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婴儿”意象看《庄子》思想的承变

“婴儿”作为一种意象,散见于先秦诸子百家尤其是道家的述学语境中。老子开拓了道家以“婴儿”体道的先例,庄子也资取了老子“婴儿”意象所传达思想的某些成分:对于素朴古远、自然生命状态的追溯与回归;具有柔性色彩、弱德;自性完满、自他疏离等。与此同时,庄子又注入了他个人所特有的生命格调,因而庄子的“婴儿”与老子不完全一致,主要表现为:从政治集体走向个人人生的“无为”;内直而外曲的全生选择;顺应自然与超自然的精神对抗。而庄子后学由于诸子述学逐渐趋向会通以及时代使然,其“婴儿”意象在承继老庄思想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新质:对儒家“中庸”观念与仁者情怀的接受。

《庄子》“古之所谓隐士”探赜

“时命大谬”是考察“古之所谓隐士”的关键。分析《缮性》篇古今对照的行文风格,结合与《庄子》同时代的学者对“今之隐士”的批评,此处的隐士应诠解为无论时命顺蹇,皆能排遣外物、调适内心,做到与时俱化、安之若命者,而不是在“时命大谬”与“不当时命”困境下,主动抑或被动地采取伏身、闭言、藏知等行动来保全自身者。隐士突显了透过排遣外物侵扰的工夫,从而实现随顺时命的内在超越。

道家思想在美国的百年传播研究

在20世纪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碰撞融通的学术语境下,道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传译中介和“形象大使”。大批中西方学者通过对道家思想的译介和阐释来为其理论寻找据点,尤以美国最为突出。道家思想在美国的传播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附会与比较(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阐释与借鉴(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对话与互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通过厘清道家思想在美国的百年传播史,呈现其接受语境、基本特征与变化趋势,可以彰显中国传统文化参与中西文明互鉴的意义。

关于新道家建构的问题

陆建华认为,新道家的建构从范畴的维度来看,就是不以道家现有的核心范畴为核心范畴或创造出新的范畴来建构新道家;从哲学资源的维度来看,一种方法是立足于道家,吸纳道家以外的思想建构新道家,另一种方法是只借助于道家自身的资源开出新的哲学;从个性与时代的维度来看,就是突出个性特点,使新道家既具有时代性,又超越时代局限性。

道家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道家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依据“道法自然”的原则得以透显的。当它依据这个原则去求“真”时，则表现出合规律的遵道循理、追求世界的本真状态和在其相对主义体系中潜含着若干科学认识因素的科学精神。当它将这个原则延展到属人的世界而成为价值范畴时，则表现出众皆平等、“常德乃足”和安顿人类生存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道家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展示了“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相统一的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并对弥合当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裂，建构新的科学人文主义有借鉴价值。

《老子》经典化考述

先秦时期《老子》是诸子著作中的一种,处于子书的地位。汉简本《老子》的出土表明,至迟在西汉早期《老子》已被后学尊称为“经”且题以“经”名。此后,《老子》一书越来越受到重视,到魏晋时期完成了其经典化的过程。考之典籍可知:《老子》由子书上升为经典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老子》在学术思想层面的经典化;其二,《老子》在社会生活层面的经典化。《老子》以其深邃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政治和民间社会生活的走向,其经典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影响逐步彰显的过程。

先秦儒道两学“和谐”思想之比较

在和谐思想方面,儒道两家相互补充、相互对立,共同引导着中国人的总体和谐思想。文章通过对中国先秦儒道两家和谐思想中关于“和谐本体论思想、和谐认识论思想、和谐伦理观思想”的比较,剖析他们的对立统一之处。

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的研究与反思

谶纬是汉代重要的思想之一。从1905年到现在中国的谶纬学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年了,所以有必要对中国百年来谶纬学的研究进行一番回顾和反思,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这百年来中国谶纬学研究的状况和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谶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趋向。

从秦人与儒学的关系看儒学的传播

"儒者不入秦"是传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由对昭王问"儒术"、《吕氏春秋》的编纂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综合研究,秦人与儒学的关系应被重新认识。自荀子西入秦后,儒学已在秦地广为传播,对固有观念和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党报理论宣传与和谐社会建设

理论宣传是我国大众传媒的重要职责,报纸的媒体特质和传播特点使报纸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搞好报纸理论宣传对建设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庄子·天下》“不可与庄语”辩正

