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母性论思想论析

健全的人性系统应包括自然性(个体性)、社会性(父性)与母性三个维度。但历史上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了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性的母性维度。老子针对父权制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母性论命题,意在重建人心的秩序。然而,老子母性论并非仅在话语的表层区分于父权,而在于彰显母性“大爱”的品格,其既不同于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也不同于基督教背景下的博爱。老子母性论有三个思想特质:一是母性是人对自身的完全舍弃与对存在的绝对给予;二是母性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根本性的奠基作用;三是母性意味着个体对于家国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研究老子母性论的意义在于探讨人心的现代性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应体现在社会制度与人心两个层面上,后者则是现代性的真正实现。

从建构正义到自然正义:老子的致治之道

“正义”可以从“恰当的”社会秩序角度予以理解。老子批判了建构性的社会正义观念,对世俗建构的正义原则及其缘由充满忧患意识。老子看到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认为人们在追求化多样性为一致性、化自然为人为的过程中,使得社会秩序从和谐陷入混乱。老子思想中体现了以自然正义替代建构正义的主张,他呼吁统治者尊重民众自发创造的生活秩序,相信民众的自化、自正,倡导在非建构的自然协调下实现“至治之极”。老子提出,只有统治者不干涉民众的自发生活秩序,以无为、不争、知足的态度治世,顺应非主观意志的自然协调来实现社会和谐,才能实现“由乱达治”。老子思想中所展现的自然正义观未能正视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价值,对建构型正义的秩序优化意义有所忽视,但从规约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一观念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如何看待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是学界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资料的著述,曾长期引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中国思想通史》不应该预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但古往今来的学者研究思想史或哲学史皆会预设理论框架。而且以今日视角看,《中国思想通史》仍然具备知识的“含金量”和理论的“含金量”,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含金量”虽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也具备历久弥新的永恒性。另外,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思想通史》对唯物、唯心分析工具的使用是严格把握分寸、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不能将唯物、唯心分析工具泛化、绝对化的错误归咎于《中国思想通史》所开创的学术范式上。

论老子哲学中的“德”

“德”是老子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传世《老子》文本中出现了40多次。老子对“德”之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道”与“德”联系起来,认为“德”是“道”在人身上的落实。万事万物均有道,人当然也有道。但人与物不同,人往往会背离自己的道。老子提出“德”,就是要人不要背离自己的道。如果已经背离,那就要重新回到人道上来,要守住人道,即守住人所得之道。人之所得之道,就是所谓的“德”。第二,儒家讲“德”,主要内容是仁,是爱人、爱民;道家讲“德”,主要内容是宽容、包容,是守柔、不争。老子关于“道”的理论,主要是让人明白事物之大道;关于“德”的理论,主要是让人守住做人之大本。老子的德论,不仅是道家思想学说之重要资源,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思想资源。

杨仁山对老庄的华严学解读

杨仁山在《道德经发隐》《南华经发隐》中运用华严宗的思想义理对《老子》和《庄子》进行了诠释。他将华严宗的四法界义运用到对《老子》一章的疏释之中,对有与无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论述,并视为《老子》一书的纲领。谷神、玄牝都是《老子》对道的譬喻,杨仁山运用华严宗的如来藏义进行诠释,使其变成了如来藏、阿赖耶识等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杨仁山在诠释《老子》五十章时对华严宗十世义的运用,使老子关于养生行为复杂性的描述变而为一切众生无不处于生死流转之中的揭示。杨仁山对《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的佛学解读,不仅具有振兴佛教的人生追求,而且还有开启人生智慧、改善社会风气、提升民族素质、谋求国家富强的现实关切,因而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行为。

《老子》地上地下诸本考异(一)

古今的《老子》诠释似乎陷入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诠释学的无政府主义”窘境。但通过对地上地下几个重要版本的对勘,可获取更为可信的文本,从而为校准或深入理解老子思想奠定坚实基础。此处择取一些重要字词考订异同,在此基础上确定“寻寻呵不可名也”“涣乎其如释”“纯乎其如朴”“浑乎其如浊”“若饗于太牢”“我怕焉未兆”等文本,消除或防止相关的一些误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梳理出文本流变历程。

