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老学之道突破的内在逻辑发微

“道”作为《老子》的核心范畴由具象性的获得而实现的突破必然有其内在逻辑,在王弼的《老子注》中其实隐含了对这一线索的厘定。王弼从“如何能周全万有”问题的考察出发,在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进行批判过程中,发现天地通过向它者取法而得以周全,进而在追问其所法者为何的过程中,得到了作为万有之本根的“混成之状”。这是凭藉其无限性克服了“形名”的局限。同时,“混成之状”侧重于对本体样貌的描述,不能最大限度包容万有并突显其根据性,所以以“道”字命名便是必然选择。从此,“道”便获得了突破而成为最高的哲学范畴。

名家的精神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哲人对于中国哲学颇多鄙薄之辞,但即使是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黑格尔说的“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似乎只是指《易经》。《易经》的卦象符号当然是“极抽象的范畴”,“是最纯粹的理智规定”。但黑格尔不知道的是,中国人不仅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而且曾经在“纯粹理性的学问”方面达到了至少不逊色于西哲的高度。以惠施和公孙龙子为代表的名家就是显著的例证。

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探赜

“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是先秦名家的重要辩题之一,记载于《庄子·天下》篇。目前学界对该辩题的内涵、学派、性质等问题的研究存在歧见。辩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是对当时名实之辩的理论回应,其中蕴含的“以名举实”的理论关怀体现了对儒、墨、道、法等主流学派“以名制实”思想的发展;它讨论了物影的同一性、改换和运动的差异性问题,符合科学、逻辑规律与公孙龙“唯乎其彼此”的思想,并不能称为诡辩;它重视概念分析的特征,反映了当时中国哲学思辨理性的发展程度,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巨大包容性。

“物”与“名”的世界——名家的道德与政治思考

先秦名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一家,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在近现代学术研究中,学界几乎只关注了他们的逻辑学思想,这是一种巨大的缺失。当我们以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多维度的哲学视野来重新思考先秦名家后,可以发现他们一方面以“物”的观念将天地与万物统一化为一个“物”的世界,而天、鬼神等因素不再考虑;另一方面以“名”的观念来对应“物”,从而以“正名”的方法来处理诸种现实问题。在前者的影响下,公孙龙子和惠施共享了“兼爱”“泛爱”的价值观念;而因为后者的原因,他们对现实问题采取了审核名实、注重变法等方法。

论孟子政治学在先秦儒学史上的转折——以孟子基层治理论说的缺环为中心

《论语》和《仪礼》等孟子以前的儒家文献都对基层治理有所关照,士君子是实现乡治的动力之源;而《孟子》中少量关于基层治理的讨论,都是从王国政治的角度展开的。孟子从“性善—仁政”的逻辑出发,将治道的主体赋予君主。面对战国中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他不惜对儒家政治学原旨做出改变。孟子忽视基层的治理,在战国儒门各家中比较少见,在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中也非主流。但孟子的“上行”政治路线,为儒学作用于国家政治打开了局面。

周代名学的历史发展及系统观照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一个名实相悖、是非混淆的时代,专门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应运而生。名家的代表人物,春秋时期是墨子后学和邓析,战国时期是尹文、惠施、公孙龙和荀子。他们“疾名实之散乱”,建立了“循名责实”“以正名实”的名学,体现了救世情怀、贵智特色和思辨成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周代理性意识的觉醒。由于公孙龙子已撰文论析过,此文按历时的顺序,系统阐释墨子后学、邓析、尹文、惠施、荀子的名学思想和贡献,希望为人们整体把握周代逻辑学的演变脉络和基本主张、认识周人的理性觉醒提供一份有益的参考。

对名家及名学的重新认识

20世纪名学研究既有巨大的成就,也有严重的偏差,这种偏差在于将对"名"自身(语言结构、论述方式、思维方式)的研究和对"名"功能(伦理功用、政治作用)的研究混为一谈。无论从思想史实际情况看,还是从后世对"名家"的定义看,都显然存在着两种"名家",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从事"事实判断"的名家远没有政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注重"价值判断"的名家影响大,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要远多于继承,如果对两种"名家"没有明确的区分,不以此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那么,"名家"研究就很容易走上歧路。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公孙龙子·坚白论》新解

