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朱“为我”思想新探

杨朱的“为我思想”是与战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一种政治思想。其出发点是贵生爱身 ,落脚点却在于治理天下。这一理论的提出是针对当时社会混乱的现实 ,从“为我”的角度出发 ,力图解决纵欲无度 ,仁义之治 ,追名逐利和生死丧葬等几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逆风而行:杨朱“为我”思想新论

杨朱“为我”思想的实质在于提倡个体的生命价值与尊严,并蕴含着一个十分尖锐而深刻的问题,即社会的运行如果以忽视甚至牺牲个体的利益和需求为代价,这样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又有何意义?在先秦时代大多数思想家均表现出强烈的重群体而轻个人、重义理而轻物质的背景下,杨朱的“为我”之论代表了对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全新思考,体现了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但同时亦预示着其在日后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史上的悲剧性命运。

为我、重生、贵己——先秦思想界对杨朱思想主旨的理解

杨朱没有著作流传下来,只能通过其他典籍的记载了解他的思想。从相关记载来看,先秦思想界关于杨朱思想主旨主要有"为我""贵己""轻物重生"等理解,但冲突主要在"为我"和"轻物重生"之间。通过材料之间的对比,可推测杨朱思想本包含这两个方面或者可以有这两种理解,二者在思想界的流传情况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孟子所生活的时代,流传中的杨朱思想以"为我"为主流,而因为孟子的批评,这一方面愈加凸显而招致更多责难,之后的杨朱后学对杨朱思想主旨重新进行解释,有意识地去除杨朱思想的自利色彩,着力发展和宣扬"轻物重生"思想,改变了流传中的杨朱思想的面貌。

从“重生”到“为我”——杨朱学说的异化历程

"不拔一毛""不利天下"的口号由杨朱首次提出。其虽以"重生"为鹄的,却亦隐含"为我"之倾向。后者在杨朱后学的强调与阐发下,异化出以"纵欲为我"说为特征的享乐主义。该过程以一段魏牟与詹何之间的对话为开端,经由《庄子·盗跖》篇的系统阐发,最终完成于《列子·杨朱》篇。因此,对杨朱后学"纵欲为我"说之发展历程的批判性考察,将有助于澄清学界对杨朱思想的长期误读,进而为全面、深入展开先秦、魏晋道家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20世纪关于杨朱的研究:以蒙文通、郭沫若、侯外庐、刘泽华等人为中心

20世纪对于杨朱的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第一,杨朱学派传承关系的研究,以蒙文通、郭沫若为代表,把詹何、子华子、魏牟、陈仲、彭蒙、田骈、慎到以及宋钘、尹文等人列入杨朱学派,并将其与黄老道家关联起来;第二,对于杨朱思想性质的研究,1949年之后,以侯外庐、刘泽华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把杨朱理论核心定性为强烈的个体意识,并给予高度评价。这种评价和1949年以前胡适等人的评价方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大致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与当时儒家思想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以及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理念及其方法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论先秦道家的养生学派——杨朱“为我”学说述论

杨朱受学于老子,其学术思想在战国中期已为显学,其"为我""贵生"的思想与黄老学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只继承了老子哲学中的"治身"或养生的一面,而将其中"治国"的部分扬弃了。杨朱的养生学之前有老子弟子庚桑楚及再传弟子南荣趎,之后发展为"纵性情"和"忍性情"两派。而孟子着眼于君臣大义对杨朱提出的道德伦理批评,是一种误读,完全没有顾及杨朱以养生为目的的学术宗旨。杨朱的养生学说,对于当今我们如何处理生命自身和物欲的关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个体价值的高扬:杨朱思想新论

“轻外物、纵情欲、达生死、尚无为”是《冲虚经.杨朱篇》的主要内容,其思想核心是轻物重生,全性保真,注重个体生命生存的意义和个性的阐扬。

杨朱学说新考

"全生"之说是杨朱学说的思想核心。"全生"即"全德"。"至德"是最高之德,亦即"全德",是"贵己"理想境界。修道始于自身是杨朱"贵己"说的理论基础。杨朱学说之徒詹何之论全生近于大学之道。

《杨朱》篇中非道德的纵欲主义思想探析

《杨朱》篇对于否定道德的纵欲主义,理论上作了相当细密的分析,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

国民参政会的性质

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社团人士参加的政治机构。它虽然够不上"战时国会",但也决不仅仅是一个咨询机关,而应该是一个准议会性质的机构。

杨朱的思想及其衰亡初探

孟子辟杨墨,杨墨的学说,在后世影响都不大。杨朱的思想资料比较少,在今存的《列子》一书中有一些材料,但《列子》可能成书较晚,所以那些关于杨朱的材料需要考订。结合先秦秦汉时期的有关材料可裁断《列子》中的杨朱材料,考证杨朱的师承年岁,辨析其思想及其影响,考察其思想衰亡的原因。杨朱的思想发展下去,会产生分歧,至少可以歧出四个方向。四者之间,其实相差不远,但都不再是杨朱全性保真而天下治的思想了,都是杨朱思想所可能发展的方向。而曾子的后学,扩充了儒家对于修身的理论叙述,以至有取代杨朱思想的理论、实践意义。最终,杨朱的思想在后世几乎堙没无闻,只成为孟子所批评的偏激者的形象。