《道德经》中的领导智慧

从管理学维度看,《道德经》所表达的管理思想可名之曰“领导智慧”。老子固然反对以智治国,主张不以智治国,但绝不认为治国不需要任何智慧,相反认为“御今之有”者须有“知古始”的智慧,这种智慧包含对宇宙普遍法则“道”的体认与运用。“虚静”是获得这种智慧的心境条件,它具有“明体达用”的意义——虚以明道之体,静以达道之用。保持内心虚静,才能树立“下知有之”的“太上”形象——有大智慧,但深藏不露,给老百姓以非善非恶的中性人形象。这种领导形象显示了道德理性中立与道德情感无私的“王”者气度。在治国理民的实践中,“御今之有”者应具“上善若水”的领导品格,既“为”又“不敢为”,“为”是养育万物、养育百姓,“不敢为”是不做损害百姓利益的事,不跟百姓争利,不违逆百姓愿望而擅自给百姓做主,并且从言语到行动都谦卑地对待百姓。更要有“不信者,吾亦信之”的“德信”领导境界,这在本质上乃是把握了善良之本体而达至于无条件地善待一切人的“德善”之境。

《老子》“柔弱胜强”义辨

古今注《老子》“柔弱胜强”者,多脱离老子思想实际、道论真谛及文本整体语境,多基于“柔弱”与“刚强”二元对立的视角,将“柔弱胜强”解读为军事领域的权谋诡诈之术,这种解读实属偏狭、不确。基于时代背景、老子道论诸内涵及相互关联,贯通《老子》文本语境,并遵照音义通转的语用古例,经文本细读与考辨:知“柔弱胜强”有方法论的普遍价值意义。“柔弱”主要指具有大道至德之刚柔融和一体的生命体或力量状态,“刚强”指“柔弱”之力量或不道诸事物,“胜”不唯有“战胜”义,更有“顺适”“融和”“超拔”诸义。“柔弱胜强”要义有:德化外物以卫生,顺道超欲以修身,顺聚道智以济世,修道用兵可“无敌”。

《老子》“下知有之”的管理境界及其当代启示

《老子》第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意思是领导者的治理水平有四个等次之分,最高境界是“下知有之”,即最高明的执政者治理天下,老百姓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却感受不到他在管理。老子“下知有之”的“无为”思想以被管理者为中心,注重效法天道、地道、人道,实现和谐治理。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的两行调中与微妙玄通之疏解

对于《老子》而言,天地之道(天之道),有其维持不断运转的力量原理,是透过“两行且调中”的互补互救,成就活动之道的均衡而生生。《老子》要我们保持“宠辱若惊”的两端警觉,也就是不偏执在“近名”和“近刑”的任一极端状态。宠辱若惊,也暗示了一种不住两边的中道调节修养观。《老子》用了九个比拟之辞来形容有道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的人格特质与行事风貌。二十章中,“我”与“众人”的对比描述,非常形象地显示出《老子》中的真人特质与俗众品味的“差异性”。对《老子》而言,真正最为“天下贵”的珍贵智慧,乃是不住两边的“两行调中”之修养:“既不可”得而亲,“也不可”得而疏;“既不可”得而利,“也不可”得而害;“既不可”得而贵,“也不可”得而贱。这种“两端不住”的否定辩证,不只是消极地不住执于两边,它更要积极地以“调中”来促成两边对话与两行转化。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对价值二元论的超越之疏解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等思想对价值二元论有着治疗与转化作用。通过对《老子》的上德、常德、广德、玄德进行探讨,并对章句进行疏解与融贯,我们可以认识到《老子》由“玄同之道”所领会延伸而来的“玄同之德”的内涵,即“消极澄清”和“积极讲明”。“消极澄清”在于厘清《老子》对儒家仁义礼智的批判治疗之心,不在于简单的反道德或纯粹的反价值。“积极讲明”在于阐述《老子》“和光同尘”的慈柔玄德观。《老子》在“德”加了“上”“常”“广”“玄”等独特修辞,目标在于治疗价值的暴力,活化道德的宽容性。