在传统名学逻辑化研究范式中,多注重以“概念”释名。公孙龙的《坚白论》常被误读乃至曲解。公孙龙在《坚白论》中,以“假物取譬”的论说方式,深度揭示了“以通称随定形”的兼名合成法则,从新维度解读《坚白论》,对于恢复公孙龙名学原貌,重新审视公孙龙名学思想,客观评价公孙龙名学成就,极富学术价值。

论中国古代名学的理论贡献——从语词符号的角度

从现代语词符号的观点来看,名学正确揭示了名的符号功能,详细阐发了名称与指谓对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规范名实关系的确定性原则,较深入探讨了名称的生成特点和兼名的合成规则,详细讨论了不同名称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兼名的独立性。

名辩思潮与芝诺悖论的历史命运

在先秦时代，名家曾经一度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在此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名家的抽象思辨则受到普遍的轻视与排斥。综观中国哲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正是由于纯粹理性思维的缺乏，给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深度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对比古代希腊芝诺悖论在西方的积极影响，我们应该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

论先秦名家“诡辩”的语言哲学意义——从“使用”与“提及”的观点看

从语词的“使用”和“提及”的区分角度提出,名家被误解的原因很可能是古汉语缺乏标点符号,因而不能准确表达名家命题的思辨理性真义。各派哲学对于名家关于语词指称问题的哲学思辨内容的批判是由实用主义出发,从语用角度进行的,批判的角度和方法都是错误的,导致名家的纯语言思辨理性萌芽的过早湮没。

《吕氏春秋》之于名家评析

《吕氏春秋》是一部综合诸子百家学说而成的著作，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名家学说在《吕氏春秋》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吕氏春秋》之于名家的意义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存了先秦名家的部分相关资料；二是可以启发学术界对中国思辩哲学相对落后之原因等深层问题的思考。

“辩者21事”之解读:分析性理性要与辩证理性相结合

名家学派特别注重"概念流动性"及其内涵的矛盾性,提出了以"辩者21事"为代表的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悖论性命题。"辩者21事"旨在揭示运动的内在矛盾性,讨论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讨论生物演化,刻画理想化概念,以及围绕语言哲学问题展开并且涉及逻辑、认知过程与心灵哲学。所有涉及运动、变化的悖论性命题唯有运用微积分的辩证法思想,并且结合逻辑分析,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其实,辩证法应当经受得起分析哲学家的批判性分析。在进行语义分析与逻辑分析的过程中,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有机结合,即能够正确解读所有相关悖论。

伍非百名家思想论略

伍非百在《中国古名家言》中对"名家"作了较为新颖、全面的研究。伍非百把先秦与"名"有关的学问都归入"名家",是一种广义的"名家"观;伍非百认为"名家"始于邓析,"名家"与"形名家"异名同实;在系统论视野下讨论"名家"现存典籍,名学即逻辑学。

“轮不碾地”诸说考评与新解

前贤对名家“轮不地”命题的各种解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考释辩者命题必须充分重视战国时代大辩论的背景和辩者关注自然、讲究思辨、喜欢标新立异的倾向。在此基础上 ,从科学历史的角度对“轮不地”命题作了新的解释 ,讨论了它与《墨经》“儇禾氐”的关系。

阴阳五行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念

阴阳五行与中国传统历史观念范立舟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观念之一，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学。它不仅是传统中国人看待宇宙、看待自然的工具，也是解释人生、解释历史的理论。本文所探讨的乃是阴阳五行学说支配下的历史哲学体系。一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以“白马非马论”见先秦名学之特质

公孙龙《白马论》是先秦名学思想的典籍。名学并非诡辩,也不等同于亚里士多德逻辑理论中的概念说,而是世界符号学文化的原生态之一。

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伦理价值

本文从伦理的角度 ,考察了魏晋时期名教自然之辨的主要观点与基本阶段 ,认为玄学家们虽然掀起了一股虚浮、腐靡的浊浪 ,但也暴露出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性。他们将本体论与伦理学结合起来 ,探讨道德的合理性依据 ,有助于提高道德哲学的思维水平 ,促使儒道伦理思想的结合 ,在理论上是有价值的。

从管理哲学视角看先秦名家的治道模式

先秦名家是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之一,该学派主要以诠释"名"与"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并将之抽象逻辑化阐释国家管理。其治道思想以"正名"为宗旨,以"道用"为目标,以"定名"为行为标准,以"分离归一"为运行形态,以"名法统一"为约束机制,构成了名家思想的管理体系。以本质观、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等构建了管理型名家的治道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