宋明理学视野下的杨朱形象

杨朱作为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历史上存在着对他的诸多误解和批评,但理学家朱熹、林希逸以及明代心学传人朱得之等人对杨朱的评价则主要是正面的、肯定的。朱熹明确指出杨朱就是老子之弟子,其学“超然远举”,他视杨朱为老子正宗的继承人,把杨朱放在道家思想史中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林希逸以“自然豁达”来概括杨朱思想的主旨;朱得之则认为杨朱思想“天真不凿”,有“旷达之怀”,于世有益。上述三位儒家学者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杨朱,并不约而同地肯定了杨朱的为我之学,而从本质上则反映出宋明理学对道家思想的深度认同。

道家杨朱人生哲学新论——从老子到庄子的摆渡

杨朱是一位原始道家哲学人物,他以自然主义感觉论即人是一个感性实体为地基,以物我、人己、生死、名实等范畴为构架,构建了其"重生""为我"的自然主义生命哲学体系。与列子一样,杨朱是从老子到庄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过渡,丰富了庄子的生命哲学,所以,学界有"老、杨、列、庄"之说。但是,由于史料的不足和认识上的偏颇,自孟子以后,杨朱"轻物重生""人人为我"的思想被曲解了,成了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的化身。实则,杨朱"重生"的实质是"贵义",其"为我"的目的是"为人"。杨朱受了老子思想的影响,以"全性保真"为宗旨;在思想上,反儒非墨,认为儒家的仁义道德不但虚伪,而且害性伤真,墨家的兼爱、利他则虚妄不实。因此,具有理想个人主义思想的杨朱主张以"人人不利天下则天下治"的自治来对抗儒家礼乐的君制,以自爱、自利、尚异来取代墨家的泛爱、利他、尚同。而杨朱张扬主体的思想则富有积极的现代性。

杨朱“为我”、“贵己”思想是一种治国之道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杨朱学说的核心或重点是一种治国之道,其根据是《列子.杨朱》中的几段话。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话不可能是杨朱的意思。杨朱的主张并不是一种治国之道,他只是坚持一种个人对待社会、国家的态度。

论杨朱后学论辩对象的改变

杨朱与墨子的学说占据了两个学术极端,杨朱理论的主要论辩对象就是墨子。而杨朱后学理论主要体现在《列子.杨朱》中,其论辩对象发生了改变,潜在地指向了儒家。其原因则在于文化环境的迁移。

庄子的道德:在悖论中寻求解脱

庄子以"自然无为"为理念建立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但是庄子的道德观充满了内在的悖论。这样的道德观是由其道德的二维对立的结构模式所决定的。在这种思维模式的作用下,过度抬高个体道德的价值和意义,贬抑甚至摒弃社会道德,企图寻求最自由、最完美的道德生活。但是,由于个体道德失去了生长的基础和环境。所以,解脱的结果,只能是虚无。

杨子的社会思想初探

杨子"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等思想在当时能获得极大影响,在于他代表了对于诸侯争霸战争、"率土地以食人"者厌恶、反感、憎恨的广大下层民众的情绪、态度和立场。从现有的材料看,杨子只是坚持一种个人对待国家和社会的态度,并没有真正将其上升为一种治国原则。杨子的社会思想是对以家族制为基础的社会体制的一次反叛。作为中国社会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杨子第一个提出了以个人为本的思想,认为个人的存在高于国家和社会。

杨朱与庄子对个体生命的关怀

有人说中国文化中不存在关于个体论思想,也就是说,对个体的感性生命、个性情感不关注。事实并非如此,其实,杨朱与庄子都关注个体生命,而且在关注个体生命的同时产生出不同的人生追求。

杨朱“异端”形象的历史生成

杨朱"异端"形象的生成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经历了由"显学"到边缘化,进而又被作为"异端"代表的演变过程。先秦时期杨朱之学较为流行,虽然多被指摘,但只有孟子将其视为"异端"。而两汉时期不管是汉初推尊黄老还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杨朱皆处于边缘地位,"异端"形象并不凸显。魏晋时期由于玄学兴起,加之张湛《列子注》问世,杨朱的形象略有起伏,但是并没有成为热点问题。至唐宋时期伴随着"崇孟"与"排佛老"思潮的兴起,杨朱被列为"异端"代表广为诟病。理学的兴盛与科举的发展,强化了杨朱的"负面"形象,唐宋时期所塑造的"杨朱像"一直延续到晚清。

印度：在禁欲与纵欲之间

一、强奸案与印度女性的社会地位 2013年初，印度女性被强奸、轮奸的系列报道，充斥着全世界媒体的版面。恰逢此时，我和家人到印度旅行。听说我们要去印度，不断有人告诫：注意安全，一家人一起走，不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