《老子》“有无玄同”与“道物相即”的疏解

“有”“无”“道”“物”等是《老子》的最核心概念,通过《老子》第一章、第四十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二章、第四十二章对之加以疏通理解,给予关系性的“消极澄清”和“积极讲明”。“消极澄清”在于指出《老子》不属西方形上学思维的二元论架构,因此不宜用上下纵贯两层的存有论模式(如形上/形下两层、本体/现象两层等模型)来理解《老子》的无-有、道-物、母-子的关系。“积极讲明”在于透过“有无玄同”之妙门、“虚用相即”之玄牝、“有无相即”之利用、“有无相即”之恍惚、“道物相即”之冲和等小节的疏理,来把握《老子》道行运动乃透过“即无即有,即隐即显,即虚即用,即道即物”的吊诡两行重玄性格。而这种吊诡两行重玄性格,有时透过“母子”来隐喻,有时透过“恍兮惚兮”来容状,有时透过“有无玄同”和“有无利用”来吊诡表达。总而言之,要融贯解读《老子》的“非二元性”思维(不二),并非要去外部寻求形而上的超越总根据(离二求一),而是有、无“异名”(二)又“同出”(不二),道、物“相异”(二)又“相即”(不二)。亦即透过“二而不二”的吊诡两行重玄性格,将更善解《老子》的玄妙之门。

《老子》之“域”的辩证意蕴及张力

《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域中有四大”,“四大”分别为“道、天、地、王”,其义表明“域”包容并蕴育“四大”。《老子》强调“域中有四大”,隐约道出“域”具有可名与不可名、时空性与超时空性、有限性与无限性、本源性与人文性密切交织的基本特质及内在张力。《老子》将“王”视为“域”中“四大”之一并阐明“王”何以为“大”,即以人为起点建构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价值理路,凸显出“王”之于“域”的能动性即人的精神位格与价值位格。进而,《老子》以“王亦大”与“人法地”阐明意义世界生成的基本路径,以及“人”在“域”中的地位。历史地看,春秋以降,后世学者常以八极、无称、宇宙、空间、时空或场域解释《老子》之“域”,逐渐形成以有释域与以无释域两个基本诠释路向。

主持人按语

本期刊发了三篇文章,这里只谈我拜读赖锡三教授大作后的一点想法。赖教授此前曾撰文指出,老子的存有论强调有无玄同、道物相即,从而超越了西方哲学截然区分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的二元主义,而老子在道德问题上则反对善恶分明、美丑相抗的价值二元论,以及非是即非的独断主义。在本期的文章中,赖教授又进一步阐发了老子不陷一端、两行调中的修养论。概言之,在赖教授看来,老子的存在论、道德观和修养论都循着中道思维方式展开。精通老庄哲学的任博克教授也有类似看法,所以他应当会赞同赖教授对老子的解读。

主持人按语

任继愈曾认为,中国哲学有两大“辩证法”系统:一是老子开创的尚柔主静派,一是《易传》开创的尚刚主动派,二者一道一儒,对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参阅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有两篇聚焦于老子的尚柔思想:赖锡三教授从共生哲学的角度,阐发了《老子》“柔软化刚强”的自我实践与转化艺术;吴战洪、王红两位学者基于老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运用语文学的方法,通过解析老子的思想逻辑,反驳了古代学者对“柔弱胜强”的不当注解,进而对“柔弱”“胜”“刚强”作出了新的诠释。韩焕忠教授的文章虽然讨论的是杨仁山对老庄的华严学解读,却也与老子的尚柔思想有关,例如杨氏用华严宗的如来藏义诠释的“玄”即是指作为柔之至者的玄奥母性。

