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道与治道之间:汉初皇权的正当性与稳定性分析

儒生辕固生与道家黄生在景帝跟前争论汤武革命,这是在面对高帝代秦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而景帝却看到了对权力稳定性的威胁。汉初先后发生过两次继位之争,一次是刘邦想更换太子,被叔孙通用晋献公的历史教训给拦住;一次是窦太后想景帝立其弟梁王为太子,被袁盎、窦婴等人运用公羊的“君子大居正”之义成功阻止。这两次事件都因威胁到权力的稳定性而起,而在应对过程中却体现了政道的自觉意识,故在政道与治道之间无法割裂看待。

论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政治经济思想的核心以孔子的“仁学”及教化思想为根柢,建构德法(刑)并用,以德为主,刑为辅的治理体系,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其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奉行儒家“均贫富”的社会理想,以满足人民必要的生活需求、巩固“大一统”国家统治为目的,抑止权贵、豪强,平衡社会财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扬雄儒者身份认同下的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

特定的时代背景、思想环境和个人经历造成了扬雄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他推崇儒家代表人物孔孟,认同儒家观念和儒家经典,同时捍卫孔子儒学思想纯洁性,以一名儒者的身份自居。在儒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下,赋家扬雄在辞赋书写与赋论成就方面表现出浓厚的儒家色彩。赋作方面,在儒家经世思想影响下,扬雄辞赋创作体现出以赋入仕、以赋纳谏的目的;同时继承儒家美刺传统,采用修饰文辞、婉转达意的创作方法;将儒家明哲保身、重视民生的观念纳入创作内容;晚年又因赋不能“用”而“悔赋”。赋论方面,在儒家重文观、中庸观、诗怨观的影响下,扬雄最早认识到了赋文体“丽”的审美本质,率先将“则”作为辞赋的分类标准,创新建构了赋文体“讽谏”的实际功能,在中国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思想影响初探

正谊明道,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来,学者以正谊明道解释《周易》《春秋》、诸子等思想,阐释其内容,发掘其意义,追根溯源,古今融通,体现出正谊明道继往开来的地位与影响。以正谊明道与义利观、治学、道德、佛教、报应等思想相联系,提供衡量尺度,解释其思想,衍生出新思想,相得益彰,促进了相互发展,扩大了正谊明道的影响。前贤今哲对正谊明道思想,既有颂扬、弘扬者,又有质疑、批判者,不同的观察视野,相异的看法主张,形成研究正谊明道的合力,推动正谊明道研究的深化,丰富其思想内涵,扩大其传播领域,使正谊明道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思想影响。

《春秋》的“补敝起废”——《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新解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回答中大夫壶遂的那一段话,也被班固撰写《汉书·司马迁传》时全部转抄,两史连载,影响深远。但它应该是“太史公”所谓“余闻董生曰”的内容,整个都是援引董仲舒的,并非太史公本人的观点阐发。《春秋》“新王”受命而改正朔,制正月,不再奉周之正朔,重新建构出一个道统。《春秋》经虽非历史却能够创设历史,足以成一代之法统。历史的最高点不在现实的王朝更替中呈现,在《春秋》的经义之中历史才能达到境界升华。公羊学话语系统中的《春秋》绝不只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阐发王道、揭橥正义的伟大经典,因而它超越了具体史实和繁琐事务,指向事情背后的意义、价值,具有形上高度和超越能力,却不“空言”,注重在“行事”中展开理性分析和思辨阐发,而成为一部典型的政治哲学教科书。

贵元重始:董仲舒“天人一”说再探——兼论天之“神”

董仲舒天人哲学借助阴阳、四时以及五行,描绘了天地人运作化生的内在一体机制。天仁运作化生之功即“元”机的发用,其以“微而至远,踔而致精”的情势呈现出无形、幽玄的性能。因此,天仁的生生不息、大化流行因其精妙、超绝和完美而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潜然兼具了“神”的意蕴。董仲舒天的哲学基于自然并超越自然,呈现出精要的“元”机的形上义理,即天人同心、共情而为一。“元”是董仲舒“天人一”说的发端,旨在凸显人的主体性价值。

