无法开显的“究竟恶”。与之相应,“性恶”可从三个方面得到解释:“根本恶”由“性”之流弊推衍而来,“基础恶”道明的是“性”之无法自治,“究竟恶”意味着“性”对“究竟善”的全然遮蔽。在荀子那里,“礼义之善”源自圣王“道心”的考量与筹划,并通过“教化”而归于常人“智心”的理解与认可。总之,在荀子那里,“心”为良善的公共秩序的建构以及符合礼制、追求道义的个人生活的达成奠定了基础,堪称其人文理想中融通性伪、沟通圣凡、贯通始终的枢纽。

自私非“恶”:小议荀子与韩非子的人性论

荀子和韩非子关于人性的观点往往被贴上“性恶论”的标签并受到贬斥。然而荀、韩论人性,不过是指出了人具有好利恶害、自私自利的特性,但这种特性本身并不是一种与道德之“善”相对立的“恶”。先秦哲学家所说的“恶”未必具有今人深受西方形而上学影响而根深蒂固的善恶范畴对立之“恶”的意义。从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观来看,所谓善恶只是相对的、程度不同的价值,未必是两个绝对对立的范畴实体。好利恶害、自私自利不仅不是“恶”,而且还可以说是“小善”“次善”,是由近及远、由低向高推导出大德大善的基础。确认自私不是“恶”,不仅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中国先秦时期伦理道德观念特质的理解。

荀子“礼”学的旨归及内在逻辑

社会政治纷争、礼乐文明崩坏的战国亟待重构稳定和谐的世事秩序。荀子赓续前代礼学,熔于一炉,给出了自洽性设想: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荀子将礼视为人世的达道,一方面明确以礼奉养人的自然之欲,调节求欲行为,安顿个体生命,升华道德价值;另一方面强调以礼明分等级名分,促成分工合作,推动社会秩序形成和运转,以实现他澄清世事纷乱的初衷。为达成上述两重旨归,荀子寄望于势位尊崇的“圣王”,赋予了他制定礼法、裁夺刑罚的至高权柄,但在制衡王权方面,荀子倾向道德层面的慎终劝诫与警示,并未构想出合理可行的规约体系。

乱世与治思——兼论战国诸子对时代的反应

战国末是一个乱世,不仅生灵涂炭,而且道德凌夷。当时的诸子对这时代有不同的反应,尤其是儒法两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理乱求治的思想理论,尤以荀子和韩非的思想最为彰显。荀子与韩非的政治理论同以一种性恶论和君主制的框架为基础,但荀子的性恶论却是一种努力“向善”而非“就恶”的性恶论,他和韩非的政治理论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君主与官员阶层的关系,一个是君主与法律的关系。在荀子那里,有一种重视政治的道德基础,期望文教复兴的儒家基本倾向;而在韩非那里,则主要是围绕加强君主的集中权力而展开。这后面反映了儒法两家不同的社会理想和生活愿景。究竟怎样才能达到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历史看来最终选择了儒家。

性善与性恶各自的得失——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三分法的考察

性善与性恶是孟子和荀子不同的人性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处理这两种不同人性理论的关系,早已成为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三分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可能。所谓三分法是儒家生生伦理学基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将与成德成善相关的因素梳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突破感性、理性两分模式束缚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新方法的视域下,孟荀二子的不同主张各有其得失。性善论之所得是发展了孔子的仁性,但失之于忽视了智性,从孔子整全的思想结构中脱离了出来,难以处理特殊境遇下如何成德成善的问题。性恶论刚好相反,其所得是推进了孔子的智性,而失之于丢掉了仁性,致使学理缺乏道德动力,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隆礼重法。要正确处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关系,应该打通孟子和荀子的壁垒,从仁性和智性两个层面看待人性,最终形成仁智双全,善恶齐备的理论格局。舍此而求其他路径,最多是小修小补,纵有局部之效,但终究难成根本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