《老子》“柔软化刚强”的自我转化艺术之疏解

《老子》“柔软化刚强”(柔弱胜刚强)的自我实践与转化艺术,并非仅属个体内在的修养,它总是考量到“非同一性”的力量共在,因此具有了共生哲学的公共意义。圣人的“抱一为式”,不强用自我偏执的有为来支配关系,宜调整为在关系连动的变化中,相互调适而丰富彼此。《老子》主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逆向思维”与“柔弱思维”,则反向显示出“日损”的“减法”或“后退”模式,带来“柔化强”的奇妙效果。《老子》充满对于“道”的虚位性修辞,旨在彰显道无为而任让万物去“自生自长”“自然而然”。对于《老子》而言,“物极必反”的众多现象,一再反映出“反者道之动”的吊诡运动与均衡之理。因而《老子》提醒我们,应该对事物活动所体现的反向运动(道之反动),保持着精微敏锐的觉察(微明)。《老子》的“柔弱”,是同时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都考虑在内,并思考两者“相反又相成”(不只是相反)的调节性。《老子》强调的“柔软”是一种能回应、能变化的内势动力。

《老子》光之喻的道论和心学意涵

老子一以贯之地以光及其引起的明暗现象作为人心之知的能力的譬喻,既用“明道若昧”“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等来描摹混一不二的道体,又用“和其光”“用其光,复归其明”“光而不耀”等来指示去“知”与“故”的修道方法,还用“幽兮冥兮”等无光明之象来比拟修道者的心境。老子以光喻知,旨在引导修道者反思、超越物与名言的二元结构,体悟即明即暗、非明非暗、混一无名之道,从而养成无心、无知的愚人之心。通过分析老子对于光之喻的运用及其哲学意涵,可以更深入理解老子知论、道论和心学的旨趣。

回归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体用”视角下的《老子》文本辨正阐释

中国哲学学科是近代学术产物,在其百年历程中也遭遇了不绝的质疑。《老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流传版本较多、注释者立场和结论多样等多种原因,导致《老子》的思想被扭曲甚至魅化。西学东渐以来,《老子》又被按照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进行了肢解和涂抹,其本意已逐渐模糊。在新时代,依据中国哲学传统范畴的视角对《老子》文本进行阐释,使其回归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十分必要。“体用”是中国哲学史上最能体现存在的构造与关系的一对重要的概念。从中国哲学传统的“体用”范畴视角可以将《老子》主要内容归纳为道体、道用及“遵道贵德”三部分。老子著书的主要动机是向当时的统治者进言,其行文的逻辑可以解读为以道为体、以德为用。老子指出造成当时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统治阶层自私、多欲,继而提出“少私寡欲”“为而不争”的主张,并呼吁统治者将天道和人道合二为一,对当时流行的儒、墨等学说“反其道而用之”,最终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效果。

老庄“知”论的多重结构

道家老庄对“知”的诠释主要分为“世俗之知”和“体道之知”两方面。他们都摒弃作为一般智慧的“世俗之知”,这是由于世俗的认知本身具有局限性,不仅妨碍对道的认识,还损害了人的自然本性。在对“体道之知”的诠释上,老庄各有其侧重点,老子从“知”的生成角度来讲“介然有知”,庄子则从心灵境界的觉解角度来讲真人真知。最后通过消除人与己的对立、消解人与人的隔膜、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等修养路径,实现超越分别、与物齐一、同于大道的价值追求。

隐喻认知视域下《老子》中的“象”

近年来隐喻认知被广泛应用在传统典籍的解读中,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隐喻认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莱考夫等划分的本体隐喻、结构隐喻以及方位隐喻对《老子》中的“象”进行重新分类,可以发现本体隐喻有较好的适应性,而结构隐喻则需要分情况进行讨论。因传统思维立足于“时间”产生,故《老子》中的方位隐喻并未达到预期的重要性,反而关于时间的“象”更加重要。故“本体”展现《老子》对“道”的探讨,又通过“结构”与“方位”来形容“道”,使“道”在保留超验性的同时可以进行言表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