西汉董仲舒学术继承者考述

董仲舒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大半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其故里及周边都有相关遗迹。胡毋生与董仲舒并无师承关系,但可能二人有相同的学术渊源。董仲舒有五大弟子: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吾丘寿王、东平赢公。龙门司马迁并非董仲舒的入室弟子。东平赢公守师法不辍,其再传弟子严彭祖、颜安乐形成严颜学派,传承董仲舒学说。

《天人三策》和董仲舒的治国理政思想

《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对汉武帝寻求治国方略所做策问的答复,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以公羊学之法为汉代更化改制,并为其提出的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董仲舒基于汉代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将儒家王道思想与天道联系起来,要求天子从“正己”出发,借助于“德主刑辅”“王道教化”等治理手段,帮助汉代加强了以天子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统治,实现了“大一统”的理想目标。董仲舒提出的治国方略也帮助儒家确立了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的正统地位,对中国近两千年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春秋繁露》“道”论疏解

《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对于“道”的使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春秋》之道、先王之道、天地之道以及圣人之道。作为《春秋》学的大师,董氏的立论根基即是从“《春秋》之道”出发的,“《春秋》之道”奠定了整个董氏政治哲学的基础;而“先王之道”则是“《春秋》之道”的基本内涵,其实质就是王者配天;由此,“天地之道”就是董氏所有政治哲学讨论的依据,无论是原则还是具体措施,都是依据“天地之道”而展开的;而“圣人之道”则是董氏之“道”在教化成善上的一个具体的表现。董氏以政治哲学的建构为基础,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道”的阐释系统。

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外在融合与内在突破——以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再认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代重要的文教国策,而这八个字是民国学者易白沙概括定义的。董仲舒当初的提法是“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了儒学的外在融合与内在突破,“法天行道”的“天道儒学”与“礼法合一”的“礼法儒学”是其主要内容。“天道儒学”既融合了先秦儒学、阴阳、五行思想,又在阴阳五行中加入了“自然之天”和“天子”伦理的因素,构成了一个天、阴阳、五行和人间“天子”伦理相“中和”的庞大理论体系。“礼法儒学”把“天道”和人伦秩序融合起来,因为“天”与“人”具有同质性,而“道之大原在于天”,所以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秩序等也与“天”相参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家理论和实践上具有“诛意”的伦理意义,对后世儒家道德的传承、发展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探汉代经学中的赋比兴说

考察赋比兴所自出的“六诗”“六义”说在汉代经学中的出现与诠释过程,可知赋比兴作为一组关联范畴出现在经学论述中始于东汉时代,但直至汉末并未作为观念架构应用到《诗经》的诠释。真正影响汉代的是《论语》“诗可以兴”的观念,《毛传》之以兴说《诗》及王逸《楚辞章句》的以兴解《骚》都属于此一传统,这也是《毛传》及王逸“独标兴体”的真正原因。由于汉代经学家未以赋比兴的观念架构论述《诗》《骚》,因而应将汉人对《诗》《骚》之兴的论述从赋比兴的观念架构中分离出来重新诠释,并重建从以兴论诗到以赋比兴论诗的观念史。汉代经学史及文学批评史亦应改写。

董仲舒王道政治思想的六重维度

董仲舒王道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民本、天道、君主、秩序、伦理、制度等六重维度。民本论、人性论、德治论、教化论等主张构成了王道政治的民本维度。奉天、法古、崇圣、受命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天道维度。屈伸之义、任贤制官、尊君卑臣、君德修养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君主维度。大一统、五正、调均、太平构成了王道政治的秩序维度。三纲五常、礼乐仁义、道义、尊礼重信构成了王道政治的伦理维度。郡国二元制、守常、改制、存二王后构成了王道政治的制度维度。董仲舒王道政治思想的六重维度在天的涵摄下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