《天下》篇“不可与庄语”之“庄”,当据郭象《注》佚文释为“庄周”。此种诠释不仅得到惠施卒后庄周“见世莫可与语”之传闻的支撑,而且合于庄子“知而不言”“不言则齐”的精神旨趣,并在文脉与句法上得以贯通无碍。而“庄正、庄大、正大、法言、法语”等有“言”诸说,在义理、句法上皆有诠释缺陷。无论是以“周”解“庄”,还是以“大”解“庄”、以“正”解“庄”、以“法”解“庄”,都深刻打下了诠释者的身份与时代烙印,体现了“庄语”诠释之阶段性特征。以“庄”为“庄周”,还为《天下》篇作者与年代之锚定提供了关键证据。

老子文艺思想研究三十年

《老子》尽管并非专门探讨文艺的著作,却对中国文艺思想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老子表面上反"美"、反文艺的思想倾向,导致其文艺思想研究长期处于沉寂状态。新时期以来,运用整体观照、阐发研究、中西比较等多元方法,从美学、文论的角度研究老子,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十年来,老子核心文艺思想探究的深广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论技术发展与流行音乐产业的变迁

回顾了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历程,分析并讨论了技术发展对流行音乐产业变迁的影响。在广电媒体时代,音乐的生产与传播都是单向的,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给大众的音乐参与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流行音乐的生产与传播也比以前更加多元化。同时,音乐的批量生产和快速传播所带来的音乐同质化、伪个性化等问题依然存在。在我国流行音乐产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推动我国流行音乐产业更加健康、快速发展。

从《吕氏春秋》的天人观看其存在哲学

宇宙生成是以气、阴阳为本的。天、地、人万物产生,体现了天地宇宙的生成之理:好生是宇宙存在的根本之道。天人同源,同类相感,不仅体现在行为的层面———天人感应;也体现在哲学认知的层面———本生、贵生、重生。这是人类因应天道而应遵守的生存之道,是人的一切行为的起始依据和最终归宿。

先秦儒家和谐思想对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天人合一、人伦和谐、中庸之道是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体现。这种和谐思想对于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借鉴先秦儒家和谐思想的合理成份,有利于协调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对于协调民族关系,解决民族矛盾,实现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严遵《老子指归》道德观探析

文章对汉代道家学者严遵的道德观进行了初步探析,指出了他以《老子》的"道生万物"的本体论和《庄子》的相对主义作为哲学基础,集中阐发了"无为自化"、"返归真朴"、"和者道德之用"、"细名轻物"、"知足知止",以及"留柔居弱"、"不为刚强"的道德取向。这些不仅在中国古代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亦具有历史借鉴的现实价值。

和谐社会的俭约之道

强调和谐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天和、人和是道儒两家都重视的。但就它们的逻辑排列而言,道儒两家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儒家强调人和,依据社会的需要来营建社会的和谐,其具体操作就是依据血缘亲疏关系的"仁"来决定具体行为的内涵的方法,结果是对人自身和谐的忽视,造成社会与个人的分裂,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是投入多而结果少;道家则从公平的"不仁"切入,不偏于个人的欲望,不偏于人际关系中的自己,不偏于人是万物关系的一部分的定位,从个人到社会他人,从内在本性到外在要求,依归自然无为的轨道,不仅强调社会的和谐在个人的和谐,个人的和谐在内心的和谐,而且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只能在他者价值的实现中才能得到保证,这既为营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打牢基础的参考,也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揭示了俭约的路径。

论黄老之学成说于稷下学宫

"黄老"作为一个学术名称,从字面意义上看,是指传说中的原始社会部落酋长黄帝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合称。而这两个本不相干的人物,是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结合起来的?其结合的缘由又何在?廓清这些问题,对理顺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特别是道家学派的来龙去脉及演进历程,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身心“趋衡”的生命哲学初探

道教的生命哲学属于一种性命双修的趋衡论,强调的是人的身心健康与平衡。道教所谓“修身”,旨在使人的身体各项机能趋于平衡、稳定;道教所谓“修心”,是要在保持人的心理平衡基础上,寻求其形上精神境界之超越。人的生命存在绝不仅仅只是肉体器官的功能作用,同时还是意识、精神的活动展开及心灵、境界的不断升华。因此,道教的生命哲学不仅试图尽可能地延长、保持人的肉体生命,还要从生命体中创造出更高级的精神境界来时时更新自己。这个过程有其变化规律,道教的生命哲学就是要探讨、实践这种规律,使人的生命存在得到超越、升华。

“得时无怠”与法后王——从时间维度对李斯政治哲学的解读

李斯的政治思想是在“得时无怠”的时空截面和厚今薄古的时间流程中完成的。“得时无怠”是对当下的时间片断的重视和把握;薄古厚今是“得时无怠”从纵向的时间过程中逻辑地发展出的历史观念。在此基础上,李斯明确地反对“师古”,倡导因时制宜,师法后王。这种时间观和政治理念有其两面性,一方面促成了李斯在政治上的业绩,另一方面又为秦王朝的覆亡和李斯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