王充通经致用思想新探

以往学术界多以“疾虚妄”或“实事疾妄”“疾虚妄、归实诚”来概括王充思想的特点,并对其敢于批判经典或前人旧说中谬误的精神大加赞赏,而相对忽略了王充思想学说中通经致用的基调。事实上,通经致用堪称王充思想的一大特色,体现了吴越实学和中原儒学在王充身上的交会。王充以儒学的价值理性来统摄吴越实学,又以实学的求实精神来检验中原儒学,追求儒学和实学的统一。而通经致用、实事疾妄的背后则是王充经世济民的苦心。

严遵如何“以老释老”?——从《老子指归》的文辞、思维与意旨切入

作为诠释《老子》的早期注本,严遵《老子指归》的目标并不在于析解字面文义,而是通达《老子》一书的核心意旨,并以此为门户对天地、阴阳、夫妇、父子、君臣和万物的关系等作出理论阐释。相较于其他《老子》注本,《老子指归》在诠释具体细节和保持哲学视野间取得了巧妙的平衡,这得益于严遵在铺陈文辞的同时保持了“以老释老”的诠释方式。具体而言,在文本层面上,《老子指归》在行文用语、句式、修辞等方面承袭了《老子》的文辞表达;在思维方式上,《老子指归》沿袭了《老子》类比和对反的理路;在义理层面上,《老子指归》对“道”“德”“自然”“无为”等核心概念与重要观念的阐释运用都力求契合《老子》要旨。通过“以老释老”,严遵既完成了对《老子》的注解诠释,又展现了其对天地万物和社会运行法则的哲学思考。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从“以《春秋》为纲”到“以周礼为本”——郑玄的经学史意义

汉代末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以成一家之学。郑玄的经学构建不仅是重新解释经典,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学的根本性变革。两汉经学以《春秋》为基本纲领,而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解群经,经学成为礼学。经学的内涵,从孔子为后王所制的价值体系,转向圣王制作、孔子整理的礼制规范。对经学的整体性理解,也从“空言”转向已经实行的“行迹”。五经的性质,从两汉经师所注重的微言大义、家法师法授受转向客观知识,即经学从口耳之学转向眼手之学。正是经过郑玄的改造,“礼”从一种价值变成一种“规范”。而汉以后的王朝形成了制礼的传统,“礼”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

行权与死义:董仲舒“国灭君死”说考辨——以齐顷公和纪侯为例

“国灭君死之,正也”最早见于《公羊传》,董仲舒对其进行了重新建构。与《公羊传》“君获”而“绝之”的阐释不同,董仲舒认为,“君获”等同于“国灭”,“佚获”较“君获”罪更甚之,“国灭”则君应死之。《公羊传》对逢丑父代君而斮本无褒贬,意在批评齐顷公“佚获”,董仲舒则以齐顷公无耻和纪侯死国阐发“贤死义”之义理,且将其纳入经权讨论,认为只有臣子在危亡之际可行权,国君则不能。董仲舒将纪季在纪国灭亡之际以酅入于齐的行为,解读为纪侯命其弟所为,纪侯的存社稷是以纪季代为行权实现的,变《公羊传》的“贤纪季”为“贤纪侯”。董仲舒“国灭君死”说虽与《公羊传》有所差异,但其与公羊义理一脉相承,因而可以说是对公羊义理的完善和发展。

董仲舒君子论之天元端机及其王道意蕴

董仲舒君子思想以对天性的洞明而展开,为君子人格的挺立奠定了至上性的先天根基。君子在“本天元”的生命复归中,于元之生生境域,承元之正,守元之仁,在“知仁谊”与“重礼节”的程式中,径入“安处善”与“乐循理”之境,逻辑上型塑了道德完美主义的君子主体人格,从而潜在地为庶民人格培育提供了范式与诱导。在天元涵摄中,君子品质复归于生命之本真,体悟生命原态的安然与自适,同时客观上导引社会渐次趋于整体良序。由是,董仲舒“天性”君子论自然具备了王道意涵。